我转学后的第二年，无意中听说周老师也结婚了。
消息来源于跟周老师一个村儿的其他班级同学。
那会儿我们流行玩跳一种花式橡皮筋——两条腿有韵律的蹦跳的同时，把两根弹力很大的皮筋绕来绕去，空中飞针走线，最后分花拂柳，结束时两条腿不被橡皮筋缠住，就有那么厉害。并且跟升级打怪一样，跳的花样儿不断翻新，不断加码，越来越繁复，难度往上拔。
因为跳得好，喜欢这个游戏的同学常常来围观，跟着就是揣着要把人比下去的心思加入进来。大伙儿开始斗跳橡皮筋，比谁跳得好，比谁升级得快。就这样，通过跳皮筋扩大了社交圈子，我们认识了一个外班的陈姓学生。
陈同学的父亲是个村医。
陈家专门开辟了一间屋子看诊，那屋里几面墙上的柜子和木架上都放的中药材，满屋浓郁的药味儿。
因为听说陈大夫医术还不错，后来有次我还去请过他给我奶奶治支气管炎。
我奶常年呼吸就像在喘粗气，喉咙里发出拉破风箱一样的粗粝的声音。
那天我吃了午饭就出发，一个人徒步穿越几个村儿去请人。很不巧，陈大夫出诊了，我直等到晚上九点多他才回来。他人很好，不管那会儿夜已深，简单问了下我奶的情况后，立刻收拾了些可能需要用到的西药，背上药箱就跟我走。走到半道，碰上爷爷和大伯拿着手电筒找过来。他们不知道陈大夫家，是一路打问过来的。
我去请大夫的事情只给奶奶打了声招呼就走了，结果半夜都还没回家，爷爷差点没急死，狠狠把奶奶骂了顿，家里闹出一场不小的风波。我倒没想多的，也一点儿不怕。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陈家，只知道他在什么村，然后非要在人家里等，从中午等到晚上九点，很执着，就想给奶奶一定要好大夫请到。
陈同学得知我们是马鞍村村小转过来的，说，噢，马鞍村小学？我知道！我们村那个得了羊癫疯的男的就在你们村小教书嘛。
我们立刻问：“是不是姓周？”
“对的，是姓周。”
“那就是我们的周老师诶！”
其实问姓氏实在是多此一举，我们那儿十里八乡也就他一个得那个病。所以当年他第一次发病，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离开了马鞍村小后我们越发怀念周老师，他严格的教育模式已开始让我们尝到甜头——我们几个中途转过来的插班生在班里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全拜周老师的竹篾块所赐。
新学校不流行打手板心了，它流行罚站——到乒乒球台上去站一节课，流行抄作业，或是一个人做大扫除。这太软乎了。
棍棒底下出孝子，黄荆棍儿出好人。
这话不是没道理的。
我们几个自然要向那同学打听周老师的近况，他家住哪儿？他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他的病好些了吗？
“应该好些了吧。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大半年没来找我爸抓药了。”然后陈同学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表情和语气，撇着嘴告诉我们：“你们周老师结婚了，晓得吧？就今年三月份结的婚。”
我们几个登时就愣住了，无声地相视一眼。
大伙心里都隐秘地浮出同一个想法——周老师他那个病，竟然还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我敢肯定，这个想法绝对不止我一个人有。
这个想法真是罪过。
我们就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但能及时认识到错误并立刻改正，善莫大焉。因为我们几乎是在愣过之后，都不约而同为得知周老师结婚了而表现得非常开心。
当然我们知道这份开心那么心虚，越开心，越心虚。它是有作用的，要来消除掩盖我们心里不该有的那种可恶的负罪想法。
这还不够。不知谁起的意，说咱们约个时间一起去周老师家，送去迟到的恭喜祝贺吧。
其余的人立刻附和。
