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被取消后 ，事实上又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我才从公司离职。
取消的消息通知每个人后的第三天中午，整个部门的大领导把属于我们项目组的所有人召集起来，正式宣布了项目取消的消息。至于原因，似乎是解释了一番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解释，总之是公司上层的综合考虑，大领导和老胡他们也只是接受安排。
当时听他回顾项目的风雨历程，心里觉得有些反感又觉得尴尬好笑。现在回想，事情虽然已经结束，但总需要有个相对体面的收场——所以，他需要站出来主持这段演出，而我们，虽然很多人已没有必要，但仍在习惯性地站在一起配合。
正式解散后，大部分人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纷纷选择公司给出的内部转岗，也有不少很快就离职跳槽。
至于我自己，那些可选的项目的情况我是大致知道的，后来看了看岗位介绍，基本都是些最基层的执行岗位，所以转岗差不多等于在新环境从头开始。想想我这半年虽然有实无名，也算半个管理带着一帮人在做事了，再回到七年前那样从头开始，心里完全不能接受。至于离职再找的话，我自己倒觉得要如此也不必着急。自己身上一无房贷车贷要还，二无父母子女要养，和妹妹两个人每月花不了多少钱，自己这七年也有一些积蓄，就算没有拿到那笔遗产，如果换公司也可以裸辞休息一段时间，做些别的事情，哪怕是暂时的，跳出上班下班这样持续了七年的循环生活，这也是自己心里早就期望的。
我那时奇怪的是，其他人全都没有如我这样的想法。每天办公室里讨论火热的，只有转岗和跳槽两件事情，某人的去处如果敲定了，大家便会从位置上聚过来热烈讨论一番，至于余下还没确定去处的人，则表露出些许愁容，大概心情更加紧迫了，回到位置上望着电脑微信和邮箱网页发呆，只希望像是腾讯网易这样的大公司能立刻能把Offer发到他的邮箱里。
那段时间因为大家都没事，工作外的交流也比平常多起来。
我跟一个年纪小我三岁多的，大家一般叫他阿心的广东人程序员时常一起吃午饭，两人自然也会讨论去处问题。
阿心说公司内转他是不考虑的，不如跳槽一次涨点工资，反正到了新地方人脉工作环境啥的，都是要重新来过的。
至于外部，阿心年纪不大技术又很好，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拿到深圳腾讯和广州网易的两份Offer了。他对我说，腾讯那边是去做微信的项目组，项目组很大，去的话至少镀层金，对以后发展肯定有帮助，只不过做的事情肯定是很边缘的，代码底层框架的那些东西不可能让他这种小角色来接触做，所以……是有些无趣的。至于网易那边，是一个做游戏的项目组，规模不大，阿心也是喜欢玩游戏的，一直想尝试去做游戏，也觉得去那边自己有可能做些更底层更复杂的工作，所以自己心里想去网易这边。
阿心广东家里本来在广州就有给他准备的房，虽然不大，可也算没有买房的压力，还有个潮汕女朋友，现在女朋友和家里人都劝他去深圳，说年轻应该去闯一闯。
“好像这样说也没错吧。”
阿心喝了口饮料摇摇头：“他们又不懂咯，不过是觉得腾讯那边给的基本工资钱高一点，而且微信又是他们知道的全民软件，就觉得肯定选腾讯去了能赚更多钱嘛。”
“可是他们不说是为了钱，只说年轻应该去闯一闯。好像我不选腾讯，就是只敢在窝附近找食吃的鹌鹑咯。”
“鹌鹑？”
“就是胆小鬼啦。”
我笑着，心想自己在广东七年了，也没学会几句粤语，骂人俚语也不懂，大概还是因为不常与阿心这样本地人交际的缘故。
我跟阿心说我准备离职先干点别的，休息至少半年。
“裸辞？”
“是啊。”
“那你胆子蛮大的。”阿心露出钦佩的表情：“你不是鹌鹑。”
“这和胆量有什么关系？”我笑着说：“工作这么久了，就算几年没收入，也不至于挨饿吧。”
“那也是。”
两人沉默了一会，阿心又开口说：“只怕休息久了下家公司招人会有顾虑。”
“也许吧。”我说：“但至多是稍微难找一点，总不至于找不到吧。”
阿心没回话，过会又说：“我是觉得裸辞压力太大了，自己心里会慌得很的。”
我那时以为自己完全理解阿心所说的这种“心慌”。
从前在学校我们是学生，毕业了找工作我们是某个企业的员工，当我们失去这类身份从主体中剥离出来的时候，人会因为游离在某个团体之外而感到恐惧。
我觉得只要我理解了这种“心慌”的缘由，理智上不认同它，就能完全克服这种恐惧。
项目取消大概一周以后，赵小姐和她所在的L组所有人就搬去了另外一栋大楼，直接并入到其他需要美术UI设计支持的项目里去了。
之后漫长的一个月里，每隔两天办公室里都会少人。
发现阿心走的那天早上，我正拿着茶壶走在返回工位的路上，突然站住了脚。
我望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工位发愣。电脑已经归还IT部门，个人物品只剩下一个摆在桌上的架子，孤零零地被遗弃了仍在原地，而上面原本摆着的两排手办，还有顶上的一盆绿叶盆栽都被带走了。
在那时我意识到，周围仍在的和已经消失了的所有这些人，他们就像我的许多同学，以及生命中所有那些曾经熟识的人一样，即使人生漫长，他们也只属于我过去的记忆，再也不会见到了。
我最后一次见龙哥是在公司的食堂。
