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把东京的女朋友带来了。
卢文秋听说，他舍友准备毕业论文，跑苏门答腊采风去了。于是宿舍空出一个位子。正好充当佐藤的豹房。
“女朋友吗……”卢文秋念叨着，蓦地想起了那把伞。半个多月以来，他不曾用过。下次上京是何时呢？取决于他什么时候真正有空，一有空就去，绝对的，一刻都不会迟延。
为什么？
他有个可怕的猜想。他想起以前读过的《西厢记》，如果说那女生是崔莺莺，恐怕他自己已经堕落成张生。又想起在报刊上翻到的《逃亡》——虽然后者只是寂寂无名的言情小说——也有差不多的剧情。讲的是面包店的小师傅去送面包时，见了修道院一修女，便念念不忘。
唉，真是可怕。明明记不起她的样子了，心中那一缕暧昧感却如同线香一般，熏着双眼，不愿散去。
野原平时打羽毛球，偶尔拉上卢文秋。他俩有点棋逢对手的意思，比分总是难分伯仲，但卢文秋只觉后生可畏。吃饭的时候，卢文秋问他：
“你打羽毛球怎么这么厉害？”
“我高中进了体育部，练了好长时间。”
“体育部？”卢文秋不解。
“就是一个社团。和悦文社差不多。”
他们高中就有社团了。卢文秋心下暗叹。在他还是五点半起床，四十五分早操，六点钟早读的时候，人家已经玩起社团来了。
卢文秋在楼梯间洗茶杯的当口，听见佐藤和女朋友吵架，眼瞧着那女生给了他一耳光，看得卢文秋心上一悬，杯子也险些摔到地上。
佐藤后退两步，那女的反而一头栽进他怀里，闹哪出？
周末在咖啡店打工，当收银员。服务员中有个叫滨边麻衣的女生，长了一张大嘴，笑起来很大声，说话也很大声。她和同事聊天，正好叫卢文秋听见了。她们说起了周末的七夕晚会。
“我脱单了。我不去了。”其中一个女同事说。
“咦——怎么这样！”众人嗔道。
“诶！大伙不都是这样的吗？”
“骑驴找马嘛。”另一人笑道。
“别这样，我还怪喜欢他的。”那女同事声音小了下去。
“春心动喽——”众人起哄道。
7/2 月曜日晴
我对庆典一向不留心。这不必说。而且日本将庆典称作“祭”，虽然是古时中国传入的说法，但听着总感觉膈应。大抵是我太囿于固有的看法了。不过，七夕在七月七号过，还大肆庆祝，这在中国是绝不会发生的。中国人的我，也不得不含着几分愧疚。
不过我那天有空，还是去看看吧。小时候经常逛庙会，也就是古时候的“墟”，倒不知日本人会怎样庆祝。听中田说，年轻人都喜欢参加庆典，这样看，我们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每每说起什么传统，就断定是只有老人家喜欢。仿佛这两个字，多看半秒，自己的思想都会长出霉菌似的。
所以我还是挺好奇的。反正文化总和历史之类脱不了干系，也算找到理由，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观望一次。而且假设能随便认识一两个女生，也能不再总想着那人了。
卢文秋问张卓文，你去吗。张卓文说，你真想在七月七号庆祝？
“又不是我庆祝。我就冷静地在一边看着。”
“别被那氛围带跑了，哥们。”
“不用你说，我一直记着呢。”卢文秋拍拍胸脯。
张卓文是不是有点刻板了呢。卢文秋写道。
搞不懂，终究是一切都搞不懂。滨边仍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期待着庆典的到来；中田和野原，同样紧锣密鼓地赶着任务，就准备在那天好好耍一番。他们和我们，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只是因为出生的地点不同，就背负了无法抹除的原罪了吗？明明错的不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庆祝呢？
