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韶华的第二世发生在战乱时。
初见她时还以为是个梦，等反应过来，她已然走开了。
原来重活一世的是她，我仍是那个我。
彼时我正进行一项特殊的工作。
应工作要求，正在找一个对颜色机具敏感度的人。
学名上叫做绝对色感。
这一类人同常人不一样，准确来说是眼睛与常人不一样。
我们平常所能看到的，笼统的颜色。在他们的眼里则千变万化，全然不同。
为了找到这样一个人，我孤身从香港到上海拜访了一位专做古董字画生意的世伯。
他那里倒有个人选，于是我便拿着他的信前往圣约翰大学。
没想到来迟一步。
等我跨入学校的足球场时，只看见一群人涌着一个躺倒在地的人。
他的血从脖子上泄下来，不是那种迸射状的鲜血，而是一刀割破了气管。
最后给的说法是情杀。
但我知道不是的。
那世伯闻讯也只是叹了口气，说这孩子是自持天赋太过张扬，才叫人给暗害了。
我知道他店中经营着许多仿古的赝品，需要这样的人去为他辨色调色，怎么如今骤失金叵罗，倒还这般镇定。
他有些惊讶的回望过来，半晌才笑说：“你这孩子，还跟小时候一样眼尖。”
他给了我一封信，和一张船票，让我等天黑时分再走。
于是我拿着一张没有文字的信，前往江苏省会镇江府。
等到了地方，这才终于明白那世伯意味深长的笑。
原来这一家子是遗传的天赋。
之前死的那个是远房伯伯家的堂兄，他还有个嫡系的堂妹，比那堂兄还要强上一些。
难怪那世伯一副如如不动的样子，原来真正的金疙瘩被稳稳的攥在手里。
我委婉的提出来意，那夫人却有些为难的样子，招呼我先吃饭。
我好奇，于是往那楼梯上看。
怎么这小堂妹也不下来吃饭？
那夫人很快张罗了一大桌子特色菜
是从中华园送来的席面。有水晶肴蹄，锅盖面，还有来自一江之隔的扬州的大煮干丝和汤包。
食物总是能让人放松警惕，打开心扉。
我尝试与那夫人聊一聊这小堂妹。
那夫人姓常，长着一张与记忆中的常夫人相似的脸。
她说他们家子嗣凋零，又生有这样的本事。
于是不求显达，只愿平安。
想到他们家那在上海圣约翰遇害的远房堂兄，我们皆是一顿。
不过常夫人虽是寡妇，到底在此处经营家业良久，不是寻常妇人。
她最终被我说服，决定让我先见一见小堂妹。
“她若愿意跟你走，你便带她走罢。”
小堂妹仍是旧式打扮，穿着白色的裙褂，上身是一件鹅黄色的倒大袖。
领口袖口都镶上了一圈白绒绒的毛边，更衬的她娇美。
我正沉浸在千年的回忆中难以自拔，一时怔忪。
小堂妹却很有礼貌的给我斟茶，复又坐下来，朝着我笑。
我也因此终于明白常夫人的犹疑。
她好像很天真。除了说起颜色来，没有别的事可以让她走出她大脑中的那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
她听说我没来过此地，便要带我去逛逛。于是我跟着她游西津古渡，看金山夜戏。
她对我说这地方曾叫京口，是东晋谢玄设北府兵的地方。
也是梁武帝设水陆道场的地方。
我好一会儿才想起梁武帝萧衍来，他是南齐萧顺之的儿子，也参与过我对南齐的两次南伐战争。后来废侄萧宝卷而自立，创立南梁。
不过，这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我每每忆及这些往事，好像总是离我很远，有时候却又很近。
比如现在，她拉着我的手。就像曾经，很多很多年前那样自然。
她为了不使我被人群冲散，拉着我登上北固山之巅。
在一个前人写下“何处望神州？”的地方，她说：“你听没听见风的声音？”
我一愣，无意识的脱口而出，“什么？”
她虽与前世一个模样。但此去经年，她已转世再生，她不记得我。
我拼命忍耐，告诉自己，她是一个别人，她值得拥有全新的一生。
而不是因我而生，又因我而死。
她仰起头来，夕阳下她的双眸好像闪着异样的光。
她深吸一口气，才自言自语，“风的声音就是心里的声音。”
她又伸出手，对我说：“你看那夕阳。”
我顺着她的手臂往外头瞧，只见那晚霞瑰丽，给遥遥的一片水色亦披上了一层薄纱，远远望过去，是云蒸霞蔚，又是水天一色。
她好像听到有旁人感慨落日之美，此时微微摇摇头。兀自说道：“那不是红色，也不是紫色。”
她的声音很轻，我也顺势压低声音，“那是什么？”
只听她说：“是彤云红和暮山紫。”
我带她在馄饨摊上吃了晚饭，她又带我去长江边散步。
直至此时，她才问：“你是从上海来的？不是来做客的，就是来找我的，对吗？”
我并不说自己，反而顺势问别人，“怎么，很多人特意来找你么？”
她点点头。然后说：“你也要造字画赝品卖钱吗？”
“很多人请你造赝品吗？都卖给谁呢？”
“有时是卖给外国人，有时是送给大人物。”
“送给什么大人物？”
她这才一笑，颇有些羞赧，“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跟着笑起来，与她在一处茶摊上坐。
她拿茶碗的姿势很标准。
一手擒着茶托，带着茶碗一同至唇边。
一手拿着茶盖，一侧斜压茶中，另一侧则翘起。
放下时，还在用茶盖轻轻滑动。
我猜她大概喜欢喝淡茶，所以此时只用茶盖轻轻的去拨一拨茶叶。
我一问，她才说：“我阿爹从前就是做茶叶生意的。”
后来也到上海去做生意，听说他帮上海的一个大老板平了一桩事，这才攒下家底来。
她说的虽不清楚，但我听懂了，大约这也是意外发现天赋的契机。
“那后来怎么不做了呢？”
她想了想说：“是卖字画的世勋阿伯说，在上海那样的地方，有这本事可不是什么好事。若太多人晓得，怕是要遭难的。于是便劝他回家来。”
“然后呢？你们就在私底下帮他做活？”
“其实也不是。”她清亮的眸子似在闪着光： “是我阿爹病逝后，阿伯到我家来致哀。他想给我点事做做，你也知道的，我有点笨，也做不来其他事。”
我有点恍然大悟，又有点心疼起来。
听老人家说，原是前世吃苦而终，今世才容易五识不全。
我移目至江面上。
渡口上人来人往，我的心却很平静，仿佛安静的正在聆听风的声音。
风吹来思念的声音，我却没有勇气迎上前去。
好像是很美又很珍贵的瓷瓶，你远远看着她，她就会永远那般美丽。可你若走的近了，她可能会碎。
从来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我告诉她，“我不是卖赝品的。”
她好像被激发了好奇心，目光灼灼的盯着我。
我拿出钞票来结账，在那之前伸到她眼前我说：“认识这个吗？”
她点点头，“是钱。”
我循循善诱：“如果有人造了有特殊标记的钱，或者是不对的钱，你还能认识么？”
她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我不但认识，还能复原。”
我笑起来。
我让她看江边这些等活的人，还有更远的那些无处可去的，或流浪或行乞的人。