当时我在吃公司食堂卖的很好吃的加辣臊子面，辣得满脸通红。龙哥，还有走在他前面的李修云，他们跟四五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起从我坐的位置旁边经过。
我远远就看到了他们，先吃了口面准备等他们走到面前，再适时抬头打个招呼。
短暂经过我的两秒里，也许是因为聊得太过火热，他们大概完全没有看见我坐在那里。
我想，龙哥已经不是我在公司最好的朋友了，我也从来不是龙哥的好朋友。我们之间从未产生裂隙或发生矛盾，只是，当他有了新的乐趣和追求，不再想要在吃饭时向我分享和炫耀他的风流韵事时，我们便自然渐行渐远了。
差不多七月中旬，项目的所有人就都走光了，老胡据说离职拉走了项目的一些核心骨干跳槽去了一家创业公司，这让我想起他似乎也有意问过我，只是我没有领会罢了。
就这样我一直在公司无所事事地待到八月初才离职。
到最后提离职的时候我发现，大领导其实都不知道——原来解散了的项目到现在还有人没走。这大概是因为最后走的这几个人之前被要求挪过一次工位，把我们从原来的大办公室安排到旁边另外一个项目组的角落里。
抱着纸箱子坐在车上，我看着那几栋大楼，直到脖子感到酸痛才扭过头来。我觉得自己应该感到解脱和开心才对，应该大口呼吸自由的空气情不自禁地发笑才对，可是望着后视镜里的自己，我觉得那人看上去除了留恋外，竟似乎有些紧张和忧虑。
最后，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我知道，对于我来说，生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现在回想，自己离开公司的那个节点，可能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状态。
首先令人羡慕的当然是自由。在一家公司两点一线拴住八年之后，我获得了人生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由：人生第一次，我既不是某某学校的学生，也不是某某公司的职员，甚至说，连某某人的儿子也不是了。再没有什么人对于我明天应该要做什么提出任何要求，我成了这个社会上少有的，几乎彻底的自由人。
其次，大概十年以内，以我的消费水平，如果没有大动作，靠积蓄也无需为钱发愁，更不必说还有那笔遗产。
最后，我身边有佳人相伴。虽然妹妹药物依赖的问题在戒除中出了些波折，但到八月底离职那会儿已经两个月时间没有再犯了。
有些许遗憾的是，去年年会抽中的欧洲双人游套票，因为我的提前离职而作废了。
不过这倒是直接提醒了我，现在正是进行一次长期旅游的好时机。我自己八年来除了两次参加公司的跟团旅游外，几乎始终待在大城市的几个固定地点，早已感到厌倦，期待去不一样的世界里看看。而妹妹之前在我那狭小的出租屋里待了这么久，为了巩固住现在的成果，也该带她去见识见识广阔世界里的山山水水，用自然的美彻底拂去她心头的尘埃。
经过和妹妹简单的商量后，我找房东从九月起退掉了在租的房子，押金自然是拿不回来的。
我把广州这边值得带走的东西一箱一箱往武汉老房子那边寄。在广州生活八年，房间里东西自然不少，好在我没有什么收藏的爱好，锅碗瓢盆全都留下不带走，除像是电脑、屏幕这类电子产品、衣服和小件的物品外，就是两箱书和那把吉他，几乎统统是用邮寄的方式送往武汉。
在我们飞回武汉前后，我又开始考虑执行那笔遗产继承的事。
其实当时作为我来说，大部分去执行它的动力是来自那个胡叔的。
五一节他再次给我发了“祝福消息”，这回没拍视频就是。
我告诉他工作忙，没回武汉，他表示理解。
再之后到八月底我离职前后，他发消息问我“借钱”，说是孩子生病了，需要钱治病，问我借五万。
我觉得可信度很低，大概率只是一个新的理由，找我更直接的催债而已。另外，我也是因为即将失去持续的收入，觉得父亲的债还是拿父亲的钱还比较合理。便没有完全答应。
我说遗产的事还没时间办，我手头活期的现金也不是很多，可以先给他转五千块钱。
他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似乎是对数额不太满意，我就提高到了一万。
随着我们回到武汉，住进父亲那栋房子里，阻止我直接去执行遗嘱的念头也逐渐强烈起来。
如果要我现在去剖析自己那会儿的心态，也许学生工那些事根本不是阻碍我去执行遗嘱的主要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是，我不想去见孙阿姨。
自从跨进那道门，把狼狈不堪的她留在走廊上任由闻声而出的周围邻居观看后，我再也没听过任何关于孙阿姨的消息。我不知道妹妹是否跟她还有联系，大概有也不多，总之我想最好再也别见她。这其中当然有对于她那次遭遇的愧疚心态在里面，但更多还是，我明白孙阿姨肯定已经恨透我了，那天她向我提出的选择，事实上我已经选择了妹妹。那么，她是否就会如她所言举报父亲遗产中的灰色收入呢？
我那会儿的考虑是，首先孙阿姨提到的“账本”，就非常可疑。小时候我从未见过父亲会记那样的东西，但这也正常，也许父亲是放在办公室或者其他我看不到的地方。但父亲会把这样的东西放在一直与他闹离婚的孙阿姨可能拿到的地方吗？
不好说，毕竟父亲的病急速恶化时肯定根本没时间妥善处理这种事情。
如此这样想来想去，总之是没有明确结果的。