他就在这种愁肠百结的焦灼之中，蹉跎了一天又一天。回过神来，自己什么都没做。他才明白，又被那种迥异于他人的感觉占据了，像刚刚来到这边的时候一样。那仿佛是一匹斑马穿行于人群中，无论何时都倍显突兀的情景，即使他人从来不看一眼，自己也无时无刻不在响着警报。说什么他人不会用有色眼镜看我，连自己都不可能信。
只有无人的夜晚，才可真正获得片刻安宁。一直以来怪物一般的自画像，他想狠狠甩开一边，但该怎么做呢？他不想像冯助教那样，拼命把自己变成日本人；但倘若区分开，又难免落入孤寂与排斥的海之中。人群的沉默是排斥，人群的说话也是排斥；人群友好地打招呼是排斥，人群道声再见，也是排斥。或许他这时候应该疯掉了，但他仍然可恶地清醒着。每当这种格格不入的时候，他比平时更清醒了。
张卓文在阳台抽烟。他上次骂冯助教的话语，是不是有点过头了？他在日本读书，以后倘若不回台湾，理应只有融入日本社会一途。他歧视大陆来的学生，这肯定不厚道；但骂他什么“丧家之犬”“三姓家奴”“寡廉鲜耻”之类，又大抵确实有些过分了。
他喜欢安静的夜晚，多于吵闹的。吵闹的夜，好比撒了辣子的豆腐。他家离汉中远，离四川和重庆更远了，因此对辣味称不上特别热衷，只是因为他爹是四川人，而懂一些川菜而已。反而一想起过两天那七夕庆典，就生出几分虫噬一般的不安来。虽然看了几篇宣传介绍，说京都某处的庙会是这么回事，该怎么办，他还是对未知的情况不抱信心。
他忽然就不想去了。但是——不去的话，岂不是错过一次大好的游历？不管怎样，既然已经确定好，而自己内心中是想去做的，那就大胆地去做吧。
他听说同事中那姓近藤的，来自北方，是稚内人，在某个烹饪专门学校上学。近藤暗恋滨边，而滨边之所以想去庙会，多半是因为近藤要去。卢文秋没和他说过话，听说他家里是海自，但一切都是店里的传言。
即使计划好了路线，说好了明天几点钟上车。到了十二点的晚上，他还是意料之中地失眠了。张卓文已经打起了鼾。他躺在床上，睁眼也不是，闭眼也不是。眼睛是累了，闭上眼却心烦意乱，头脑也异常地清醒。他开始起来写日记。小心翼翼地写。
他回忆起旧日的生活片段。开头的自白，这个时候写了一段。而且比起哪天偶然的想念，此时写得很是详细。写完那么一截，接着讲述起他高三的前女友，兰。
兰也是一个话很多的女孩子，年纪比卢文秋大些，懂的东西也比他多。总是蹦蹦跳跳的，有点像滨边，但长得比滨边漂亮一些。她讨厌说丧气话，谈到高兴的事情，就笑得花枝乱颤。她陪了他一段时间，现在想来，只可惜这样性格的女生，当朋友正好，当恋人差了些。可不是说他喜欢文静温婉的，而是他喜欢人微笑的神情，多于欢笑的样子；喜欢沉默的仪态，而厌烦一股气言语的表现。然而他自己，往往也是话匣子一开关不上。所以他也有点讨厌自己，慢慢地学习沉默。
也许所有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讨厌着内心或外在的自我。他写道。
抱着这样的忧虑，他打开了窗，望向天边的新月。日语管这叫“三日月”，似乎有些神秘的浪漫，又惹人喜爱。其实不过是“第三天的月亮”之意吧。
“侘寂”“物哀”“一期一会”“一生悬命”，好像是近十年来才流行的舶来词。在编者所处的现今，大抵已成为心照不宣的概念。“物哀”成为解释日文学的万能语，“一期一会”则替代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就是金钱”等等的庸俗，成为“大雅久不作”的替代品了。当然，“替代品”现在也称作“代餐”。只是在卢文秋所处的那时，一切还并没有那么丰富的诠释，还像是只有唯一解的时代。
编者每每结束转录工作合上书页，就不禁陷入遐想。卢文秋，假设他在日记中写的是事实，这全部也已经是近二十年前发生之事了。不论是卢文秋还是张卓文，还有佐藤他们，倘若仍在人世，也应该度过了自己的不惑之年，成为了一把胡子半壁光头的，可恶又可怜的中年人了。可是这本日记，又到底是为何藏匿在那跳蚤市场之中呢。