我猜她不一定能听懂汇率一类的话，于是只说：“如果不对的钱流入的越多，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乱，会有很多人活不下去。”
她懵懵懂懂的，我盯着她的脸。
许久，她脸上好像才动了一下，她问我，“所以，是要我识别这些不对的钱？”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笑着颔首，“差不多。”
临行前一天，我们一并至金山寺。
在大雄宝殿上拜了三世佛。
我们在冬天时抵达上海，我先领她去置办新的行头。
“这里的人流行穿洋服，你想试一试吗？”
她对那些巴黎来的新样式很好奇，在镜子前转来转去。
她问：“我看杂志上说，巴黎的新款式出不到十天就会出现在上海，是真的吗？”
我一面答：“是真的。”一面替她做主全都要了。
回过头来又说：“你喜欢的话，我们今后可以常来。”
我安排她住在我的隔壁，一栋高级公寓楼里，门口二十四小时有值班。
她初时只被花花世界迷住两三天，随后便恢复了平静。
成日在屋子里看书，余时便调配颜色，作各式各样的字画。
她偏爱一款茉莉花的香水，日日都只用同一款。
倒叫我时而怔忪，仿佛回到了以前，回到了洛阳宫中。
我们的工作虽然特别，但也有对外身份。
自也需要社交，需要自我保护。
我带她去各部混了个眼熟，从行政麦主任那里拿了些专属韶华的活动经费。
其他时候我便教她防身。
我送给她一只勃朗宁的小枪，号称掌心雷。
我将她的眼睛蒙住，让她拆卸，复又装回。
只是重复就可以熟稔的工作。
未多时，韶华便已尽数掌握。
等搜集好了华北地区的多款纸钞，□□以及分别印有不同标记的各类暗记券终于送来，我便带她去工作。
日本当时对华的方略是唯恐天下不乱，坚定的认为若我国实现币制统一，便可加强抗日力量。
所以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华北一带扰乱金融市场的计划和活动。
不乏频繁散布各种停止兑钞的谣言，制造百姓混乱。
还有不少日本浪人到各发行银行持钞挤兑，试图搞乱银行正常运行工作。
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势必牵动全国。（注）
她的工作是识别各类纸钞，□□和暗记券，很偶尔的时候还需要调配一些样式。
她很快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于是她问：“这是印钞用的模板，这些模板是从哪里来的？”
我看着她，说：“我们的工作，是在另一条战线上抵御敌人。除了我们这条战线，还有很多别的战线，那里有我们很多很多的战友。他们比我们先面对危险，也为我们得到这些很重要的东西，如果说他们是这条线上的第一道防线…”
“那我们就是最后的这一道防线。”
她有所顿悟，竟与我异口同声。
我有些欣慰，摸了摸她的头发。
她连忙将头抱住，对我说：“不可以随便摸，头发会乱的像菖蒲。”
我又一愣，想起那种白色加点嫩黄色的代表思念的花。
不禁笑说：“你喜欢的话，下次买一朵绒花的菖蒲送你。”
本来想为她庆功时送给她，我料想这日子应该会很快到来，却没想到这样快。
她很快立了功，但她自己却懵懵的。
只笑：“我好像也没做什么，怎么就立功了。”
我说，“我们这一行都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事情都得保密。所以很多人在立功时还并不知道自己立了什么功。”
她这方点点头。
虽然话是这样说，但在受奖的那一日，她还是很兴奋。
她说：“我瞧见过报纸，立功的人要戴红花。我得拍一张照片寄给我娘看，我也是能立功的人了。”
我很想揉揉她的头发，想了想，还是没有举起手。
倒是从包里拿出一个纸盒来，“这是答应你的，绒花菖蒲。”
她便戴上上台领奖，与她一同领奖正是我。
我替她整理好红花，对她郑重说了声：“谢谢。”
她说：“为什么要说谢谢？”
我笑：“我是因为你，才能一起上来领奖的。”
这样一说，她又不好意思起来，敛眉一笑。
我俩同时被相机的闪光吓了一跳，方才知这是要照相了，连忙站直了去照。
会后，她还跑去跟那师傅说了会话。
回来才颇为得意的说：“那师傅人真好，愿意多给我洗一张照片，让我明日去王开照相馆找他。”
没过几天。
1935年11月3日晚，便正式宣布实行法币改革。
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
如此新规之下，不但原有发行权的银行失去了一个生财之道，就是本无发行权的银行也断绝了领用暗记券的间接发行的利益。（注）
她好像这才隐约回忆起自己的工作，颇有顿悟。
11月9日，港府也跟随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银本位制。
12日，又统一发行新一元纸币，收回一元银币。
12月6日起实行《1935年货币条例》白银归港府所有，禁止输出。
1936年初，我跟随几位先生一同赴美调研。
她好像很舍不得我，一直说：“你别离开我。”
我以为她是因初次独自工作而产生的害怕情绪，正如她初次来上海时，日日需要在我左右才得安心。
于是我摸摸她的脑袋。嘱她要好好吃饭，好好工作，不要胡思乱想，安心等我回来。
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实际上总随着各国的利益斗争所掀起。
本来美国连续几年大量收购白银，以致我国白银外流，银根趋紧，物价下跌，经济萎缩。
如今改革币制废除银本位，实行汇兑本位，必然要在伦敦市场上抛售白银，以充实外汇头寸。
而此时美国深恐英国从此加强对中国货币的控制，竟一反常态，在伦敦停止收购白银，一下子导致伦敦白银市价直线下跌。
我国不得不一而再再二三的向美国呼吁，声称中国币制基础将会因此被动摇，要求美国照旧价收购我国白银。（注）
此次赴美，正式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
美国同意向中国收购7500万盎司的白银作抵，取得一笔约2000万美元的贷款。
总计从1934年起到1941年止共收购55295万盎司，价值2.5亿美元。
这些美元作为法币的外汇储备都存在美国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同时在中国则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
由陈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实际上，美国从此已取得中国货币的控制权。
此后，中国财政上依靠美国的程度也就越来越深了。（注）
我在数月后返回，韶华为我接风。
我的目光却不由得落在她身旁的一个男子身上。