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想法也在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也许我真的应该自己去收集一些证据，去揭发父亲和其他所有这些人的罪恶。
如果我真能做到，一直以来良心上的隐隐不安完全消除的同时，还会获得巨大的惩处奸恶的成就感。它不光关乎世俗道德的水准，按之前提到的王阳明那套所谓“知行合一”讲，这一行为应是我某种智慧的现实体现……
另外这样做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孙阿姨的所谓威胁彻底失去意义了，反而能让她感受一下自己的狭隘。
这些想法的的确确是我当时在认真考虑“大义灭亲”这条路的原因，可一旦进一步思考便会发现，“取证”这一步根本无从下手，除非我主动去找孙阿姨，拿到那“薛定谔的账本”。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她必然不会相信我的说法和动机，以为我是在耍某种花招。
在以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的影响下，我最终选择拖着先不去管这件事好了。
我觉得经过我这样的解释后，你也能够理解一个“无业游民”不去主动执行遗嘱继承的原因了吧。毕竟对于那会儿的我，眼前即将到来的，就是同烟一起，如同诗篇一样美好的旅行。
我们计划自驾游先去内蒙古，从呼和浩特往西，在草原上一路边开边玩，吃住都在当地牧民的帐篷里，尽量去体味一下最真实的牧民生活。等草原上玩够了，胡杨林那些想看看的地方也都去过了。就离开内蒙一路向南，经四川成都短暂停留后去云南丽江和大理。我曾经跟公司的旅游团去过一次云南，对云南菜和那里的风景、气候评价很高，只可惜当时不能做长久停留，计划这一趟在那儿一直待到过年前。就退掉车飞去东北，去漠河或者随便什么冰天雪地的地方，最好是找个清静些的农家乐旅店，一整天窝在屋子里弹琴聊天吃东西，看着窗外的雪彻底放空一切。
整个旅程九月出发一直持续到过年后，至少是四个月时间，要准备的东西不少。
除了随心所欲地玩赏外，随着不断查资料和准备，我对这次旅行的期待和心底里赋予它的意义也在不断地生长。
我想，这与我刚刚获得自由，却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使用它不无关系。
像我自己曾经模仿那些哲学家表达过：“人生是个开放命题。”
可面对这种开放时，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的往往不是不被束缚的舒适而是恐惧。我知道没人能给我建议，告诉我接下来的人生应该往哪走，所以，我指望这次旅行能给予我某种启示，让我突然意识到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我应该做什么。
就像切·格瓦拉的美洲之旅那样。
初回武汉两周里，我和妹妹都处理各种杂事：我先找家政花一下午帮我们把整个房子的清洁做了一遍，又装了新的洗衣机。后几天又买了各种生活用品，以及后面旅游会需要的大背包、旅游鞋等东西，连续一周平均一天要收十几个快递。
培根是我们到武汉第二天走宠物转运到的，到新家它起初很不适应，除了很小的时候我带它去打疫苗出过门外，这只猫几乎从没离开过那间二十几平米的屋子。从航空箱里出来后，它像电影《房间》里那个被拐到地下室里的少女妈妈生的小男孩一样，对新的世界充满了恐惧。它的前爪第一次碰到那块旧世界里从不存在的地毯上时，吓得立马缩了回来。接着再小心谨慎地钻出来在周围逛了一圈，确定没有捕食者以后，它还是决定钻回那个没有自由却更小更安全的笼子里。
考虑到这样的旅程是不方便带它的。我联系了一个高中同学，她按照通常意义来讲，现在是个富婆。那会儿住在东西湖区的一片别墅小区里，经常在朋友圈发家里五六只各种猫的照片。都是布偶、加菲这样的昂贵品种，以至于当我告诉她想让帮忙收养一段时间的，是一只蓝猫时，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说一直想养一只来着，可惜没有找到品相好的……我猜可能蓝猫的价格对于她来说太低了。
两件事情让我们把原本计划九月初就开始的旅程推迟到了九月中。
一件是培根的绝育。也许是武汉房子这边隔壁有母猫，培根来了之后似乎突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开始一直发情乱尿。弄得整个屋子那会常常散发着一股子骚臭味。我寻思当然不能就这样把猫甩给我同学，便带它去切断了尘世的俗念，手术后有一周的恢复期，不能直接换去新环境和其他猫在一起。
第二件事，是妹妹继续休学一年的办理。说来也是可笑，那会我俩似乎都沉浸在对这场旅行的憧憬之中，全身心投入到各种准备工作上去了，等九月过了好几日我才想起，之前反复提醒过的，应该开学前去重新办理休学的事。
等我带着妹妹两个人回她的学校找辅导员问这事，她告诉我们妹妹的母亲已经来帮她重新办理过了。
我在一旁听着妹妹跟眼前这个年轻的女辅导员说话，显然两人以前关系不错。
在七七八八说了些关于那会学院的晚会表演之类的闲话后，辅导员又打听了妹妹最近的状况。隐去那些曲折，妹妹照实答了住在哥哥家，去模特公司上班之类的事情。
