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的新阶段。
但对于滁城人来说，并不是很关心这些。滁城人更关心的是家门口的琅琊山森林公园成为全国首批AAAA旅游风景名胜区，关心的是1999年动工的人民广场，在2001年10月1日建成并举行开放仪式，数万滁城市民喜游人民广场。
我也是在这一年，从外婆家回来后就很少去了，因为我上了小学。那个带我摘桑葚掉进茅厕缸里的男孩，那个向我道歉送我“蚕豆项链”的王二很久没有见过了。
记忆渐渐模糊，但我始终记得从滁城到水口的客车，每当快要到水口的时候，就会听见车上熟悉的乡音：“那个，麻烦师傅到供电局停一下。”
司机师傅：“好！好！”
我开始上小学了，我妈对我说：“我一个字不认识，你不能一个字不认识，我们家希望就靠你了！盼着西瓜结斗大，你别结个马屎包子大！”
“盼着西瓜结斗大，结个马屎包子大”这句话，在我求学十八年期间，听过无数次，虽然当时不理解“斗”有多大，“马屎包”又是什么，但从母亲期盼的眼神中，我能够体会她的意思。直到后来长大，认识马屎包这种菌种，我才知道马屎包究竟有多大。
并不是非得上重点学校，才能考上大学。
我妈的这种期望显然也是杨家宝妈妈的期望，杨家宝的爸妈给他起名名叫“家宝”就很明显了，家宝，家宝，是家中的一块宝，自然是宝贝疙瘩，心头的一块肉。所以，为了这家中的宝能够有个好的前途，怎么也得上个重点小学。
直到有天，我们班来了个瘦瘦高高戴眼镜的男生。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杨家宝”
“你怎么才来？我们都上aoe了，马上都上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了。”
“我也不知道。”
显然，他还小，他不知道。但杨家宝的妈妈费了不少心思才把他弄进我们班，如果知道后来他像一块橡皮糖一样黏在我身上，并且很多事都要我为他解决，我有理由怀疑他妈不仅搞定了学校，甚至搞定了月老。
就这样，我、孙子悠和杨家宝都上了重点小学，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剧透，后来的我们都没有考上清华大学。反而我们这一群人中，王陈的哥哥王大在水口小学上学，后来王大的同班同学，一位池姓的女生最后进了清华大学，王陈的哥哥王大也考的不错。还有就是我的一个表弟，在施集大山里上的小学，现在也很不错。
所以，如果考大学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小学只是起点，但并不意味着是弯道超车，更不是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就可以高枕无忧。
学习是一场马拉松，比的不是谁跑的快，而是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学习平台、家庭环境、超前认知、态度习惯等诸多因素，才能够到达终点。
我的大家庭有很多大学生，在我爸兄妹三人，我妈姐弟三人子女中，除了我，还有我哥哥、姐姐、弟弟、堂弟、舅舅家两个表妹、姨哥，如果再加上大嫂、姐夫、弟妹、表妹夫、姨嫂什么的，就更多了。
诸多的学习经验告诉我，学习真的就是应了清华大学第10任校长梅贻琦的话：“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校长一语中的，确实，大学之大，不在书多，更不在楼高。书再多，没有看得懂的人，也是暴殄天物；楼再高，不是为师生服务，也是形同虚设。
如果将水口小学或者水口中学跟滁城重点中学综合实力相比，无疑是以卵击石，但再好的学校教资水平也有参差不齐，再差的学校也有不错的老师。王陈的哥哥王大是水口中学09届的，在姓高的老师和姓王的老师带领下，培养出诸多人才，堪称校史神话。
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小学，梅贻琦的话同样适用。
我徐思思也是一样。一年级到五年级，并不突出，也不怎么受欢迎，只是在孙子悠的连拽带拉下保持不掉队。庆幸的是，我徐思思只和成绩好的学生玩。我们六叶子组合：徐思思、孙子悠、程晨、王陈、王禾木和杨家宝即便在巅峰时期，初中是班上前六名，我也是第六名。
杨家宝能够在一年级就粘上我，全是拜我所“赐”。我用了三次体育课的时间让杨家宝终身难忘。
“徐思思，下节体育课是不是要跑步比赛？”