这本“复活”，编者已由头到尾翻阅过四五遍，没有一次不曾百感交集，又自觉庆幸的。倘若没有买下这个本子，如今几万字的手稿，也不知从何谈起了；就这个本子来说，除了我，又有谁能有翻看的心思呢？不知在我可尽数的人生中，还有几次从开篇读到最后的机会，说不准，哪天就无心丢却了，也有可能。因此在那天到来之前尽量转录完，将这些过去的文字保留下来，现在已成为我为数不多的工作之一。
所谓“转录”，又为什么要转录呢？为什么不一板一眼地刻下呢？为什么转录到一半，又要开始无聊的誊抄，将他人大几百页的文稿，像吃鸡翅吐骨头一样据为己有呢？有何居心？作何打算？因何企图？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
首先，卢文秋的手稿其实很多不堪卒读，有大半只是带着三两句的对话，与其将这些零零碎碎的统统记下，倒不如撷英采华地收录总结。说我懒散懈怠，我认了。
其次，先前已经提及，其中还有课堂笔记或者作业手稿，也有各式的中文稿件或者日文稿件的抄录。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规章问题，编者不可能录下。而且现在看来他是当成练笔，或是为了背诵、加深理解之类的手段，录下也没有意义，况且其中一部分编者也看不懂。说我学艺不精有辱斯文，我也认了。
最后，编者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将转录作为练习文笔的手段，完全无偿甚至自费地工作，不过是出于不可理喻的一腔热血，或者说闲得蛋疼，读者诸君也不必苛求了。说不准某天一觉醒来，编者对完成的一切都自觉怨恨，于是将这些无聊的文稿全数删去，本子也撕了，U盘也清了，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未知读者诸君那时会满意否？
不过，听说当驻外记者待遇不错，编者的条件也凑合，只是竞争激烈入职困难罢了。总之，未来编者或许以此去日本驻扎一阵，到时探一探卢文秋曾经目睹的风景，也不无可能。
卢文秋听说，他舍友准备毕业论文，跑苏门答腊采风去了。于是宿舍空出一个位子。正好充当佐藤的豹房。
“女朋友吗……”卢文秋念叨着，蓦地想起了那把伞。半个多月以来，他不曾用过。下次上京是何时呢？取决于他什么时候真正有空，一有空就去，绝对的，一刻都不会迟延。
为什么？
他有个可怕的猜想。他想起以前读过的《西厢记》，如果说那女生是崔莺莺，恐怕他自己已经堕落成张生。又想起在报刊上翻到的《逃亡》——虽然后者只是寂寂无名的言情小说——也有差不多的剧情。讲的是面包店的小师傅去送面包时，见了修道院一修女，便念念不忘。
唉，真是可怕。明明记不起她的样子了，心中那一缕暧昧感却如同线香一般，熏着双眼，不愿散去。
野原平时打羽毛球，偶尔拉上卢文秋。他俩有点棋逢对手的意思，比分总是难分伯仲，但卢文秋只觉后生可畏。吃饭的时候，卢文秋问他：
“你打羽毛球怎么这么厉害？”
“我高中进了体育部，练了好长时间。”
“体育部？”卢文秋不解。
“就是一个社团。和悦文社差不多。”
他们高中就有社团了。卢文秋心下暗叹。在他还是五点半起床，四十五分早操，六点钟早读的时候，人家已经玩起社团来了。
卢文秋在楼梯间洗茶杯的当口，听见佐藤和女朋友吵架，眼瞧着那女生给了他一耳光，看得卢文秋心上一悬，杯子也险些摔到地上。
佐藤后退两步，那女的反而一头栽进他怀里，闹哪出？
周末在咖啡店打工，当收银员。服务员中有个叫滨边麻衣的女生，长了一张大嘴，笑起来很大声，说话也很大声。她和同事聊天，正好叫卢文秋听见了。她们说起了周末的七夕晚会。
“我脱单了。我不去了。”其中一个女同事说。
“咦——怎么这样！”众人嗔道。
“诶！大伙不都是这样的吗？”
“骑驴找马嘛。”另一人笑道。
“别这样，我还怪喜欢他的。”那女同事声音小了下去。
“春心动喽——”众人起哄道。
7/2 月曜日晴