话题逐渐深入，在聊到妹妹的所谓“病情”时，辅导员善意提醒妹妹：
“心情不好有各种各样排遣的方式，你不是会弹吉他吗，还可以学他们上上网打打游戏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一定不能乱吃那些药，有些吃了容易上瘾的。”
我猜测辅导员大概是从烟的同学那边听到了些风声。
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在于，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孙阿姨如何知晓了相关事情的途径了。
我们从学校回来几天后，一个早晨孙阿姨如那天上午一样突然再次造访。
醒来应门的仍是我。
我自然吓了一跳，我不记得孙阿姨有没有对我打招呼。她从我身边走过，在屋子里闲逛似的走着，不时在我们来之后流下的痕迹，像是堆在墙边没扔的快递纸箱，以及到处放得都是的背包、登山鞋前稍作停留。走到客厅茶几前，她拿起一小瓶我买的口香糖看了看，又放回原处。
“你们回来了得要告诉我一声。”
“我收到这边的水电费单子，还以为进小偷了呢。”
“哦。”我靠过去说：“没想到这一层去。”
我考虑以孙阿姨的收入，应该不会在乎这点水电费，便不知道说什么了。
“屋子里是什么味道？”
“哦哦，我养的猫，刚做了绝育，之前发情到处乱尿来着。”
不知是因为不养猫不理解我的意思，还是别的原因，孙阿姨没回应我。
“你是请长假回来的？”
“不是，我辞职了。”
“想回武汉来发展吗？”
“暂时还没想好，我打算先和……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一阵子。等年后回来再说。”
“哦。”
孙阿姨没再问了。我担心她要继续问我和烟现在的情况，站在那儿感觉很不自在，往下看才发现自己刚才出来得快，竟没穿外面的裤子。
我回房去穿了条裤子，妹妹仍然睡得很沉，又出来后，孙阿姨已经站在大门口了。
“您慢走啊。”
那会儿我没有怀疑孙阿姨造访的理由，在我看也合情合理。
于是，后面两天我们继续准备着出发前最后几件事。我把猫送去了富婆同学家，又去租了一辆适合跑长途的，后备箱能放很多东西的SUV，这样我们甚至能把那把电吉他也带上。我甚至没有告诉妹妹孙阿姨来了一趟的这件事，我觉得没有必要打扰那会儿的心情。
警察是十三号大清早来的。
那天开门第一时间，看衣服我还以为是社区的保安，因为被很重的敲门声吵醒，我语气还有些不耐烦，在见着后面还有两个蓝衣服的，才意识到是警察。
警察先把我跟烟控制在客厅里，检查了厕所后让我们喝水准备做尿检。
我很快做完，烟却说尿不出来，便一直喝水。
半个小时后进去厕所出来还是说尿不出来，如此反复三次后，警察不耐烦了，说没时间在这里干耗着了，再尿不出来就直接带回所里。
后来妹妹告诉我，她想多喝些水多尿几次，稀释体内的毒素成分。为此，她在厕所里用抽纸挡在那里，避免发出渍水的声音……所以最后妹妹拿出来的杯子里，液体几乎是透明的。
“阳。”
听到这个结果，我心里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
至今我都不知道妹妹是在广州期间就在用什么我不知道的法子偷偷用药，还是回武汉后我放松了警惕才又复吸的。
之后仔细搜查了屋子找到药后，警察带着我跟妹妹，上了门口停着的警车。
车上妹妹始终把头埋在胸前，没有看我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也沉默着，听着两个警察聊中午是在食堂吃还是出去吃快餐自助或者新疆手抓饭。
审问是分开进行的，我原本以为带我去只是做问询，后来我知道，其实那会儿我有可能涉嫌一项叫做“容留他人吸毒”的罪名。因此，在派出所的审问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在问清所有情况后才把我放出来。
而妹妹由于此前已有记录在案，走完一系列流程后将被送到戒毒所，进行两年的强制戒毒。
那天从所里回到老房子，我在客厅沙发上坐了很久，累了就躺在那儿。
客厅外阳台的窗户紧闭着，整个客厅，只听得到一点外面汽车偶尔传来的喇叭声。
房间已经在出发前打扫一新，周遭消毒水跟旧书的气味混杂在一起被我吸入肺里，弄得整个喉咙都泛苦味。
我脑子里空荡荡的，眼睛在房间里随意停留，一会看着放在墙根的两个装了一半的旅行包，一会又看着柜子上，给妹妹新买的，准备骑马时穿的棕色小牛皮靴。
视线在密闭的空间里，越来越像一只无所事事的苍蝇，开始停留在书脊上，把几个歪歪扭扭的汉字搅在一起。于是语言文字的意义仿佛也消解了一样，无论之前它们被赋予了多么深刻的内涵，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对于我来说，如同过去无人理睬的漫长岁月里一样，恢复了本来苍白无力的样子。
最后我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开始在屋子里发了疯似地翻找，好像自己也犯了毒瘾似的，把每个房间的每个可能藏东西的地方都反复翻了三四遍，就这么从黄昏一直到天完全黑，我终于累得动弹不得瘫倒在卧室的床上。
窗外不知什么人发出一声长啸，我望着天花板上的，一条长长的裂纹。继而脑海里突然浮现，多年前曾读到过的，加缪的一句话：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要不要Z杀。”