坐在我身侧的麦主任站起来，亲自向我介绍这位优秀的青年才俊，我方才知道。
他是一位家世相当不错的记者，由麦主任亲自介绍给韶华。
我想听听韶华自己的想法，她却不说什么。
只拨弄着池塘里的水，念了一首诗：“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是一首情诗，我不以为她是在想家。但我却莫名想到了曾共坐长江江畔茶摊的那一晚。
犹记得她像小鹿一般活灵活现的眼，还有在北固山头上问我，“你有没有听过风的声音？”的场景。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我想我只是一时接受不了。
我郑重的对自己说，她理所应当拥有一个全新的，很好又很平顺的人生。
所以当听她问我觉得“他”怎么样时，我说：“看起来不错，应该很照顾你罢。”
我没有抬头，但能感受到她的余光正看向我。她沉默了许久，才说：“他不嫌弃我是个傻子。”
婚礼那天，其实我是很高兴的，整场下来我脸都要笑僵了。
周围人都在跟她说：“韶华，看你哥哥都开心成什么样了？”
常夫人因身体不好，所以缺席，我便只能充当她的娘家人。
我很难得的醉了，仿佛彻底松懈下来，这一觉一睡就睡了许久。
第二日到她的新家吃饭，里里外外都是她丈夫在操持，我重又打量了他几眼。
老实说他的条件很不错，家庭人口也十分简单。只有一个外交上如鱼得水且无子的亲伯伯。
韶华嫁过去，上无需伺候公婆，下没有姑嫂相对。
他人也算勤奋，采访写稿都很拿得出手。虽然现在还在基层，假以时日，不愁不能当主编。
我有些欣慰的举起酒杯来祝福新人，谁料他却先举起酒杯来要敬一敬我这个大哥，他示意韶华一起聚杯。
我听到她说：“谢大哥的照顾。”
她梳起了头发，不再将两条长辫子放下来，那朵菖蒲的绒花她还戴着。
那花是白中黄蕊的，在这样的红事上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虽然他们准备以后再拍结婚纪念照，但我仍寻了一个机会，对她说：“还是换一朵花戴罢。”
她仍灼灼的看着我，像之前很多次那样。
只是这一次，她没说话。
此后，我再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
1937年，我因特别公干去往日本。
当时与我相熟的一位银行经理连忙把我拉到偏僻处，对我说：“你现在还来日本做什么？你赶紧回去，就要打仗了。你要不快些回去，恐怕就要留下当俘虏了。”
我心里一惊，突然便想到35年中美平准基金落定前期，日本对新法币的极力打击。
军部更公然叫嚣中国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日本将要被迫采取报复行动。（注）
竟是要打仗了。
我终于在开战之前迅速回到上海，路上行人都忙忙碌碌的，拖家带口的要往租界里挤。
我一看如此情形，连办公室都未回，连忙开车去往韶华位于公共租界的新家。
入目只见人去楼空，只有房东太太招呼人进来搬家电，说：“要打仗了，赶紧收拾东西进租界去，值点钱的全搬走。”
回过头来才看见我，我连忙抓住她问：“从前住在这里的人去哪里了？”
在问出这句话之前，我想的都是好的一面。
那人自己是记者，伯父又在外交上有些手段，想必消息灵通。应当早得了信，举家迁入租界去了。
房东太太的嗓音有些尖细，这时候却和缓了不少，“你是他家什么人啊？我跟你说哦，那家出事了唉，你还不晓得吧。”
我的耳朵嗡的一声，仿佛出现了一声长而刺耳的鸣笛声。
我只能看见房东太太上下翻动的红唇，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好不容易这一声悠长的鸣笛声稍歇，我只记得自己立刻跳上车，拼命往办公室赶。
等回到法租界。
从门卫到办公室的人都纷纷回避我的目光。
情感上我不愿相信，理智上我已知晓。
房东太太没说错，确实出事了。
那位姓麦的主任出逃，听说是日方的特务。
自然，经他介绍的青年才俊也不是普通的记者。
他早就盯上了我带回来的金疙瘩。
终于在我前往美国时，找到了机会。
韶华心性纯真，容易相信所谓的好人，这才被他蒙蔽了。
这原都是我的错。她能被蒙蔽，我还能被蒙蔽吗？
我无法原谅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直到上级找到我，交给我韶华的遗物
——一本锁在办公室里的笔记本。
我打开第一页就掉下来一张照片。
那是我们立功上台受奖时拍的合照，照片上两张微笑的脸，胸前别着红花。
我抚摸着照片里韶华的脸，还有她发辫上缠着的菖蒲花。
一滴泪无声的滴落在她的脸上，我连忙用手去擦。
那相纸擦干后还是凹下去一块，照片上她的笑脸都斑驳了。
照片背面似有蓝色的字慢慢显现在那斑驳的一小处，我连忙翻过来看。
是那首诗，怎么会是那首诗。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她那一日的笑脸来。她并不看我，只低下头去看池塘里的鱼。
她的手正托着腮，声音闷闷的，并不太大声的念：“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我将头低下去。
那本子的最后藏着她留给我的信。
是一张空白的纸，需要加热才能显出字来。
她说：她对不起我，也对不起阿娘。
是因为她的缘故，那人才会得以进入她的办公室，偷走经她过手的模板。
她发现时为时已晚，她只能尽力去做补救。
她找到了那人藏经济情报的地方，点了一把火。
只是可惜，她动静太大，引得那人醒来，连忙救火。
模版虽已被毁，但其他的情报被抢回泰半，她也被踹伤。
她始终记得我和她说过，我们是这条战线上的最后防线。
于是自感没有尽责，也深恐牵连于我，唯以一死赎罪。
她在信的末尾对我说：“我等不到你了。原宏，再见。”
我在她为数不多的照片里选择了她立功受奖的那一张。
裁去我的那一半，作为遗照。
对外只说，是意外落水而亡。
而我承担起了照顾常夫人的任务。
每月按时给她寄钱，冒充韶华的口吻给她写信，出差时去探望陪伴她。
常夫人在幸福中离开人世。
她死在1939年的夏天。
战争来临，我依然漂泊各处，做着维持汇率稳定的工作。
后期又跟着一位冀先生辗转于重庆和南京，进行有关经济的秘密工作。
我在1945年前往香港之前，又回到了韶华在镇江的家中。
常夫人将这些信保存的很好，她用一个很大的相册。
我在里面看到了那个由我编造的幸福生活，还有几张蓝晒的照片，是我让人影印合成的。（注）
其实仔细看，还有些不和谐，也不知常夫人是否起疑。
我将那个相册随身携带。
1949年的夏天，在电台播完《客途秋恨》曲后，插播了一条有关局势的最新新闻：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
