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那次打架的细节我还可以补充很多，比如骆驼帮的老大怎样亮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那种刀子是用铁钉在铁路上轧制成的——骆驼帮有几个小弟就是负责这项工作的，每天早晨背了沉甸甸一包大铁钉一字排开在火车道上，等到火车轰的一声飞驰而过的时候，再捡起烫手的刀片，打磨后缠上把手就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又比如看门人的儿子是怎样大叫一声便晕了过去，所以这次斗殴事件其实就是班长对着晕过去的看门人儿子的屁股扎了一刀，据说还是先扒掉裤子。
我把看门人的儿子接到矿区的简易房，那个房子是我大哥在煤矿时待着的临时住所，我不回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帮他晚上守夜。房子简陋的要命，角落里有很多不知通往何处的水管，后来我知道那些是用来洗煤的上下水，那些管子缠绕着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像是乱糟糟一大丛葡萄的藤，我躺在床上，听到水流过时发出急促的一阵响声，就知道这是早晨五点了，那个时候我就穿衣起床，出门的时候很多矿工已经下井了，井面上的两个人抬着水管给堆积如山的煤堆浇水，那些人嘴里喷出白白的热气，在白炽灯照射下很快消散开来，这些人当中我只认识工头一个人，他总让我带话给我大哥，因为我大哥几乎从来不到矿区，他只在县城里做一些似乎很神秘的事情，有些连我也不得而知。
晚上我回到矿区，矿区的入口有很大一块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其实从这里到矿区还要很远的路，沿途也会看见好几处这样的牌子。我的房子就正对着那一大堆煤灰，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开关，每天夜里十一点钟工头都会来拉闸，矿工三三两两涌上井面，我总是很诧异从一个狭小的深井能一下子冒出这许多人来，像是夏天暴雨来临前繁忙的蚁穴。从我的窗子望出去，矿工从那堆高高的煤山中间钻出，头顶的瓦斯灯在没有星星的夜里闪烁，伴随戏谑的笑声从口鼻中喷出白白的热气，消散后露出白白的牙齿。
看门人的儿子恢复的很快，可是骆驼帮也知道了我们的下落。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我和看门人的儿子就顺着葡萄藤一样的水管爬到地下——那些粗大的管子从很远处延伸到煤矿，里面黑漆漆一片。我打赌说这些管子能通到黄河，看门人的儿子说准能通到内蒙的草原上。
我们找来一辆年代久远的自行车，偷了矿上的汽灯装在车前，又把车子改装成了双人脚踏式——我九岁时就成天捣鼓齿轮和链条，我姥爷是修自行车的，这个难不倒我。于是在下一次骆驼帮来临的时候，我们俩蹬着这辆奇怪的改装车已经沿着水管通道在地下穿行了。地下本是黑黢的一片，车头的汽灯却照出白茫茫的一片，通道里扑扑楞楞飞出很多的蝙蝠，这些盲眼的家伙日夜吸食管道的水锈，身体都变成赤红色。我和看门人的儿子欢欣鼓舞的蹬着脚踏板，心里也没想着去哪里，管他呢。车子后来没有骑到内蒙的草原，也没有骑到黄河，到了县城自来水厂就钻出了地面，这多少有点令我们失望。我们跃出地面的情形是这样子的：有一大团红色的蝙蝠簇拥着一团耀眼的光芒，光芒的上方是两个十五岁的少年。后来我在大学时学高能物理，听老师讲到空间是十一维的时候，想起那天的事情，又做出了一些联想：那条地下通道就是一个虫洞，那团光芒就是轰开十一维空间的一束极高的能量，通道里的红色蝙蝠就是穿越虫洞时释放的能量粒子。
回到县城我们就去找芳姐，芳姐是班主任的女儿，高我两个年级。那一天在午后近黄昏的时候，我路过一片很美的大叶黄杨林，金色的树叶在乳白色的树干中间闪闪发亮，头顶的天空不再是水垢色，而像是一块浅蓝的毛玻璃。芳姐在学校担任仪仗队的指挥，我的职务是一名小鼓手，但我最初的想法是加入仪仗队能逃避每天的晨操。
秋天的风吹起过往的思念，我花在仪仗队上的心思比在课堂上还要多。仪仗队穿着雪白的制服，金黄的穗子从肩上垂到腰间，每个人都戴着优雅的白手套，发出高贵而专注的目光。我看到芳姐举起指挥杖，就赶忙敲下一个鼓点；看到芳姐举起左手，就转个身把小鼓换个方向；看到芳姐横起指挥杖，我就卸下小鼓，摘掉带穗的帽子。芳姐指挥的很好，以至于整个仪仗队就只有她一个人在表演，我们其他人都只不过是一些机械罢了,我完全不用大脑思考就可以敲出正确的鼓点。
我和芳姐私下的交流都是通过一个相互传递的本子，有时我在本子上写着：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芳姐写上：我就是尼采，我就是太阳，我就是所有真理的总和。有时侯写着：你怎么看待生活？芳姐写上：欢乐时在灯光下各自交尾，散去后在人潮中孤独死去。我用的是标准的理工科男式字体，很诚恳也很拘泥，像是在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芳姐用的是少女字体，每一页都加有不少的表情和符号。那时候我对这些文字并不能理解，但是对诸如另外一些文字：下次训练前背完元素周期表，每次都言听计从，从不马虎。