取消的消息通知每个人后的第三天中午，整个部门的大领导把属于我们项目组的所有人召集起来，正式宣布了项目取消的消息。至于原因，似乎是解释了一番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解释，总之是公司上层的综合考虑，大领导和老胡他们也只是接受安排。
当时听他回顾项目的风雨历程，心里觉得有些反感又觉得尴尬好笑。现在回想，事情虽然已经结束，但总需要有个相对体面的收场——所以，他需要站出来主持这段演出，而我们，虽然很多人已没有必要，但仍在习惯性地站在一起配合。
正式解散后，大部分人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纷纷选择公司给出的内部转岗，也有不少很快就离职跳槽。
至于我自己，那些可选的项目的情况我是大致知道的，后来看了看岗位介绍，基本都是些最基层的执行岗位，所以转岗差不多等于在新环境从头开始。想想我这半年虽然有实无名，也算半个管理带着一帮人在做事了，再回到七年前那样从头开始，心里完全不能接受。至于离职再找的话，我自己倒觉得要如此也不必着急。自己身上一无房贷车贷要还，二无父母子女要养，和妹妹两个人每月花不了多少钱，自己这七年也有一些积蓄，就算没有拿到那笔遗产，如果换公司也可以裸辞休息一段时间，做些别的事情，哪怕是暂时的，跳出上班下班这样持续了七年的循环生活，这也是自己心里早就期望的。
我那时奇怪的是，其他人全都没有如我这样的想法。每天办公室里讨论火热的，只有转岗和跳槽两件事情，某人的去处如果敲定了，大家便会从位置上聚过来热烈讨论一番，至于余下还没确定去处的人，则表露出些许愁容，大概心情更加紧迫了，回到位置上望着电脑微信和邮箱网页发呆，只希望像是腾讯网易这样的大公司能立刻能把Offer发到他的邮箱里。
那段时间因为大家都没事，工作外的交流也比平常多起来。
我跟一个年纪小我三岁多的，大家一般叫他阿心的广东人程序员时常一起吃午饭，两人自然也会讨论去处问题。
阿心说公司内转他是不考虑的，不如跳槽一次涨点工资，反正到了新地方人脉工作环境啥的，都是要重新来过的。
至于外部，阿心年纪不大技术又很好，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拿到深圳腾讯和广州网易的两份Offer了。他对我说，腾讯那边是去做微信的项目组，项目组很大，去的话至少镀层金，对以后发展肯定有帮助，只不过做的事情肯定是很边缘的，代码底层框架的那些东西不可能让他这种小角色来接触做，所以……是有些无趣的。至于网易那边，是一个做游戏的项目组，规模不大，阿心也是喜欢玩游戏的，一直想尝试去做游戏，也觉得去那边自己有可能做些更底层更复杂的工作，所以自己心里想去网易这边。
阿心广东家里本来在广州就有给他准备的房，虽然不大，可也算没有买房的压力，还有个潮汕女朋友，现在女朋友和家里人都劝他去深圳，说年轻应该去闯一闯。
“好像这样说也没错吧。”
阿心喝了口饮料摇摇头：“他们又不懂咯，不过是觉得腾讯那边给的基本工资钱高一点，而且微信又是他们知道的全民软件，就觉得肯定选腾讯去了能赚更多钱嘛。”
“可是他们不说是为了钱，只说年轻应该去闯一闯。好像我不选腾讯，就是只敢在窝附近找食吃的鹌鹑咯。”
“鹌鹑？”
“就是胆小鬼啦。”
我笑着，心想自己在广东七年了，也没学会几句粤语，骂人俚语也不懂，大概还是因为不常与阿心这样本地人交际的缘故。
我跟阿心说我准备离职先干点别的，休息至少半年。
“裸辞？”
“是啊。”
“那你胆子蛮大的。”阿心露出钦佩的表情：“你不是鹌鹑。”
“这和胆量有什么关系？”我笑着说：“工作这么久了，就算几年没收入，也不至于挨饿吧。”
“那也是。”
两人沉默了一会，阿心又开口说：“只怕休息久了下家公司招人会有顾虑。”
“也许吧。”我说：“但至多是稍微难找一点，总不至于找不到吧。”
阿心没回话，过会又说：“我是觉得裸辞压力太大了，自己心里会慌得很的。”
我那时以为自己完全理解阿心所说的这种“心慌”。
从前在学校我们是学生，毕业了找工作我们是某个企业的员工，当我们失去这类身份从主体中剥离出来的时候，人会因为游离在某个团体之外而感到恐惧。
我觉得只要我理解了这种“心慌”的缘由，理智上不认同它，就能完全克服这种恐惧。
项目取消大概一周以后，赵小姐和她所在的L组所有人就搬去了另外一栋大楼，直接并入到其他需要美术UI设计支持的项目里去了。
之后漫长的一个月里，每隔两天办公室里都会少人。
发现阿心走的那天早上，我正拿着茶壶走在返回工位的路上，突然站住了脚。
我望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工位发愣。电脑已经归还IT部门，个人物品只剩下一个摆在桌上的架子，孤零零地被遗弃了仍在原地，而上面原本摆着的两排手办，还有顶上的一盆绿叶盆栽都被带走了。
在那时我意识到，周围仍在的和已经消失了的所有这些人，他们就像我的许多同学，以及生命中所有那些曾经熟识的人一样，即使人生漫长，他们也只属于我过去的记忆，再也不会见到了。
我最后一次见龙哥是在公司的食堂。
当时我在吃公司食堂卖的很好吃的加辣臊子面，辣得满脸通红。龙哥，还有走在他前面的李修云，他们跟四五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起从我坐的位置旁边经过。