我对庆典一向不留心。这不必说。而且日本将庆典称作“祭”，虽然是古时中国传入的说法，但听着总感觉膈应。大抵是我太囿于固有的看法了。不过，七夕在七月七号过，还大肆庆祝，这在中国是绝不会发生的。中国人的我，也不得不含着几分愧疚。
不过我那天有空，还是去看看吧。小时候经常逛庙会，也就是古时候的“墟”，倒不知日本人会怎样庆祝。听中田说，年轻人都喜欢参加庆典，这样看，我们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每每说起什么传统，就断定是只有老人家喜欢。仿佛这两个字，多看半秒，自己的思想都会长出霉菌似的。
所以我还是挺好奇的。反正文化总和历史之类脱不了干系，也算找到理由，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观望一次。而且假设能随便认识一两个女生，也能不再总想着那人了。
卢文秋问张卓文，你去吗。张卓文说，你真想在七月七号庆祝？
“又不是我庆祝。我就冷静地在一边看着。”
“别被那氛围带跑了，哥们。”
“不用你说，我一直记着呢。”卢文秋拍拍胸脯。
张卓文是不是有点刻板了呢。卢文秋写道。
搞不懂，终究是一切都搞不懂。滨边仍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期待着庆典的到来；中田和野原，同样紧锣密鼓地赶着任务，就准备在那天好好耍一番。他们和我们，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只是因为出生的地点不同，就背负了无法抹除的原罪了吗？明明错的不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庆祝呢？
他就在这种愁肠百结的焦灼之中，蹉跎了一天又一天。回过神来，自己什么都没做。他才明白，又被那种迥异于他人的感觉占据了，像刚刚来到这边的时候一样。那仿佛是一匹斑马穿行于人群中，无论何时都倍显突兀的情景，即使他人从来不看一眼，自己也无时无刻不在响着警报。说什么他人不会用有色眼镜看我，连自己都不可能信。
只有无人的夜晚，才可真正获得片刻安宁。一直以来怪物一般的自画像，他想狠狠甩开一边，但该怎么做呢？他不想像冯助教那样，拼命把自己变成日本人；但倘若区分开，又难免落入孤寂与排斥的海之中。人群的沉默是排斥，人群的说话也是排斥；人群友好地打招呼是排斥，人群道声再见，也是排斥。或许他这时候应该疯掉了，但他仍然可恶地清醒着。每当这种格格不入的时候，他比平时更清醒了。
张卓文在阳台抽烟。他上次骂冯助教的话语，是不是有点过头了？他在日本读书，以后倘若不回台湾，理应只有融入日本社会一途。他歧视大陆来的学生，这肯定不厚道；但骂他什么“丧家之犬”“三姓家奴”“寡廉鲜耻”之类，又大抵确实有些过分了。
他喜欢安静的夜晚，多于吵闹的。吵闹的夜，好比撒了辣子的豆腐。他家离汉中远，离四川和重庆更远了，因此对辣味称不上特别热衷，只是因为他爹是四川人，而懂一些川菜而已。反而一想起过两天那七夕庆典，就生出几分虫噬一般的不安来。虽然看了几篇宣传介绍，说京都某处的庙会是这么回事，该怎么办，他还是对未知的情况不抱信心。
他忽然就不想去了。但是——不去的话，岂不是错过一次大好的游历？不管怎样，既然已经确定好，而自己内心中是想去做的，那就大胆地去做吧。
他听说同事中那姓近藤的，来自北方，是稚内人，在某个烹饪专门学校上学。近藤暗恋滨边，而滨边之所以想去庙会，多半是因为近藤要去。卢文秋没和他说过话，听说他家里是海自，但一切都是店里的传言。
即使计划好了路线，说好了明天几点钟上车。到了十二点的晚上，他还是意料之中地失眠了。张卓文已经打起了鼾。他躺在床上，睁眼也不是，闭眼也不是。眼睛是累了，闭上眼却心烦意乱，头脑也异常地清醒。他开始起来写日记。小心翼翼地写。
他回忆起旧日的生活片段。开头的自白，这个时候写了一段。而且比起哪天偶然的想念，此时写得很是详细。写完那么一截，接着讲述起他高三的前女友，兰。