我们六个半大孩子，我和堂姐、六队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和四队的两个男孩子，六个人都是第一次干这种“大事”，很严肃，也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我们坐在膝盖高的胡豆丛下，各抒己见，热烈地商讨着该给周老师送什么新婚礼物好。
凑钱买不可能。那年代大人的兜里都没几块钱。
往往要用大钱的时候，好比我们每年开学，大约都要交十多二十块钱的学杂费，这就是个大钱。为了凑足钱，每到开学前，大人们就要集体赶一次集，卖米卖粮食卖家里地里收获的菜蔬、水果、禽蛋……凡事能卖钱的都行。就这样才能得来几个钱给我们交学杂费。何况给我们零花钱，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也不可能向大人要这个钱。我们只想悄悄干这个事情。如果告诉大人，事情就变复杂了。一来，都知道家里经济困难。二来，因为周老师结婚已经结过了，当时他又没广发结婚请帖，这只是事后我们想给与的恭贺。三来，在那时候的农村，要很亲近的亲戚，才会在别人并不喊吃席的时候仍会送礼物过去。
我们猜测大人们大概率是不愿同意这桩不划算的“破费”之举，所以，我们只想要悄悄干成这件“大事”。
并且，礼物最好是现成的东西，不用再花钱买的，价值合适的。
贵重的我们出不起，只能想一些便宜又体面的礼物。
大伙儿想了半天，想起家里给那些生了孩子的人家“打三招”——就是孩子满月办席，送母鸡送鸡蛋送红糖之类，喜庆，人家收礼的也开心，于是决定送鸡蛋和糖。
红糖不好搞，一般人家家里不常备，但水果糖几乎每家都有，存着专门用来送礼的。鸡蛋就更好搞了。农村人家，家家户户都养各种家禽。春天的时候，鸡仔都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孵。防着老鹰来抓小鸡，还是这个季节我们小孩子必不可少的家务活儿。
堂姐是我们几个年龄最大的，她权威地说，好事成双，结婚是好事，送礼要送双数。
我打算送二十个鸡蛋给周老师。
鸡蛋能吃掉，糖的话，估计会被周老师存着再送人——哎，主要是家家户户都这么干。
那个年代糖果是送礼的好东西。一包糖，大约就一斤重，索价几块钱。若是用现在的眼光看，只看着那很普通的劣质透明塑料袋外包装就会嫌弃，多给一眼都是浪费的那种心情，但那年代，它是送礼佳品。
正因此，收到礼的人家往往舍不得吃，会存着再当礼物送出去，结果送来送去，最后转一圈儿又回到自己手上……
那年代也不讲究啥保质期。都没保质期这个概念。除非肉眼可见里面的糖化了，黏糊糊的沾在一块儿，或者长虫了，这才撕开塑料袋，拿出来赏给孩子们吃掉。
我回去后，先去看了看灶房里的陶土缸，里面只有几个鸡蛋。由于鸡蛋不够数量，这就没办法了，我只好去打开爷爷那个卧室的谷子柜。
爷爷屋里有一个大柜子，里面装了一柜子当年新收的稻谷，晒得很干燥。他把人家送礼送来的糖果，都埋进这柜子的谷堆里。谷子柜阴凉干燥，能防虫隔潮，又能延长糖果软化的时间。
我垫着脚尖儿拉着柜门上的铁环费力地提开它，然后把手深深插进谷堆里去摸糖。
爷爷满六十大寿才办了席不久，收了很多糖。平时又送来送去，根本都没计过数，拿他两包走，他也发现不了。
最后我选了两袋品种不一样的水果糖，放进我的书包里。
转天就是约定的周六时间，中午吃了午饭，我和堂姐各自背个背篼，背篼下面藏着装了礼物的书包，假装出去打猪草，然后同其他几个同学在村小汇合后就直奔周老师家。
他家的住址早就打听好了。
没想到周老师的家跟我们每个人的家都差不多，家徒四壁，瓦片下面和房梁上都吊着灰，刷了白石灰的墙壁也是灰蒙蒙的。他家也没有电视机，地上立着一台半旧的风扇，房梁上吊着几块发黑的熏腊肉，北墙靠墙摆着一套灰色的包浆的八仙桌椅，墙上用米糊糊贴着已蒙上了灰尘的劣质的毛主席画像和雄赳赳气昂昂的鸡公画。
我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好多人家家里都贴鸡公画，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辟邪。
我们突然的造访，让周老师和他的家人高兴得手忙脚乱。
其实周老师家里就只有两个人，他母亲和他。