我远远就看到了他们，先吃了口面准备等他们走到面前，再适时抬头打个招呼。
短暂经过我的两秒里，也许是因为聊得太过火热，他们大概完全没有看见我坐在那里。
我想，龙哥已经不是我在公司最好的朋友了，我也从来不是龙哥的好朋友。我们之间从未产生裂隙或发生矛盾，只是，当他有了新的乐趣和追求，不再想要在吃饭时向我分享和炫耀他的风流韵事时，我们便自然渐行渐远了。
差不多七月中旬，项目的所有人就都走光了，老胡据说离职拉走了项目的一些核心骨干跳槽去了一家创业公司，这让我想起他似乎也有意问过我，只是我没有领会罢了。
就这样我一直在公司无所事事地待到八月初才离职。
到最后提离职的时候我发现，大领导其实都不知道——原来解散了的项目到现在还有人没走。这大概是因为最后走的这几个人之前被要求挪过一次工位，把我们从原来的大办公室安排到旁边另外一个项目组的角落里。
抱着纸箱子坐在车上，我看着那几栋大楼，直到脖子感到酸痛才扭过头来。我觉得自己应该感到解脱和开心才对，应该大口呼吸自由的空气情不自禁地发笑才对，可是望着后视镜里的自己，我觉得那人看上去除了留恋外，竟似乎有些紧张和忧虑。
最后，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我知道，对于我来说，生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现在回想，自己离开公司的那个节点，可能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状态。
首先令人羡慕的当然是自由。在一家公司两点一线拴住八年之后，我获得了人生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由：人生第一次，我既不是某某学校的学生，也不是某某公司的职员，甚至说，连某某人的儿子也不是了。再没有什么人对于我明天应该要做什么提出任何要求，我成了这个社会上少有的，几乎彻底的自由人。
其次，大概十年以内，以我的消费水平，如果没有大动作，靠积蓄也无需为钱发愁，更不必说还有那笔遗产。
最后，我身边有佳人相伴。虽然妹妹药物依赖的问题在戒除中出了些波折，但到八月底离职那会儿已经两个月时间没有再犯了。
有些许遗憾的是，去年年会抽中的欧洲双人游套票，因为我的提前离职而作废了。
不过这倒是直接提醒了我，现在正是进行一次长期旅游的好时机。我自己八年来除了两次参加公司的跟团旅游外，几乎始终待在大城市的几个固定地点，早已感到厌倦，期待去不一样的世界里看看。而妹妹之前在我那狭小的出租屋里待了这么久，为了巩固住现在的成果，也该带她去见识见识广阔世界里的山山水水，用自然的美彻底拂去她心头的尘埃。
经过和妹妹简单的商量后，我找房东从九月起退掉了在租的房子，押金自然是拿不回来的。
我把广州这边值得带走的东西一箱一箱往武汉老房子那边寄。在广州生活八年，房间里东西自然不少，好在我没有什么收藏的爱好，锅碗瓢盆全都留下不带走，除像是电脑、屏幕这类电子产品、衣服和小件的物品外，就是两箱书和那把吉他，几乎统统是用邮寄的方式送往武汉。
在我们飞回武汉前后，我又开始考虑执行那笔遗产继承的事。
其实当时作为我来说，大部分去执行它的动力是来自那个胡叔的。
五一节他再次给我发了“祝福消息”，这回没拍视频就是。
我告诉他工作忙，没回武汉，他表示理解。
再之后到八月底我离职前后，他发消息问我“借钱”，说是孩子生病了，需要钱治病，问我借五万。
我觉得可信度很低，大概率只是一个新的理由，找我更直接的催债而已。另外，我也是因为即将失去持续的收入，觉得父亲的债还是拿父亲的钱还比较合理。便没有完全答应。
我说遗产的事还没时间办，我手头活期的现金也不是很多，可以先给他转五千块钱。
他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似乎是对数额不太满意，我就提高到了一万。
随着我们回到武汉，住进父亲那栋房子里，阻止我直接去执行遗嘱的念头也逐渐强烈起来。
如果要我现在去剖析自己那会儿的心态，也许学生工那些事根本不是阻碍我去执行遗嘱的主要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是，我不想去见孙阿姨。
自从跨进那道门，把狼狈不堪的她留在走廊上任由闻声而出的周围邻居观看后，我再也没听过任何关于孙阿姨的消息。我不知道妹妹是否跟她还有联系，大概有也不多，总之我想最好再也别见她。这其中当然有对于她那次遭遇的愧疚心态在里面，但更多还是，我明白孙阿姨肯定已经恨透我了，那天她向我提出的选择，事实上我已经选择了妹妹。那么，她是否就会如她所言举报父亲遗产中的灰色收入呢？
我那会儿的考虑是，首先孙阿姨提到的“账本”，就非常可疑。小时候我从未见过父亲会记那样的东西，但这也正常，也许父亲是放在办公室或者其他我看不到的地方。但父亲会把这样的东西放在一直与他闹离婚的孙阿姨可能拿到的地方吗？
不好说，毕竟父亲的病急速恶化时肯定根本没时间妥善处理这种事情。
如此这样想来想去，总之是没有明确结果的。
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想法也在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也许我真的应该自己去收集一些证据，去揭发父亲和其他所有这些人的罪恶。