彼时，我正透过西营盘家中的藻绿色百叶门看向外面灰白色的海面。
楼下中药铺的小学徒正仰头大叫，请我下去听电话。
我沿着唐楼窄而长的木楼梯匆匆下去。
电话那边是同事，他因刚从大陆过来，消息自然更快一些。
果不其然，第二天，《星岛日报》即刊登有关上海战事结束的消息。
接下来几个月，飞一般发生了许多事。
可即便飞的再快，也终有落地的一天。
或许是对局势的变化早有预料，为了方便沟通，我家中已装上自拨电话机。
这种电话机自1930年起开始招揽用户，多出现在店铺中。
盖因一年百多数的电话费用，一般家庭未能负担。
虽不必再叨扰楼下中药铺，我还是在中秋节时送上了文华馆的金腿肉月饼以示对往日关照的感谢。
新电话机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来自于同事。
随后没多久，我就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两个尾随的人。
有赖同事的额外嘱托，我提早预备，就此开始配枪。
尾随之人有时是专业的，有时没那么专业。
还操着一口有明显口音的方言，游荡在我家附近。
对于曾在重庆工作过的我来说，能明显察觉出，这是明显已露的败象。
香港就有他们的站点，跟踪是他们的老把戏。
我想起曾经听审过的一个人。
那人说：“我们就只是跟踪而已，心理素质不行，自己先怕了，这也不能怪我。”
流氓行径也能如此振振有词么？真是何其无耻。
我随时保持警惕，入睡时，也将枪放在枕边。
好像又回到了那些年，东奔西跑的日子。
我看着掌心里的这一枚小枪，不由得想起了曾在窗口教韶华拆卸和复原那只掌心雷。
她解开遮眼的布绸，看着拆卸完整，不禁对我一笑。
彼时正是冬天，其实上海还是很阴冷的。窗外的树枝还是苍白，没有颜色的。
我的心里却仿佛生出了片片绿荫，此刻正笼罩在我们的窗口。
有风拂过，窗帘像浪花一般随风飘动，我的鼻尖好像闻到了茉莉花的味道。
那香味不是假的。
我一回头，是韶华正在靠近我。
她半眯着眼睛，仿佛正在轻嗅茉莉的香味。一看见我，又顿住了。
不再往前，退回了原来的位置。
只是面上仍飘有些红云。
我们静静的坐了一会儿，仿佛此时当真是春天，我们正徜徉在这样的春日里。
最危险的一次，我已经将枪上膛。
恍惚之中，我想到了多年前在重庆看见高正则。
是我亲手将他杀死。
不单是为了韶华报仇，还为了破坏他和某些重庆高层的相互勾连。
我也终于知道了他的本名。
这才知道，原来多年来还是冤枉了他。
他不是汉奸，是一个姓山本的，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纯正日本人。
我虽然从事数字类工作，但闲暇时依然喜爱文学作品。
有时会去皇后大道中的高升茶楼小做休憩，同事总是风尘仆仆的来。
他这次给我带了一本老舍先生的《二马》。
晚上我坐在云石酸枝桌旁，将电台关闭，电讯纸烧掉后，便随手翻阅。
书中提到了伦敦的街道，码头和博物馆。
一景一物，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不同景致。
我和同事每晚保持电台通话，如此过了一个多月。
我才和他跟着郑经理一起见到了台方派来的正式特派员。
对方再一次敦促我们应立即整理好财产，准备赴台。
我和同事对视一眼，将已整理好的资料具陈台前。
这是不出意外的图穷匕见。
行里的现金具已投入到生产项目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部分资金放贷给港地工厂，特别是纱厂。
盖因内战爆发后，许多原本要付运上海的纺纱设备滞留在了香港。
故而需要协助纱厂商人买地盖厂与生产分销，帮助香港发展轻工业。
还有一笔374.5万元的单笔大金额支出，用来投得土地。
这笔刷新当时官地最高拍卖纪录的土地，将用以建造全新的大厦。（注）
条条列列，清晰可见。
他们只能败兴而归。
1950年的1月6日，在采买年货的热烈气氛中，英国宣布承认人民政府。
1月9日，周总对所有驻港机构发布了“保护国家财产，听候接收”的命令。
此令一经发布，郑经理即刻通电响应，声明等候接管。
随后，伦敦，新加坡等各海外分行纷纷通电，宣布接受领导。
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中国银行大厦，于1951年落成，是香港当时最高的建筑。（注）
我们将崭新的五星红旗升在银行门口。
紧随而来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美国等开始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
这当然对刚刚恢复开展不久的对外贸易和外汇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银行和外汇部门不得不通力协作，开展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的斗争。
香港是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的集中所在，于是也变成了重要的中转站。
我们又投入到了新一轮的工作中去。（注）
直至1960年，我顶着五十岁的年纪，却还不见苍老的容颜。也怕惹人怀疑，索性提前申办退休。
正式退休那天，我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
大家聚餐后，在一起拍了一张大合影。
我将左侧的位置微微空出来一些。
我从未忘记过韶华，打算回家之后，拿出她那张立功受赏的照片，对着这个为她空出来的位置。
而后，我便无可无不可的又想起了我的韶华。
如果活到现在，也该有四十四岁了。
不知还爱不爱茉莉味的香水，还喜不喜欢用菖蒲绒花缠头发。
我小心翼翼从常夫人的大相册里将那张照片拿出来，打算与这张合照放到一起。
等来日，再将它们组合成一张。
抽出来时却有些紧，我不由得拿起来看了看，那相片袋里却原是两张。
我拿出来一瞧。
是那一年同她一同上台领奖。
我替她整理好红花，郑重地对她说了声：“谢谢。”
她说：“为什么要说谢谢？”
我笑：“我是因为你，才能一起上来领奖的。”
她竟不好意思起来，敛眉一笑。
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当时正那样看着她。
被猝不及防的试摄拍了下来。
我脑海中忽又浮现出她的笑脸来。
只见她正匆匆向我跑来，颇为得意的说：“那师傅人真好，愿意多给我洗一张照片。让我明日去王开照相馆找他。”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转眼间春去秋来，又一年矣。