“是。”我回答。
“跑步比赛是不是穿运动鞋跑的更快？”
“是。”我又回答。
“那我想跑第一名，我忘记穿运动鞋了，你能不能把你的运动鞋脱了，借我穿一会？”
“不行！”我斩钉截铁的回答。
“算我求你了，我想拿第一，男同学都把我当成竞争对手，都不肯借我，我只认识你，你借我穿一会呗！”
我看杨家宝苦苦哀求，我答应了他，但我跟他说：“我的运动鞋穿了很久，质量一般，你悠着点跑！”
“放心吧！”
杨家宝以为我是心疼我的鞋，其实我不只是心疼我的鞋，我的鞋质量是真不好。
体育课叶老师的哨子声一响，杨家宝就像脱缰的野马，跑了出去。但是他人出去了，我的运动鞋底没出去，鞋底分离了。杨家宝也因此栽了个跟头。我当时就气哭了，我对杨家宝说：“你赔！赔我的鞋！”杨家宝看我哭了，跑步的成绩名次已经不重要了。那天我是被杨家宝爸爸骑着二八大杠送回家的。
第二次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在我求学的十八年，我只踢过一次足球赛，那就是在一年级，好像是因为上了一篇课文，内容大致是几个孩子放学拿书包衣服作球门，踢了一场精彩的足球，于是我们便有了一次，也是我截止目前三十年唯一一次参加足球比赛（也是唯一一次踢足球）。
那次，杨家宝是我方守门员。经过激烈的角逐，我方1:0领先对方，无论对方怎么进攻，杨家宝都能化解危险的进攻。临近比赛结束，叶老师说：“比赛还有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我听到叶老师的提醒，为了控球，赶紧对着球门口的杨家宝喊：“接着！接着！”但可能是我动作快了，喊他慢了，一不留神，球进了我方球门。
我那时还不知道球进自家球门也算对方得分，就这样在比赛结束最后一分钟，原本1:0领先，变成了1：1，那天全班同学中我方队友三天没有跟我说话。连杨家宝也没有。我就这样结束了我的足球启蒙。
如果我知道国家队，甚至世界杯比赛也会有专业球员把足球踢进自家球门，我那几天应该不会那么自责。
但与把足球踢进自家球门相比，我更自责的是我不应该说出那三个字——不相信！
依然是叶老师的体育课。梧桐树下的兵乓球台有很多同学在打球，靠近阳光的球台，有一半的球台被阳光直射，可能是同学们嫌弃这里有点反光，两张乒乓球台没有人打。杨家宝爬上其中一张乒乓球台，居高临下对我说：“徐思思，你相不相信我能从这边球台上跳到那边球台上？”
那时的乒乓球台还是不可移动的砖头做的，不像现在很多都是可移动的乒乓球台子。我瞪大了眼睛抬着头看着杨家宝回答：“不相信！”
“那你睁大眼睛看好，我跳过去！”
咻的一声，杨家宝起身跳起。我当时觉得两个乒乓球台有点距离，跳过去挺难的，但杨家宝似乎觉得自己可以跳过去。尖叫声发出：“啊......啊......!”
杨家宝的腿摔断了。
伴随着杨家宝的疼痛呐喊声，老师和同学们都围了过来，在一个姓木的高个子男生帮助下，和叶老师把杨家宝送去了校门口对面的医院，后来杨家宝住院了。
为了表达我对回答“不相信”三个字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感到的歉意，我和杨家宝爸妈一起辅导了半学期杨家宝的功课，每天中午和晚上放学，路过杨家宝家，都会过去跟他讲讲今天学习的内容，在他爸妈和老师的帮助下，他没有申请留级，也没有影响太多学业。
只是2001年10月1号，滁城人民广场开放，全班同学去游玩，只有他没有去。后来为了表达我的歉意与愧疚，我家买长虹彩电电视机的时候，我请他到我家看了半天的《情深深雨蒙蒙》。并不是我们想要看，而是我家买彩电比较早，邻居们都来看电视，那时，《情深深雨蒙蒙》正火遍大江南北。
我们那时的学习生活还是比较轻松的，没有太多压力和烦恼，无忧无虑乐天派。不像现在的孩子，从学前到一年级就被各种兴趣班和辅导班困扰，即便国家双减政策悬在头顶，也依然没有改变卷的局面。前两天难得有一次“春游”机会，但居然很多学校都是去南京什么银杏湖，金牛湖。只有几个学校去了琅琊山。
我认为滁城的人，春游应该去琅琊山的深秀湖、醉翁亭什么的。毕竟我在滁城三十年，年均不足一次到南天门，更谈不上对琅琊山和醉翁亭有多了解，甚至毫不夸张，很多人记得《醉翁亭记》，只记得开头那几句，亦或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名言。
而我，不仅记得《醉翁亭记》全文，更记得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的琅琊山春游。