兰也是一个话很多的女孩子，年纪比卢文秋大些，懂的东西也比他多。总是蹦蹦跳跳的，有点像滨边，但长得比滨边漂亮一些。她讨厌说丧气话，谈到高兴的事情，就笑得花枝乱颤。她陪了他一段时间，现在想来，只可惜这样性格的女生，当朋友正好，当恋人差了些。可不是说他喜欢文静温婉的，而是他喜欢人微笑的神情，多于欢笑的样子；喜欢沉默的仪态，而厌烦一股气言语的表现。然而他自己，往往也是话匣子一开关不上。所以他也有点讨厌自己，慢慢地学习沉默。
也许所有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讨厌着内心或外在的自我。他写道。
抱着这样的忧虑，他打开了窗，望向天边的新月。日语管这叫“三日月”，似乎有些神秘的浪漫，又惹人喜爱。其实不过是“第三天的月亮”之意吧。
“侘寂”“物哀”“一期一会”“一生悬命”，好像是近十年来才流行的舶来词。在编者所处的现今，大抵已成为心照不宣的概念。“物哀”成为解释日文学的万能语，“一期一会”则替代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就是金钱”等等的庸俗，成为“大雅久不作”的替代品了。当然，“替代品”现在也称作“代餐”。只是在卢文秋所处的那时，一切还并没有那么丰富的诠释，还像是只有唯一解的时代。
编者每每结束转录工作合上书页，就不禁陷入遐想。卢文秋，假设他在日记中写的是事实，这全部也已经是近二十年前发生之事了。不论是卢文秋还是张卓文，还有佐藤他们，倘若仍在人世，也应该度过了自己的不惑之年，成为了一把胡子半壁光头的，可恶又可怜的中年人了。可是这本日记，又到底是为何藏匿在那跳蚤市场之中呢。
这本“复活”，编者已由头到尾翻阅过四五遍，没有一次不曾百感交集，又自觉庆幸的。倘若没有买下这个本子，如今几万字的手稿，也不知从何谈起了；就这个本子来说，除了我，又有谁能有翻看的心思呢？不知在我可尽数的人生中，还有几次从开篇读到最后的机会，说不准，哪天就无心丢却了，也有可能。因此在那天到来之前尽量转录完，将这些过去的文字保留下来，现在已成为我为数不多的工作之一。
所谓“转录”，又为什么要转录呢？为什么不一板一眼地刻下呢？为什么转录到一半，又要开始无聊的誊抄，将他人大几百页的文稿，像吃鸡翅吐骨头一样据为己有呢？有何居心？作何打算？因何企图？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
首先，卢文秋的手稿其实很多不堪卒读，有大半只是带着三两句的对话，与其将这些零零碎碎的统统记下，倒不如撷英采华地收录总结。说我懒散懈怠，我认了。
其次，先前已经提及，其中还有课堂笔记或者作业手稿，也有各式的中文稿件或者日文稿件的抄录。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规章问题，编者不可能录下。而且现在看来他是当成练笔，或是为了背诵、加深理解之类的手段，录下也没有意义，况且其中一部分编者也看不懂。说我学艺不精有辱斯文，我也认了。
最后，编者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将转录作为练习文笔的手段，完全无偿甚至自费地工作，不过是出于不可理喻的一腔热血，或者说闲得蛋疼，读者诸君也不必苛求了。说不准某天一觉醒来，编者对完成的一切都自觉怨恨，于是将这些无聊的文稿全数删去，本子也撕了，U盘也清了，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未知读者诸君那时会满意否？
不过，听说当驻外记者待遇不错，编者的条件也凑合，只是竞争激烈入职困难罢了。总之，未来编者或许以此去日本驻扎一阵，到时探一探卢文秋曾经目睹的风景，也不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