人在世间难逃命运，我爱上芳姐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披着一身银光闪闪的塑料，脑袋东张西望，一阵暖流袭过，我告别了我的黄金时代。
我把看门人的儿子接到矿区的简易房，那个房子是我大哥在煤矿时待着的临时住所，我不回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帮他晚上守夜。房子简陋的要命，角落里有很多不知通往何处的水管，后来我知道那些是用来洗煤的上下水，那些管子缠绕着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像是乱糟糟一大丛葡萄的藤，我躺在床上，听到水流过时发出急促的一阵响声，就知道这是早晨五点了，那个时候我就穿衣起床，出门的时候很多矿工已经下井了，井面上的两个人抬着水管给堆积如山的煤堆浇水，那些人嘴里喷出白白的热气，在白炽灯照射下很快消散开来，这些人当中我只认识工头一个人，他总让我带话给我大哥，因为我大哥几乎从来不到矿区，他只在县城里做一些似乎很神秘的事情，有些连我也不得而知。
晚上我回到矿区，矿区的入口有很大一块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其实从这里到矿区还要很远的路，沿途也会看见好几处这样的牌子。我的房子就正对着那一大堆煤灰，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开关，每天夜里十一点钟工头都会来拉闸，矿工三三两两涌上井面，我总是很诧异从一个狭小的深井能一下子冒出这许多人来，像是夏天暴雨来临前繁忙的蚁穴。从我的窗子望出去，矿工从那堆高高的煤山中间钻出，头顶的瓦斯灯在没有星星的夜里闪烁，伴随戏谑的笑声从口鼻中喷出白白的热气，消散后露出白白的牙齿。
看门人的儿子恢复的很快，可是骆驼帮也知道了我们的下落。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我和看门人的儿子就顺着葡萄藤一样的水管爬到地下——那些粗大的管子从很远处延伸到煤矿，里面黑漆漆一片。我打赌说这些管子能通到黄河，看门人的儿子说准能通到内蒙的草原上。
我们找来一辆年代久远的自行车，偷了矿上的汽灯装在车前，又把车子改装成了双人脚踏式——我九岁时就成天捣鼓齿轮和链条，我姥爷是修自行车的，这个难不倒我。于是在下一次骆驼帮来临的时候，我们俩蹬着这辆奇怪的改装车已经沿着水管通道在地下穿行了。地下本是黑黢的一片，车头的汽灯却照出白茫茫的一片，通道里扑扑楞楞飞出很多的蝙蝠，这些盲眼的家伙日夜吸食管道的水锈，身体都变成赤红色。我和看门人的儿子欢欣鼓舞的蹬着脚踏板，心里也没想着去哪里，管他呢。车子后来没有骑到内蒙的草原，也没有骑到黄河，到了县城自来水厂就钻出了地面，这多少有点令我们失望。我们跃出地面的情形是这样子的：有一大团红色的蝙蝠簇拥着一团耀眼的光芒，光芒的上方是两个十五岁的少年。后来我在大学时学高能物理，听老师讲到空间是十一维的时候，想起那天的事情，又做出了一些联想：那条地下通道就是一个虫洞，那团光芒就是轰开十一维空间的一束极高的能量，通道里的红色蝙蝠就是穿越虫洞时释放的能量粒子。
回到县城我们就去找芳姐，芳姐是班主任的女儿，高我两个年级。那一天在午后近黄昏的时候，我路过一片很美的大叶黄杨林，金色的树叶在乳白色的树干中间闪闪发亮，头顶的天空不再是水垢色，而像是一块浅蓝的毛玻璃。芳姐在学校担任仪仗队的指挥，我的职务是一名小鼓手，但我最初的想法是加入仪仗队能逃避每天的晨操。
秋天的风吹起过往的思念，我花在仪仗队上的心思比在课堂上还要多。仪仗队穿着雪白的制服，金黄的穗子从肩上垂到腰间，每个人都戴着优雅的白手套，发出高贵而专注的目光。我看到芳姐举起指挥杖，就赶忙敲下一个鼓点；看到芳姐举起左手，就转个身把小鼓换个方向；看到芳姐横起指挥杖，我就卸下小鼓，摘掉带穗的帽子。芳姐指挥的很好，以至于整个仪仗队就只有她一个人在表演，我们其他人都只不过是一些机械罢了,我完全不用大脑思考就可以敲出正确的鼓点。
我和芳姐私下的交流都是通过一个相互传递的本子，有时我在本子上写着：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芳姐写上：我就是尼采，我就是太阳，我就是所有真理的总和。有时侯写着：你怎么看待生活？芳姐写上：欢乐时在灯光下各自交尾，散去后在人潮中孤独死去。我用的是标准的理工科男式字体，很诚恳也很拘泥，像是在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芳姐用的是少女字体，每一页都加有不少的表情和符号。那时候我对这些文字并不能理解，但是对诸如另外一些文字：下次训练前背完元素周期表，每次都言听计从，从不马虎。
人在世间难逃命运，我爱上芳姐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披着一身银光闪闪的塑料，脑袋东张西望，一阵暖流袭过，我告别了我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