初见她时还以为是个梦，等反应过来，她已然走开了。
原来重活一世的是她，我仍是那个我。
彼时我正进行一项特殊的工作。
应工作要求，正在找一个对颜色机具敏感度的人。
学名上叫做绝对色感。
这一类人同常人不一样，准确来说是眼睛与常人不一样。
我们平常所能看到的，笼统的颜色。在他们的眼里则千变万化，全然不同。
为了找到这样一个人，我孤身从香港到上海拜访了一位专做古董字画生意的世伯。
他那里倒有个人选，于是我便拿着他的信前往圣约翰大学。
没想到来迟一步。
等我跨入学校的足球场时，只看见一群人涌着一个躺倒在地的人。
他的血从脖子上泄下来，不是那种迸射状的鲜血，而是一刀割破了气管。
最后给的说法是情杀。
但我知道不是的。
那世伯闻讯也只是叹了口气，说这孩子是自持天赋太过张扬，才叫人给暗害了。
我知道他店中经营着许多仿古的赝品，需要这样的人去为他辨色调色，怎么如今骤失金叵罗，倒还这般镇定。
他有些惊讶的回望过来，半晌才笑说：“你这孩子，还跟小时候一样眼尖。”
他给了我一封信，和一张船票，让我等天黑时分再走。
于是我拿着一张没有文字的信，前往江苏省会镇江府。
等到了地方，这才终于明白那世伯意味深长的笑。
原来这一家子是遗传的天赋。
之前死的那个是远房伯伯家的堂兄，他还有个嫡系的堂妹，比那堂兄还要强上一些。
难怪那世伯一副如如不动的样子，原来真正的金疙瘩被稳稳的攥在手里。
我委婉的提出来意，那夫人却有些为难的样子，招呼我先吃饭。
我好奇，于是往那楼梯上看。
怎么这小堂妹也不下来吃饭？
那夫人很快张罗了一大桌子特色菜
是从中华园送来的席面。有水晶肴蹄，锅盖面，还有来自一江之隔的扬州的大煮干丝和汤包。
食物总是能让人放松警惕，打开心扉。
我尝试与那夫人聊一聊这小堂妹。
那夫人姓常，长着一张与记忆中的常夫人相似的脸。
她说他们家子嗣凋零，又生有这样的本事。
于是不求显达，只愿平安。
想到他们家那在上海圣约翰遇害的远房堂兄，我们皆是一顿。
不过常夫人虽是寡妇，到底在此处经营家业良久，不是寻常妇人。
她最终被我说服，决定让我先见一见小堂妹。
“她若愿意跟你走，你便带她走罢。”
小堂妹仍是旧式打扮，穿着白色的裙褂，上身是一件鹅黄色的倒大袖。
领口袖口都镶上了一圈白绒绒的毛边，更衬的她娇美。
我正沉浸在千年的回忆中难以自拔，一时怔忪。
小堂妹却很有礼貌的给我斟茶，复又坐下来，朝着我笑。
我也因此终于明白常夫人的犹疑。
她好像很天真。除了说起颜色来，没有别的事可以让她走出她大脑中的那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
她听说我没来过此地，便要带我去逛逛。于是我跟着她游西津古渡，看金山夜戏。
她对我说这地方曾叫京口，是东晋谢玄设北府兵的地方。
也是梁武帝设水陆道场的地方。
我好一会儿才想起梁武帝萧衍来，他是南齐萧顺之的儿子，也参与过我对南齐的两次南伐战争。后来废侄萧宝卷而自立，创立南梁。
不过，这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我每每忆及这些往事，好像总是离我很远，有时候却又很近。
比如现在，她拉着我的手。就像曾经，很多很多年前那样自然。
她为了不使我被人群冲散，拉着我登上北固山之巅。
在一个前人写下“何处望神州？”的地方，她说：“你听没听见风的声音？”
我一愣，无意识的脱口而出，“什么？”
她虽与前世一个模样。但此去经年，她已转世再生，她不记得我。
我拼命忍耐，告诉自己，她是一个别人，她值得拥有全新的一生。
而不是因我而生，又因我而死。
她仰起头来，夕阳下她的双眸好像闪着异样的光。
她深吸一口气，才自言自语，“风的声音就是心里的声音。”
她又伸出手，对我说：“你看那夕阳。”
我顺着她的手臂往外头瞧，只见那晚霞瑰丽，给遥遥的一片水色亦披上了一层薄纱，远远望过去，是云蒸霞蔚，又是水天一色。
她好像听到有旁人感慨落日之美，此时微微摇摇头。兀自说道：“那不是红色，也不是紫色。”
她的声音很轻，我也顺势压低声音，“那是什么？”
只听她说：“是彤云红和暮山紫。”
我带她在馄饨摊上吃了晚饭，她又带我去长江边散步。
直至此时，她才问：“你是从上海来的？不是来做客的，就是来找我的，对吗？”
我并不说自己，反而顺势问别人，“怎么，很多人特意来找你么？”
她点点头。然后说：“你也要造字画赝品卖钱吗？”
“很多人请你造赝品吗？都卖给谁呢？”
“有时是卖给外国人，有时是送给大人物。”
“送给什么大人物？”
她这才一笑，颇有些羞赧，“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跟着笑起来，与她在一处茶摊上坐。
她拿茶碗的姿势很标准。
一手擒着茶托，带着茶碗一同至唇边。
一手拿着茶盖，一侧斜压茶中，另一侧则翘起。
放下时，还在用茶盖轻轻滑动。
我猜她大概喜欢喝淡茶，所以此时只用茶盖轻轻的去拨一拨茶叶。
我一问，她才说：“我阿爹从前就是做茶叶生意的。”
后来也到上海去做生意，听说他帮上海的一个大老板平了一桩事，这才攒下家底来。
她说的虽不清楚，但我听懂了，大约这也是意外发现天赋的契机。
“那后来怎么不做了呢？”
她想了想说：“是卖字画的世勋阿伯说，在上海那样的地方，有这本事可不是什么好事。若太多人晓得，怕是要遭难的。于是便劝他回家来。”
“然后呢？你们就在私底下帮他做活？”
“其实也不是。”她清亮的眸子似在闪着光： “是我阿爹病逝后，阿伯到我家来致哀。他想给我点事做做，你也知道的，我有点笨，也做不来其他事。”
我有点恍然大悟，又有点心疼起来。
听老人家说，原是前世吃苦而终，今世才容易五识不全。
我移目至江面上。
渡口上人来人往，我的心却很平静，仿佛安静的正在聆听风的声音。
风吹来思念的声音，我却没有勇气迎上前去。
好像是很美又很珍贵的瓷瓶，你远远看着她，她就会永远那般美丽。可你若走的近了，她可能会碎。
从来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我告诉她，“我不是卖赝品的。”
她好像被激发了好奇心，目光灼灼的盯着我。
我拿出钞票来结账，在那之前伸到她眼前我说：“认识这个吗？”
她点点头，“是钱。”
我循循善诱：“如果有人造了有特殊标记的钱，或者是不对的钱，你还能认识么？”
她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我不但认识，还能复原。”
我笑起来。
我让她看江边这些等活的人，还有更远的那些无处可去的，或流浪或行乞的人。
我猜她不一定能听懂汇率一类的话，于是只说：“如果不对的钱流入的越多，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乱，会有很多人活不下去。”