周老师和他母亲都显得很开心，一个劲儿客气地说来就来呀，怎么这么破费，哎哟还送这么多礼，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太客气了……他们脸上都是又惊又喜的表情，竟是不知所措，接礼物的时候，周老师的妈妈把手在系在腰间的围裙上擦了又擦，方才伸过来。
周老师的母亲是个精干的老妇人。她个子娇小，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虽然头发花白，额头上很多皱纹，但是她的身体看上去很健朗。她开心地忙进忙出，泡茶端水，还给我们每个人都煮了一碗荷包蛋。而每个人碗里，都是两个荷包蛋……
周老师也开心极了。他妈妈去厨房忙活的时候，他把我们带来的糖果拆了好几包，一把一把的抓起糖果往我们手里、荷包里和书包里塞。看我们拘谨的攥着糖果不动作，他好像示范似的，拿起一颗糖剥开糖纸就丢进了嘴巴里，然后砸吧着嘴边吃，边一个劲儿的说好吃、好甜，然后又招呼我们赶紧剥来尝尝。
我们这些孩子，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去吃酒席的时候，才能这么肆意地吃糖果。看周老师自己都吃了，也慢慢地剥开糖纸往嘴巴里塞。吃完一颗，忍不住再去掏兜，再剥一颗不一样的糖，每个样式的都尝个鲜。
嗯，真的好甜啊，是多样的甜，美味的甜。
周老师脸上一直挂着微微的笑意。他坐在摆放在墙边的凉床的床沿边，含笑看着我们吃糖吃荷包蛋，喊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一个个询问学习成绩怎么样，有没有遇到学习上的困难……
周老师的母亲给我们煮了蛋后也来陪坐聊天，好像我们是多么尊贵的客人，这让我们几个半大孩子都受宠若惊。
看得出她此时已经精心打理过乱发了，腰上那块脏兮兮的围裙也解了……
我注意到周老师坐的那张凉床上堆满了书籍，各式各样，有我所知道的名著，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好多书都有着稀奇古怪的书名。那名字古怪得我记不住，只记住了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它比较简单，我记住了。
后来我到镇上上初中后，我把爸妈给我寄的生活费攒了下来——上了初中后爸妈给我回信，会开始在信里给我夹递个五块十块钱的零花钱——我去书店几次了，暗暗记住了价格，等到攒够了钱，立刻就去书店也买了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可惜我怎么也看不懂那书的内容，很快不知把书扔哪儿去了。后来我又攒钱买过周老师那里见过的《水浒传》，这书看得起劲儿，为李逵的死，狠落了些眼泪。再后来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开书，大失所望，同样因为是外国的故事、外国的人名，让我失去了兴趣，加之知识水平有限，看不懂，束之高阁了。
我初中攒钱买书，大都是因受了周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或许是因为不再是他亲自教我们书了，畏惧感减少，又因为他今天笑得特别多，还给我们塞糖吃，渐渐的，我们都放开了，七嘴八舌的开始反问周老师很多问题，然后就问到了师母。
我们嬉笑着说，怎么半天没看见师母啊？我们想看看她。
尤其我们女孩子，这时候已经开始爱美了，对方但凡是个女人，不管年龄，除非七老八十，反正都想看看，用美来做评判。
所以我们心里都想着看看周老师的妻子，看她长得美不美。
周老师的母亲这时候“豁”得一下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她泯了嘴角的笑容，快步出了堂屋。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我们话多了还是婆婆出了啥事儿，她不舒服么？
都疑惑地看向周老师。
周老师脸上挂着不自在的笑，说：“你们师母去广东打工去了，今天暂时可见不着她。”
消息来源于跟周老师一个村儿的其他班级同学。