如果我真能做到，一直以来良心上的隐隐不安完全消除的同时，还会获得巨大的惩处奸恶的成就感。它不光关乎世俗道德的水准，按之前提到的王阳明那套所谓“知行合一”讲，这一行为应是我某种智慧的现实体现……
另外这样做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孙阿姨的所谓威胁彻底失去意义了，反而能让她感受一下自己的狭隘。
这些想法的的确确是我当时在认真考虑“大义灭亲”这条路的原因，可一旦进一步思考便会发现，“取证”这一步根本无从下手，除非我主动去找孙阿姨，拿到那“薛定谔的账本”。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她必然不会相信我的说法和动机，以为我是在耍某种花招。
在以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的影响下，我最终选择拖着先不去管这件事好了。
我觉得经过我这样的解释后，你也能够理解一个“无业游民”不去主动执行遗嘱继承的原因了吧。毕竟对于那会儿的我，眼前即将到来的，就是同烟一起，如同诗篇一样美好的旅行。
我们计划自驾游先去内蒙古，从呼和浩特往西，在草原上一路边开边玩，吃住都在当地牧民的帐篷里，尽量去体味一下最真实的牧民生活。等草原上玩够了，胡杨林那些想看看的地方也都去过了。就离开内蒙一路向南，经四川成都短暂停留后去云南丽江和大理。我曾经跟公司的旅游团去过一次云南，对云南菜和那里的风景、气候评价很高，只可惜当时不能做长久停留，计划这一趟在那儿一直待到过年前。就退掉车飞去东北，去漠河或者随便什么冰天雪地的地方，最好是找个清静些的农家乐旅店，一整天窝在屋子里弹琴聊天吃东西，看着窗外的雪彻底放空一切。
整个旅程九月出发一直持续到过年后，至少是四个月时间，要准备的东西不少。
除了随心所欲地玩赏外，随着不断查资料和准备，我对这次旅行的期待和心底里赋予它的意义也在不断地生长。
我想，这与我刚刚获得自由，却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使用它不无关系。
像我自己曾经模仿那些哲学家表达过：“人生是个开放命题。”
可面对这种开放时，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的往往不是不被束缚的舒适而是恐惧。我知道没人能给我建议，告诉我接下来的人生应该往哪走，所以，我指望这次旅行能给予我某种启示，让我突然意识到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我应该做什么。
就像切·格瓦拉的美洲之旅那样。
初回武汉两周里，我和妹妹都处理各种杂事：我先找家政花一下午帮我们把整个房子的清洁做了一遍，又装了新的洗衣机。后几天又买了各种生活用品，以及后面旅游会需要的大背包、旅游鞋等东西，连续一周平均一天要收十几个快递。
培根是我们到武汉第二天走宠物转运到的，到新家它起初很不适应，除了很小的时候我带它去打疫苗出过门外，这只猫几乎从没离开过那间二十几平米的屋子。从航空箱里出来后，它像电影《房间》里那个被拐到地下室里的少女妈妈生的小男孩一样，对新的世界充满了恐惧。它的前爪第一次碰到那块旧世界里从不存在的地毯上时，吓得立马缩了回来。接着再小心谨慎地钻出来在周围逛了一圈，确定没有捕食者以后，它还是决定钻回那个没有自由却更小更安全的笼子里。
考虑到这样的旅程是不方便带它的。我联系了一个高中同学，她按照通常意义来讲，现在是个富婆。那会儿住在东西湖区的一片别墅小区里，经常在朋友圈发家里五六只各种猫的照片。都是布偶、加菲这样的昂贵品种，以至于当我告诉她想让帮忙收养一段时间的，是一只蓝猫时，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说一直想养一只来着，可惜没有找到品相好的……我猜可能蓝猫的价格对于她来说太低了。
两件事情让我们把原本计划九月初就开始的旅程推迟到了九月中。
一件是培根的绝育。也许是武汉房子这边隔壁有母猫，培根来了之后似乎突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开始一直发情乱尿。弄得整个屋子那会常常散发着一股子骚臭味。我寻思当然不能就这样把猫甩给我同学，便带它去切断了尘世的俗念，手术后有一周的恢复期，不能直接换去新环境和其他猫在一起。
第二件事，是妹妹继续休学一年的办理。说来也是可笑，那会我俩似乎都沉浸在对这场旅行的憧憬之中，全身心投入到各种准备工作上去了，等九月过了好几日我才想起，之前反复提醒过的，应该开学前去重新办理休学的事。
等我带着妹妹两个人回她的学校找辅导员问这事，她告诉我们妹妹的母亲已经来帮她重新办理过了。
我在一旁听着妹妹跟眼前这个年轻的女辅导员说话，显然两人以前关系不错。
在七七八八说了些关于那会学院的晚会表演之类的闲话后，辅导员又打听了妹妹最近的状况。隐去那些曲折，妹妹照实答了住在哥哥家，去模特公司上班之类的事情。
话题逐渐深入，在聊到妹妹的所谓“病情”时，辅导员善意提醒妹妹：
“心情不好有各种各样排遣的方式，你不是会弹吉他吗，还可以学他们上上网打打游戏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一定不能乱吃那些药，有些吃了容易上瘾的。”