她懵懵懂懂的，我盯着她的脸。
许久，她脸上好像才动了一下，她问我，“所以，是要我识别这些不对的钱？”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笑着颔首，“差不多。”
临行前一天，我们一并至金山寺。
在大雄宝殿上拜了三世佛。
我们在冬天时抵达上海，我先领她去置办新的行头。
“这里的人流行穿洋服，你想试一试吗？”
她对那些巴黎来的新样式很好奇，在镜子前转来转去。
她问：“我看杂志上说，巴黎的新款式出不到十天就会出现在上海，是真的吗？”
我一面答：“是真的。”一面替她做主全都要了。
回过头来又说：“你喜欢的话，我们今后可以常来。”
我安排她住在我的隔壁，一栋高级公寓楼里，门口二十四小时有值班。
她初时只被花花世界迷住两三天，随后便恢复了平静。
成日在屋子里看书，余时便调配颜色，作各式各样的字画。
她偏爱一款茉莉花的香水，日日都只用同一款。
倒叫我时而怔忪，仿佛回到了以前，回到了洛阳宫中。
我们的工作虽然特别，但也有对外身份。
自也需要社交，需要自我保护。
我带她去各部混了个眼熟，从行政麦主任那里拿了些专属韶华的活动经费。
其他时候我便教她防身。
我送给她一只勃朗宁的小枪，号称掌心雷。
我将她的眼睛蒙住，让她拆卸，复又装回。
只是重复就可以熟稔的工作。
未多时，韶华便已尽数掌握。
等搜集好了华北地区的多款纸钞，□□以及分别印有不同标记的各类暗记券终于送来，我便带她去工作。
日本当时对华的方略是唯恐天下不乱，坚定的认为若我国实现币制统一，便可加强抗日力量。
所以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华北一带扰乱金融市场的计划和活动。
不乏频繁散布各种停止兑钞的谣言，制造百姓混乱。
还有不少日本浪人到各发行银行持钞挤兑，试图搞乱银行正常运行工作。
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势必牵动全国。（注）
她的工作是识别各类纸钞，□□和暗记券，很偶尔的时候还需要调配一些样式。
她很快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于是她问：“这是印钞用的模板，这些模板是从哪里来的？”
我看着她，说：“我们的工作，是在另一条战线上抵御敌人。除了我们这条战线，还有很多别的战线，那里有我们很多很多的战友。他们比我们先面对危险，也为我们得到这些很重要的东西，如果说他们是这条线上的第一道防线…”
“那我们就是最后的这一道防线。”
她有所顿悟，竟与我异口同声。
我有些欣慰，摸了摸她的头发。
她连忙将头抱住，对我说：“不可以随便摸，头发会乱的像菖蒲。”
我又一愣，想起那种白色加点嫩黄色的代表思念的花。
不禁笑说：“你喜欢的话，下次买一朵绒花的菖蒲送你。”
本来想为她庆功时送给她，我料想这日子应该会很快到来，却没想到这样快。
她很快立了功，但她自己却懵懵的。
只笑：“我好像也没做什么，怎么就立功了。”
我说，“我们这一行都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事情都得保密。所以很多人在立功时还并不知道自己立了什么功。”
她这方点点头。
虽然话是这样说，但在受奖的那一日，她还是很兴奋。
她说：“我瞧见过报纸，立功的人要戴红花。我得拍一张照片寄给我娘看，我也是能立功的人了。”
我很想揉揉她的头发，想了想，还是没有举起手。
倒是从包里拿出一个纸盒来，“这是答应你的，绒花菖蒲。”
她便戴上上台领奖，与她一同领奖正是我。
我替她整理好红花，对她郑重说了声：“谢谢。”
她说：“为什么要说谢谢？”
我笑：“我是因为你，才能一起上来领奖的。”
这样一说，她又不好意思起来，敛眉一笑。
我俩同时被相机的闪光吓了一跳，方才知这是要照相了，连忙站直了去照。
会后，她还跑去跟那师傅说了会话。
回来才颇为得意的说：“那师傅人真好，愿意多给我洗一张照片，让我明日去王开照相馆找他。”
没过几天。
1935年11月3日晚，便正式宣布实行法币改革。
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
如此新规之下，不但原有发行权的银行失去了一个生财之道，就是本无发行权的银行也断绝了领用暗记券的间接发行的利益。（注）
她好像这才隐约回忆起自己的工作，颇有顿悟。
11月9日，港府也跟随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银本位制。
12日，又统一发行新一元纸币，收回一元银币。
12月6日起实行《1935年货币条例》白银归港府所有，禁止输出。
1936年初，我跟随几位先生一同赴美调研。
她好像很舍不得我，一直说：“你别离开我。”
我以为她是因初次独自工作而产生的害怕情绪，正如她初次来上海时，日日需要在我左右才得安心。
于是我摸摸她的脑袋。嘱她要好好吃饭，好好工作，不要胡思乱想，安心等我回来。
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实际上总随着各国的利益斗争所掀起。
本来美国连续几年大量收购白银，以致我国白银外流，银根趋紧，物价下跌，经济萎缩。
如今改革币制废除银本位，实行汇兑本位，必然要在伦敦市场上抛售白银，以充实外汇头寸。
而此时美国深恐英国从此加强对中国货币的控制，竟一反常态，在伦敦停止收购白银，一下子导致伦敦白银市价直线下跌。
我国不得不一而再再二三的向美国呼吁，声称中国币制基础将会因此被动摇，要求美国照旧价收购我国白银。（注）
此次赴美，正式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
美国同意向中国收购7500万盎司的白银作抵，取得一笔约2000万美元的贷款。
总计从1934年起到1941年止共收购55295万盎司，价值2.5亿美元。
这些美元作为法币的外汇储备都存在美国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同时在中国则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
由陈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实际上，美国从此已取得中国货币的控制权。
此后，中国财政上依靠美国的程度也就越来越深了。（注）
我在数月后返回，韶华为我接风。
我的目光却不由得落在她身旁的一个男子身上。
坐在我身侧的麦主任站起来，亲自向我介绍这位优秀的青年才俊，我方才知道。
他是一位家世相当不错的记者，由麦主任亲自介绍给韶华。