那会儿我们流行玩跳一种花式橡皮筋——两条腿有韵律的蹦跳的同时，把两根弹力很大的皮筋绕来绕去，空中飞针走线，最后分花拂柳，结束时两条腿不被橡皮筋缠住，就有那么厉害。并且跟升级打怪一样，跳的花样儿不断翻新，不断加码，越来越繁复，难度往上拔。
因为跳得好，喜欢这个游戏的同学常常来围观，跟着就是揣着要把人比下去的心思加入进来。大伙儿开始斗跳橡皮筋，比谁跳得好，比谁升级得快。就这样，通过跳皮筋扩大了社交圈子，我们认识了一个外班的陈姓学生。
陈同学的父亲是个村医。
陈家专门开辟了一间屋子看诊，那屋里几面墙上的柜子和木架上都放的中药材，满屋浓郁的药味儿。
因为听说陈大夫医术还不错，后来有次我还去请过他给我奶奶治支气管炎。
我奶常年呼吸就像在喘粗气，喉咙里发出拉破风箱一样的粗粝的声音。
那天我吃了午饭就出发，一个人徒步穿越几个村儿去请人。很不巧，陈大夫出诊了，我直等到晚上九点多他才回来。他人很好，不管那会儿夜已深，简单问了下我奶的情况后，立刻收拾了些可能需要用到的西药，背上药箱就跟我走。走到半道，碰上爷爷和大伯拿着手电筒找过来。他们不知道陈大夫家，是一路打问过来的。
我去请大夫的事情只给奶奶打了声招呼就走了，结果半夜都还没回家，爷爷差点没急死，狠狠把奶奶骂了顿，家里闹出一场不小的风波。我倒没想多的，也一点儿不怕。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陈家，只知道他在什么村，然后非要在人家里等，从中午等到晚上九点，很执着，就想给奶奶一定要好大夫请到。
陈同学得知我们是马鞍村村小转过来的，说，噢，马鞍村小学？我知道！我们村那个得了羊癫疯的男的就在你们村小教书嘛。
我们立刻问：“是不是姓周？”
“对的，是姓周。”
“那就是我们的周老师诶！”
其实问姓氏实在是多此一举，我们那儿十里八乡也就他一个得那个病。所以当年他第一次发病，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离开了马鞍村小后我们越发怀念周老师，他严格的教育模式已开始让我们尝到甜头——我们几个中途转过来的插班生在班里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全拜周老师的竹篾块所赐。
新学校不流行打手板心了，它流行罚站——到乒乒球台上去站一节课，流行抄作业，或是一个人做大扫除。这太软乎了。
棍棒底下出孝子，黄荆棍儿出好人。
这话不是没道理的。
我们几个自然要向那同学打听周老师的近况，他家住哪儿？他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他的病好些了吗？
“应该好些了吧。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大半年没来找我爸抓药了。”然后陈同学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表情和语气，撇着嘴告诉我们：“你们周老师结婚了，晓得吧？就今年三月份结的婚。”
我们几个登时就愣住了，无声地相视一眼。
大伙心里都隐秘地浮出同一个想法——周老师他那个病，竟然还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我敢肯定，这个想法绝对不止我一个人有。
这个想法真是罪过。
我们就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但能及时认识到错误并立刻改正，善莫大焉。因为我们几乎是在愣过之后，都不约而同为得知周老师结婚了而表现得非常开心。
当然我们知道这份开心那么心虚，越开心，越心虚。它是有作用的，要来消除掩盖我们心里不该有的那种可恶的负罪想法。
这还不够。不知谁起的意，说咱们约个时间一起去周老师家，送去迟到的恭喜祝贺吧。
其余的人立刻附和。
我们六个半大孩子，我和堂姐、六队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和四队的两个男孩子，六个人都是第一次干这种“大事”，很严肃，也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我们坐在膝盖高的胡豆丛下，各抒己见，热烈地商讨着该给周老师送什么新婚礼物好。