我猜测辅导员大概是从烟的同学那边听到了些风声。
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在于，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孙阿姨如何知晓了相关事情的途径了。
我们从学校回来几天后，一个早晨孙阿姨如那天上午一样突然再次造访。
醒来应门的仍是我。
我自然吓了一跳，我不记得孙阿姨有没有对我打招呼。她从我身边走过，在屋子里闲逛似的走着，不时在我们来之后流下的痕迹，像是堆在墙边没扔的快递纸箱，以及到处放得都是的背包、登山鞋前稍作停留。走到客厅茶几前，她拿起一小瓶我买的口香糖看了看，又放回原处。
“你们回来了得要告诉我一声。”
“我收到这边的水电费单子，还以为进小偷了呢。”
“哦。”我靠过去说：“没想到这一层去。”
我考虑以孙阿姨的收入，应该不会在乎这点水电费，便不知道说什么了。
“屋子里是什么味道？”
“哦哦，我养的猫，刚做了绝育，之前发情到处乱尿来着。”
不知是因为不养猫不理解我的意思，还是别的原因，孙阿姨没回应我。
“你是请长假回来的？”
“不是，我辞职了。”
“想回武汉来发展吗？”
“暂时还没想好，我打算先和……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一阵子。等年后回来再说。”
“哦。”
孙阿姨没再问了。我担心她要继续问我和烟现在的情况，站在那儿感觉很不自在，往下看才发现自己刚才出来得快，竟没穿外面的裤子。
我回房去穿了条裤子，妹妹仍然睡得很沉，又出来后，孙阿姨已经站在大门口了。
“您慢走啊。”
那会儿我没有怀疑孙阿姨造访的理由，在我看也合情合理。
于是，后面两天我们继续准备着出发前最后几件事。我把猫送去了富婆同学家，又去租了一辆适合跑长途的，后备箱能放很多东西的SUV，这样我们甚至能把那把电吉他也带上。我甚至没有告诉妹妹孙阿姨来了一趟的这件事，我觉得没有必要打扰那会儿的心情。
警察是十三号大清早来的。
那天开门第一时间，看衣服我还以为是社区的保安，因为被很重的敲门声吵醒，我语气还有些不耐烦，在见着后面还有两个蓝衣服的，才意识到是警察。
警察先把我跟烟控制在客厅里，检查了厕所后让我们喝水准备做尿检。
我很快做完，烟却说尿不出来，便一直喝水。
半个小时后进去厕所出来还是说尿不出来，如此反复三次后，警察不耐烦了，说没时间在这里干耗着了，再尿不出来就直接带回所里。
后来妹妹告诉我，她想多喝些水多尿几次，稀释体内的毒素成分。为此，她在厕所里用抽纸挡在那里，避免发出渍水的声音……所以最后妹妹拿出来的杯子里，液体几乎是透明的。
“阳。”
听到这个结果，我心里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
至今我都不知道妹妹是在广州期间就在用什么我不知道的法子偷偷用药，还是回武汉后我放松了警惕才又复吸的。
之后仔细搜查了屋子找到药后，警察带着我跟妹妹，上了门口停着的警车。
车上妹妹始终把头埋在胸前，没有看我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也沉默着，听着两个警察聊中午是在食堂吃还是出去吃快餐自助或者新疆手抓饭。
审问是分开进行的，我原本以为带我去只是做问询，后来我知道，其实那会儿我有可能涉嫌一项叫做“容留他人吸毒”的罪名。因此，在派出所的审问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在问清所有情况后才把我放出来。
而妹妹由于此前已有记录在案，走完一系列流程后将被送到戒毒所，进行两年的强制戒毒。
那天从所里回到老房子，我在客厅沙发上坐了很久，累了就躺在那儿。
客厅外阳台的窗户紧闭着，整个客厅，只听得到一点外面汽车偶尔传来的喇叭声。
房间已经在出发前打扫一新，周遭消毒水跟旧书的气味混杂在一起被我吸入肺里，弄得整个喉咙都泛苦味。
我脑子里空荡荡的，眼睛在房间里随意停留，一会看着放在墙根的两个装了一半的旅行包，一会又看着柜子上，给妹妹新买的，准备骑马时穿的棕色小牛皮靴。
视线在密闭的空间里，越来越像一只无所事事的苍蝇，开始停留在书脊上，把几个歪歪扭扭的汉字搅在一起。于是语言文字的意义仿佛也消解了一样，无论之前它们被赋予了多么深刻的内涵，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对于我来说，如同过去无人理睬的漫长岁月里一样，恢复了本来苍白无力的样子。
最后我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开始在屋子里发了疯似地翻找，好像自己也犯了毒瘾似的，把每个房间的每个可能藏东西的地方都反复翻了三四遍，就这么从黄昏一直到天完全黑，我终于累得动弹不得瘫倒在卧室的床上。
窗外不知什么人发出一声长啸，我望着天花板上的，一条长长的裂纹。继而脑海里突然浮现，多年前曾读到过的，加缪的一句话：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要不要Z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