我想听听韶华自己的想法，她却不说什么。
只拨弄着池塘里的水，念了一首诗：“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是一首情诗，我不以为她是在想家。但我却莫名想到了曾共坐长江江畔茶摊的那一晚。
犹记得她像小鹿一般活灵活现的眼，还有在北固山头上问我，“你有没有听过风的声音？”的场景。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我想我只是一时接受不了。
我郑重的对自己说，她理所应当拥有一个全新的，很好又很平顺的人生。
所以当听她问我觉得“他”怎么样时，我说：“看起来不错，应该很照顾你罢。”
我没有抬头，但能感受到她的余光正看向我。她沉默了许久，才说：“他不嫌弃我是个傻子。”
婚礼那天，其实我是很高兴的，整场下来我脸都要笑僵了。
周围人都在跟她说：“韶华，看你哥哥都开心成什么样了？”
常夫人因身体不好，所以缺席，我便只能充当她的娘家人。
我很难得的醉了，仿佛彻底松懈下来，这一觉一睡就睡了许久。
第二日到她的新家吃饭，里里外外都是她丈夫在操持，我重又打量了他几眼。
老实说他的条件很不错，家庭人口也十分简单。只有一个外交上如鱼得水且无子的亲伯伯。
韶华嫁过去，上无需伺候公婆，下没有姑嫂相对。
他人也算勤奋，采访写稿都很拿得出手。虽然现在还在基层，假以时日，不愁不能当主编。
我有些欣慰的举起酒杯来祝福新人，谁料他却先举起酒杯来要敬一敬我这个大哥，他示意韶华一起聚杯。
我听到她说：“谢大哥的照顾。”
她梳起了头发，不再将两条长辫子放下来，那朵菖蒲的绒花她还戴着。
那花是白中黄蕊的，在这样的红事上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虽然他们准备以后再拍结婚纪念照，但我仍寻了一个机会，对她说：“还是换一朵花戴罢。”
她仍灼灼的看着我，像之前很多次那样。
只是这一次，她没说话。
此后，我再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
1937年，我因特别公干去往日本。
当时与我相熟的一位银行经理连忙把我拉到偏僻处，对我说：“你现在还来日本做什么？你赶紧回去，就要打仗了。你要不快些回去，恐怕就要留下当俘虏了。”
我心里一惊，突然便想到35年中美平准基金落定前期，日本对新法币的极力打击。
军部更公然叫嚣中国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日本将要被迫采取报复行动。（注）
竟是要打仗了。
我终于在开战之前迅速回到上海，路上行人都忙忙碌碌的，拖家带口的要往租界里挤。
我一看如此情形，连办公室都未回，连忙开车去往韶华位于公共租界的新家。
入目只见人去楼空，只有房东太太招呼人进来搬家电，说：“要打仗了，赶紧收拾东西进租界去，值点钱的全搬走。”
回过头来才看见我，我连忙抓住她问：“从前住在这里的人去哪里了？”
在问出这句话之前，我想的都是好的一面。
那人自己是记者，伯父又在外交上有些手段，想必消息灵通。应当早得了信，举家迁入租界去了。
房东太太的嗓音有些尖细，这时候却和缓了不少，“你是他家什么人啊？我跟你说哦，那家出事了唉，你还不晓得吧。”
我的耳朵嗡的一声，仿佛出现了一声长而刺耳的鸣笛声。
我只能看见房东太太上下翻动的红唇，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好不容易这一声悠长的鸣笛声稍歇，我只记得自己立刻跳上车，拼命往办公室赶。
等回到法租界。
从门卫到办公室的人都纷纷回避我的目光。
情感上我不愿相信，理智上我已知晓。
房东太太没说错，确实出事了。
那位姓麦的主任出逃，听说是日方的特务。
自然，经他介绍的青年才俊也不是普通的记者。
他早就盯上了我带回来的金疙瘩。
终于在我前往美国时，找到了机会。
韶华心性纯真，容易相信所谓的好人，这才被他蒙蔽了。
这原都是我的错。她能被蒙蔽，我还能被蒙蔽吗？
我无法原谅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直到上级找到我，交给我韶华的遗物
——一本锁在办公室里的笔记本。
我打开第一页就掉下来一张照片。
那是我们立功上台受奖时拍的合照，照片上两张微笑的脸，胸前别着红花。
我抚摸着照片里韶华的脸，还有她发辫上缠着的菖蒲花。
一滴泪无声的滴落在她的脸上，我连忙用手去擦。
那相纸擦干后还是凹下去一块，照片上她的笑脸都斑驳了。
照片背面似有蓝色的字慢慢显现在那斑驳的一小处，我连忙翻过来看。
是那首诗，怎么会是那首诗。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她那一日的笑脸来。她并不看我，只低下头去看池塘里的鱼。
她的手正托着腮，声音闷闷的，并不太大声的念：“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我将头低下去。
那本子的最后藏着她留给我的信。
是一张空白的纸，需要加热才能显出字来。
她说：她对不起我，也对不起阿娘。
是因为她的缘故，那人才会得以进入她的办公室，偷走经她过手的模板。
她发现时为时已晚，她只能尽力去做补救。
她找到了那人藏经济情报的地方，点了一把火。
只是可惜，她动静太大，引得那人醒来，连忙救火。
模版虽已被毁，但其他的情报被抢回泰半，她也被踹伤。
她始终记得我和她说过，我们是这条战线上的最后防线。
于是自感没有尽责，也深恐牵连于我，唯以一死赎罪。
她在信的末尾对我说：“我等不到你了。原宏，再见。”
我在她为数不多的照片里选择了她立功受奖的那一张。
裁去我的那一半，作为遗照。
对外只说，是意外落水而亡。
而我承担起了照顾常夫人的任务。
每月按时给她寄钱，冒充韶华的口吻给她写信，出差时去探望陪伴她。
常夫人在幸福中离开人世。
她死在1939年的夏天。
战争来临，我依然漂泊各处，做着维持汇率稳定的工作。
后期又跟着一位冀先生辗转于重庆和南京，进行有关经济的秘密工作。
我在1945年前往香港之前，又回到了韶华在镇江的家中。
常夫人将这些信保存的很好，她用一个很大的相册。
我在里面看到了那个由我编造的幸福生活，还有几张蓝晒的照片，是我让人影印合成的。（注）
其实仔细看，还有些不和谐，也不知常夫人是否起疑。
我将那个相册随身携带。
1949年的夏天，在电台播完《客途秋恨》曲后，插播了一条有关局势的最新新闻：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
彼时，我正透过西营盘家中的藻绿色百叶门看向外面灰白色的海面。
楼下中药铺的小学徒正仰头大叫，请我下去听电话。
我沿着唐楼窄而长的木楼梯匆匆下去。