但对于滁城人来说，并不是很关心这些。滁城人更关心的是家门口的琅琊山森林公园成为全国首批AAAA旅游风景名胜区，关心的是1999年动工的人民广场，在2001年10月1日建成并举行开放仪式，数万滁城市民喜游人民广场。
我也是在这一年，从外婆家回来后就很少去了，因为我上了小学。那个带我摘桑葚掉进茅厕缸里的男孩，那个向我道歉送我“蚕豆项链”的王二很久没有见过了。
记忆渐渐模糊，但我始终记得从滁城到水口的客车，每当快要到水口的时候，就会听见车上熟悉的乡音：“那个，麻烦师傅到供电局停一下。”
司机师傅：“好！好！”
我开始上小学了，我妈对我说：“我一个字不认识，你不能一个字不认识，我们家希望就靠你了！盼着西瓜结斗大，你别结个马屎包子大！”
“盼着西瓜结斗大，结个马屎包子大”这句话，在我求学十八年期间，听过无数次，虽然当时不理解“斗”有多大，“马屎包”又是什么，但从母亲期盼的眼神中，我能够体会她的意思。直到后来长大，认识马屎包这种菌种，我才知道马屎包究竟有多大。
并不是非得上重点学校，才能考上大学。
我妈的这种期望显然也是杨家宝妈妈的期望，杨家宝的爸妈给他起名名叫“家宝”就很明显了，家宝，家宝，是家中的一块宝，自然是宝贝疙瘩，心头的一块肉。所以，为了这家中的宝能够有个好的前途，怎么也得上个重点小学。
直到有天，我们班来了个瘦瘦高高戴眼镜的男生。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杨家宝”
“你怎么才来？我们都上aoe了，马上都上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了。”
“我也不知道。”
显然，他还小，他不知道。但杨家宝的妈妈费了不少心思才把他弄进我们班，如果知道后来他像一块橡皮糖一样黏在我身上，并且很多事都要我为他解决，我有理由怀疑他妈不仅搞定了学校，甚至搞定了月老。
就这样，我、孙子悠和杨家宝都上了重点小学，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剧透，后来的我们都没有考上清华大学。反而我们这一群人中，王陈的哥哥王大在水口小学上学，后来王大的同班同学，一位池姓的女生最后进了清华大学，王陈的哥哥王大也考的不错。还有就是我的一个表弟，在施集大山里上的小学，现在也很不错。
所以，如果考大学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小学只是起点，但并不意味着是弯道超车，更不是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就可以高枕无忧。
学习是一场马拉松，比的不是谁跑的快，而是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学习平台、家庭环境、超前认知、态度习惯等诸多因素，才能够到达终点。
我的大家庭有很多大学生，在我爸兄妹三人，我妈姐弟三人子女中，除了我，还有我哥哥、姐姐、弟弟、堂弟、舅舅家两个表妹、姨哥，如果再加上大嫂、姐夫、弟妹、表妹夫、姨嫂什么的，就更多了。
诸多的学习经验告诉我，学习真的就是应了清华大学第10任校长梅贻琦的话：“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校长一语中的，确实，大学之大，不在书多，更不在楼高。书再多，没有看得懂的人，也是暴殄天物；楼再高，不是为师生服务，也是形同虚设。
如果将水口小学或者水口中学跟滁城重点中学综合实力相比，无疑是以卵击石，但再好的学校教资水平也有参差不齐，再差的学校也有不错的老师。王陈的哥哥王大是水口中学09届的，在姓高的老师和姓王的老师带领下，培养出诸多人才，堪称校史神话。
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小学，梅贻琦的话同样适用。
我徐思思也是一样。一年级到五年级，并不突出，也不怎么受欢迎，只是在孙子悠的连拽带拉下保持不掉队。庆幸的是，我徐思思只和成绩好的学生玩。我们六叶子组合：徐思思、孙子悠、程晨、王陈、王禾木和杨家宝即便在巅峰时期，初中是班上前六名，我也是第六名。
杨家宝能够在一年级就粘上我，全是拜我所“赐”。我用了三次体育课的时间让杨家宝终身难忘。
“徐思思，下节体育课是不是要跑步比赛？”
“是。”我回答。
“跑步比赛是不是穿运动鞋跑的更快？”
“是。”我又回答。