凑钱买不可能。那年代大人的兜里都没几块钱。
往往要用大钱的时候，好比我们每年开学，大约都要交十多二十块钱的学杂费，这就是个大钱。为了凑足钱，每到开学前，大人们就要集体赶一次集，卖米卖粮食卖家里地里收获的菜蔬、水果、禽蛋……凡事能卖钱的都行。就这样才能得来几个钱给我们交学杂费。何况给我们零花钱，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也不可能向大人要这个钱。我们只想悄悄干这个事情。如果告诉大人，事情就变复杂了。一来，都知道家里经济困难。二来，因为周老师结婚已经结过了，当时他又没广发结婚请帖，这只是事后我们想给与的恭贺。三来，在那时候的农村，要很亲近的亲戚，才会在别人并不喊吃席的时候仍会送礼物过去。
我们猜测大人们大概率是不愿同意这桩不划算的“破费”之举，所以，我们只想要悄悄干成这件“大事”。
并且，礼物最好是现成的东西，不用再花钱买的，价值合适的。
贵重的我们出不起，只能想一些便宜又体面的礼物。
大伙儿想了半天，想起家里给那些生了孩子的人家“打三招”——就是孩子满月办席，送母鸡送鸡蛋送红糖之类，喜庆，人家收礼的也开心，于是决定送鸡蛋和糖。
红糖不好搞，一般人家家里不常备，但水果糖几乎每家都有，存着专门用来送礼的。鸡蛋就更好搞了。农村人家，家家户户都养各种家禽。春天的时候，鸡仔都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孵。防着老鹰来抓小鸡，还是这个季节我们小孩子必不可少的家务活儿。
堂姐是我们几个年龄最大的，她权威地说，好事成双，结婚是好事，送礼要送双数。
我打算送二十个鸡蛋给周老师。
鸡蛋能吃掉，糖的话，估计会被周老师存着再送人——哎，主要是家家户户都这么干。
那个年代糖果是送礼的好东西。一包糖，大约就一斤重，索价几块钱。若是用现在的眼光看，只看着那很普通的劣质透明塑料袋外包装就会嫌弃，多给一眼都是浪费的那种心情，但那年代，它是送礼佳品。
正因此，收到礼的人家往往舍不得吃，会存着再当礼物送出去，结果送来送去，最后转一圈儿又回到自己手上……
那年代也不讲究啥保质期。都没保质期这个概念。除非肉眼可见里面的糖化了，黏糊糊的沾在一块儿，或者长虫了，这才撕开塑料袋，拿出来赏给孩子们吃掉。
我回去后，先去看了看灶房里的陶土缸，里面只有几个鸡蛋。由于鸡蛋不够数量，这就没办法了，我只好去打开爷爷那个卧室的谷子柜。
爷爷屋里有一个大柜子，里面装了一柜子当年新收的稻谷，晒得很干燥。他把人家送礼送来的糖果，都埋进这柜子的谷堆里。谷子柜阴凉干燥，能防虫隔潮，又能延长糖果软化的时间。
我垫着脚尖儿拉着柜门上的铁环费力地提开它，然后把手深深插进谷堆里去摸糖。
爷爷满六十大寿才办了席不久，收了很多糖。平时又送来送去，根本都没计过数，拿他两包走，他也发现不了。
最后我选了两袋品种不一样的水果糖，放进我的书包里。
转天就是约定的周六时间，中午吃了午饭，我和堂姐各自背个背篼，背篼下面藏着装了礼物的书包，假装出去打猪草，然后同其他几个同学在村小汇合后就直奔周老师家。
他家的住址早就打听好了。
没想到周老师的家跟我们每个人的家都差不多，家徒四壁，瓦片下面和房梁上都吊着灰，刷了白石灰的墙壁也是灰蒙蒙的。他家也没有电视机，地上立着一台半旧的风扇，房梁上吊着几块发黑的熏腊肉，北墙靠墙摆着一套灰色的包浆的八仙桌椅，墙上用米糊糊贴着已蒙上了灰尘的劣质的毛主席画像和雄赳赳气昂昂的鸡公画。
我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好多人家家里都贴鸡公画，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辟邪。
我们突然的造访，让周老师和他的家人高兴得手忙脚乱。
其实周老师家里就只有两个人，他母亲和他。