电话那边是同事，他因刚从大陆过来，消息自然更快一些。
果不其然，第二天，《星岛日报》即刊登有关上海战事结束的消息。
接下来几个月，飞一般发生了许多事。
可即便飞的再快，也终有落地的一天。
或许是对局势的变化早有预料，为了方便沟通，我家中已装上自拨电话机。
这种电话机自1930年起开始招揽用户，多出现在店铺中。
盖因一年百多数的电话费用，一般家庭未能负担。
虽不必再叨扰楼下中药铺，我还是在中秋节时送上了文华馆的金腿肉月饼以示对往日关照的感谢。
新电话机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来自于同事。
随后没多久，我就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两个尾随的人。
有赖同事的额外嘱托，我提早预备，就此开始配枪。
尾随之人有时是专业的，有时没那么专业。
还操着一口有明显口音的方言，游荡在我家附近。
对于曾在重庆工作过的我来说，能明显察觉出，这是明显已露的败象。
香港就有他们的站点，跟踪是他们的老把戏。
我想起曾经听审过的一个人。
那人说：“我们就只是跟踪而已，心理素质不行，自己先怕了，这也不能怪我。”
流氓行径也能如此振振有词么？真是何其无耻。
我随时保持警惕，入睡时，也将枪放在枕边。
好像又回到了那些年，东奔西跑的日子。
我看着掌心里的这一枚小枪，不由得想起了曾在窗口教韶华拆卸和复原那只掌心雷。
她解开遮眼的布绸，看着拆卸完整，不禁对我一笑。
彼时正是冬天，其实上海还是很阴冷的。窗外的树枝还是苍白，没有颜色的。
我的心里却仿佛生出了片片绿荫，此刻正笼罩在我们的窗口。
有风拂过，窗帘像浪花一般随风飘动，我的鼻尖好像闻到了茉莉花的味道。
那香味不是假的。
我一回头，是韶华正在靠近我。
她半眯着眼睛，仿佛正在轻嗅茉莉的香味。一看见我，又顿住了。
不再往前，退回了原来的位置。
只是面上仍飘有些红云。
我们静静的坐了一会儿，仿佛此时当真是春天，我们正徜徉在这样的春日里。
最危险的一次，我已经将枪上膛。
恍惚之中，我想到了多年前在重庆看见高正则。
是我亲手将他杀死。
不单是为了韶华报仇，还为了破坏他和某些重庆高层的相互勾连。
我也终于知道了他的本名。
这才知道，原来多年来还是冤枉了他。
他不是汉奸，是一个姓山本的，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纯正日本人。
我虽然从事数字类工作，但闲暇时依然喜爱文学作品。
有时会去皇后大道中的高升茶楼小做休憩，同事总是风尘仆仆的来。
他这次给我带了一本老舍先生的《二马》。
晚上我坐在云石酸枝桌旁，将电台关闭，电讯纸烧掉后，便随手翻阅。
书中提到了伦敦的街道，码头和博物馆。
一景一物，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不同景致。
我和同事每晚保持电台通话，如此过了一个多月。
我才和他跟着郑经理一起见到了台方派来的正式特派员。
对方再一次敦促我们应立即整理好财产，准备赴台。
我和同事对视一眼，将已整理好的资料具陈台前。
这是不出意外的图穷匕见。
行里的现金具已投入到生产项目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部分资金放贷给港地工厂，特别是纱厂。
盖因内战爆发后，许多原本要付运上海的纺纱设备滞留在了香港。
故而需要协助纱厂商人买地盖厂与生产分销，帮助香港发展轻工业。
还有一笔374.5万元的单笔大金额支出，用来投得土地。
这笔刷新当时官地最高拍卖纪录的土地，将用以建造全新的大厦。（注）
条条列列，清晰可见。
他们只能败兴而归。
1950年的1月6日，在采买年货的热烈气氛中，英国宣布承认人民政府。
1月9日，周总对所有驻港机构发布了“保护国家财产，听候接收”的命令。
此令一经发布，郑经理即刻通电响应，声明等候接管。
随后，伦敦，新加坡等各海外分行纷纷通电，宣布接受领导。
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中国银行大厦，于1951年落成，是香港当时最高的建筑。（注）
我们将崭新的五星红旗升在银行门口。
紧随而来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美国等开始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
这当然对刚刚恢复开展不久的对外贸易和外汇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银行和外汇部门不得不通力协作，开展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的斗争。
香港是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的集中所在，于是也变成了重要的中转站。
我们又投入到了新一轮的工作中去。（注）
直至1960年，我顶着五十岁的年纪，却还不见苍老的容颜。也怕惹人怀疑，索性提前申办退休。
正式退休那天，我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
大家聚餐后，在一起拍了一张大合影。
我将左侧的位置微微空出来一些。
我从未忘记过韶华，打算回家之后，拿出她那张立功受赏的照片，对着这个为她空出来的位置。
而后，我便无可无不可的又想起了我的韶华。
如果活到现在，也该有四十四岁了。
不知还爱不爱茉莉味的香水，还喜不喜欢用菖蒲绒花缠头发。
我小心翼翼从常夫人的大相册里将那张照片拿出来，打算与这张合照放到一起。
等来日，再将它们组合成一张。
抽出来时却有些紧，我不由得拿起来看了看，那相片袋里却原是两张。
我拿出来一瞧。
是那一年同她一同上台领奖。
我替她整理好红花，郑重地对她说了声：“谢谢。”
她说：“为什么要说谢谢？”
我笑：“我是因为你，才能一起上来领奖的。”
她竟不好意思起来，敛眉一笑。
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当时正那样看着她。
被猝不及防的试摄拍了下来。
我脑海中忽又浮现出她的笑脸来。
只见她正匆匆向我跑来，颇为得意的说：“那师傅人真好，愿意多给我洗一张照片。让我明日去王开照相馆找他。”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转眼间春去秋来，又一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