“那我想跑第一名，我忘记穿运动鞋了，你能不能把你的运动鞋脱了，借我穿一会？”
“不行！”我斩钉截铁的回答。
“算我求你了，我想拿第一，男同学都把我当成竞争对手，都不肯借我，我只认识你，你借我穿一会呗！”
我看杨家宝苦苦哀求，我答应了他，但我跟他说：“我的运动鞋穿了很久，质量一般，你悠着点跑！”
“放心吧！”
杨家宝以为我是心疼我的鞋，其实我不只是心疼我的鞋，我的鞋质量是真不好。
体育课叶老师的哨子声一响，杨家宝就像脱缰的野马，跑了出去。但是他人出去了，我的运动鞋底没出去，鞋底分离了。杨家宝也因此栽了个跟头。我当时就气哭了，我对杨家宝说：“你赔！赔我的鞋！”杨家宝看我哭了，跑步的成绩名次已经不重要了。那天我是被杨家宝爸爸骑着二八大杠送回家的。
第二次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在我求学的十八年，我只踢过一次足球赛，那就是在一年级，好像是因为上了一篇课文，内容大致是几个孩子放学拿书包衣服作球门，踢了一场精彩的足球，于是我们便有了一次，也是我截止目前三十年唯一一次参加足球比赛（也是唯一一次踢足球）。
那次，杨家宝是我方守门员。经过激烈的角逐，我方1:0领先对方，无论对方怎么进攻，杨家宝都能化解危险的进攻。临近比赛结束，叶老师说：“比赛还有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我听到叶老师的提醒，为了控球，赶紧对着球门口的杨家宝喊：“接着！接着！”但可能是我动作快了，喊他慢了，一不留神，球进了我方球门。
我那时还不知道球进自家球门也算对方得分，就这样在比赛结束最后一分钟，原本1:0领先，变成了1：1，那天全班同学中我方队友三天没有跟我说话。连杨家宝也没有。我就这样结束了我的足球启蒙。
如果我知道国家队，甚至世界杯比赛也会有专业球员把足球踢进自家球门，我那几天应该不会那么自责。
但与把足球踢进自家球门相比，我更自责的是我不应该说出那三个字——不相信！
依然是叶老师的体育课。梧桐树下的兵乓球台有很多同学在打球，靠近阳光的球台，有一半的球台被阳光直射，可能是同学们嫌弃这里有点反光，两张乒乓球台没有人打。杨家宝爬上其中一张乒乓球台，居高临下对我说：“徐思思，你相不相信我能从这边球台上跳到那边球台上？”
那时的乒乓球台还是不可移动的砖头做的，不像现在很多都是可移动的乒乓球台子。我瞪大了眼睛抬着头看着杨家宝回答：“不相信！”
“那你睁大眼睛看好，我跳过去！”
咻的一声，杨家宝起身跳起。我当时觉得两个乒乓球台有点距离，跳过去挺难的，但杨家宝似乎觉得自己可以跳过去。尖叫声发出：“啊......啊......!”
杨家宝的腿摔断了。
伴随着杨家宝的疼痛呐喊声，老师和同学们都围了过来，在一个姓木的高个子男生帮助下，和叶老师把杨家宝送去了校门口对面的医院，后来杨家宝住院了。
为了表达我对回答“不相信”三个字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感到的歉意，我和杨家宝爸妈一起辅导了半学期杨家宝的功课，每天中午和晚上放学，路过杨家宝家，都会过去跟他讲讲今天学习的内容，在他爸妈和老师的帮助下，他没有申请留级，也没有影响太多学业。
只是2001年10月1号，滁城人民广场开放，全班同学去游玩，只有他没有去。后来为了表达我的歉意与愧疚，我家买长虹彩电电视机的时候，我请他到我家看了半天的《情深深雨蒙蒙》。并不是我们想要看，而是我家买彩电比较早，邻居们都来看电视，那时，《情深深雨蒙蒙》正火遍大江南北。
我们那时的学习生活还是比较轻松的，没有太多压力和烦恼，无忧无虑乐天派。不像现在的孩子，从学前到一年级就被各种兴趣班和辅导班困扰，即便国家双减政策悬在头顶，也依然没有改变卷的局面。前两天难得有一次“春游”机会，但居然很多学校都是去南京什么银杏湖，金牛湖。只有几个学校去了琅琊山。
我认为滁城的人，春游应该去琅琊山的深秀湖、醉翁亭什么的。毕竟我在滁城三十年，年均不足一次到南天门，更谈不上对琅琊山和醉翁亭有多了解，甚至毫不夸张，很多人记得《醉翁亭记》，只记得开头那几句，亦或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名言。
而我，不仅记得《醉翁亭记》全文，更记得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的琅琊山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