周老师和他母亲都显得很开心，一个劲儿客气地说来就来呀，怎么这么破费，哎哟还送这么多礼，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太客气了……他们脸上都是又惊又喜的表情，竟是不知所措，接礼物的时候，周老师的妈妈把手在系在腰间的围裙上擦了又擦，方才伸过来。
周老师的母亲是个精干的老妇人。她个子娇小，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虽然头发花白，额头上很多皱纹，但是她的身体看上去很健朗。她开心地忙进忙出，泡茶端水，还给我们每个人都煮了一碗荷包蛋。而每个人碗里，都是两个荷包蛋……
周老师也开心极了。他妈妈去厨房忙活的时候，他把我们带来的糖果拆了好几包，一把一把的抓起糖果往我们手里、荷包里和书包里塞。看我们拘谨的攥着糖果不动作，他好像示范似的，拿起一颗糖剥开糖纸就丢进了嘴巴里，然后砸吧着嘴边吃，边一个劲儿的说好吃、好甜，然后又招呼我们赶紧剥来尝尝。
我们这些孩子，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去吃酒席的时候，才能这么肆意地吃糖果。看周老师自己都吃了，也慢慢地剥开糖纸往嘴巴里塞。吃完一颗，忍不住再去掏兜，再剥一颗不一样的糖，每个样式的都尝个鲜。
嗯，真的好甜啊，是多样的甜，美味的甜。
周老师脸上一直挂着微微的笑意。他坐在摆放在墙边的凉床的床沿边，含笑看着我们吃糖吃荷包蛋，喊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一个个询问学习成绩怎么样，有没有遇到学习上的困难……
周老师的母亲给我们煮了蛋后也来陪坐聊天，好像我们是多么尊贵的客人，这让我们几个半大孩子都受宠若惊。
看得出她此时已经精心打理过乱发了，腰上那块脏兮兮的围裙也解了……
我注意到周老师坐的那张凉床上堆满了书籍，各式各样，有我所知道的名著，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好多书都有着稀奇古怪的书名。那名字古怪得我记不住，只记住了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它比较简单，我记住了。
后来我到镇上上初中后，我把爸妈给我寄的生活费攒了下来——上了初中后爸妈给我回信，会开始在信里给我夹递个五块十块钱的零花钱——我去书店几次了，暗暗记住了价格，等到攒够了钱，立刻就去书店也买了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可惜我怎么也看不懂那书的内容，很快不知把书扔哪儿去了。后来我又攒钱买过周老师那里见过的《水浒传》，这书看得起劲儿，为李逵的死，狠落了些眼泪。再后来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开书，大失所望，同样因为是外国的故事、外国的人名，让我失去了兴趣，加之知识水平有限，看不懂，束之高阁了。
我初中攒钱买书，大都是因受了周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或许是因为不再是他亲自教我们书了，畏惧感减少，又因为他今天笑得特别多，还给我们塞糖吃，渐渐的，我们都放开了，七嘴八舌的开始反问周老师很多问题，然后就问到了师母。
我们嬉笑着说，怎么半天没看见师母啊？我们想看看她。
尤其我们女孩子，这时候已经开始爱美了，对方但凡是个女人，不管年龄，除非七老八十，反正都想看看，用美来做评判。
所以我们心里都想着看看周老师的妻子，看她长得美不美。
周老师的母亲这时候“豁”得一下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她泯了嘴角的笑容，快步出了堂屋。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我们话多了还是婆婆出了啥事儿，她不舒服么？
都疑惑地看向周老师。
周老师脸上挂着不自在的笑，说：“你们师母去广东打工去了，今天暂时可见不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