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集－4
重回审计现场的水若山，想要抓紧时间与何思娴他们一起，就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完成情况深入调查。综合小组首先来到统计局，调查了解全市GDP、财政总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招商引资等指标完成情况。统计局分管统计业务的彭副局长拿出这些年的统计年鉴给审计人员，介绍说，“各项指标任务数与实际完成数都在年鉴里，还有什么要了解的请尽管问。”
“我们就是想知道，你这实际完成数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能跟我们说说吗？”何思娴直入主题，把统计年鉴转交给了审计人员管群芳。
“也就是统计的原始数据能不能提供给我们？”小管接过统计年鉴说。
“这个还真不好说，原始数据都在指标执行部门，不在我们这。”彭副局长摊开两手，“年初或上年末，市政府将省政府下达的指标任务分解给各部门，各部门按月、按季报告指标完成情况，到次年初再上报上一年的指标完成情况，我们也会派人跟进核实他们上报的数据。”
“省对市一共有多少个考核指标，哪些是列入政府目标考核一票否决的指标？”坐在何思娴右边的水若山端着杯白开水，貌似漫无经心的问彭副局长，“我说的是决定下级官员政治前途的指标。”
“这个可多了，我细数了一下，这些考核指标共分七个大项，如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工程、政务环境，近80个具体考核指标，今年好像又增加了个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考核大项。具体考核指标有一些是大家都知道的，如GDP、财政总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招商引资等，有一些是大家不很清楚的，比如住房保障、非正常进京上访、非正常进省上访（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就大有文章可做——水若山心里想）、耕地保有量、民生工程满意指数调查（有点类似于公民幸福感指数的调查统计）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额外加分的考核指标，如粮食总产量、新增造地（土地之所以增而不减，土地红线永远突不破，因为是‘造地’）、国家级生态县建设等。”
审计人员小常感觉很惊讶，“哇，这么多考核指标，要全面完成，样样都能让上级政府满意那有多困难，即便是全部造假数字，也会因为诸多的数字勾稽关系和充分关注横向、纵向数字的分析比较，足可以把基层政府累趴下，谁还有能力和精力去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地方稳定呢？”
“没办法啊，省里压市里，中央压省里，级级分解，层层加码。外界老是羡慕当官的，但根本不知道当官的压力有多大。”彭副局无奈的摊开双手。
离开市统计局去外贸局的路上，审计人员还在议论。何思娴说，“也真是的，不光是我们审计人员压力大，其实当官的也不容易，为了完成这些考核指标，省、市、县各级政府均成立了七考办，这个专门成立由财政拨款的七考办的主要职责，说穿了，就是专门负责玩数字游戏的机构。”
“对，我看这外贸局就是玩假的，”管群芳指着统计年鉴上关于出口创汇的数据说，“零九年比上年出口创汇增长四点六倍，增长速度全省十六个设区市排第一，有这么夸张的增长吗？”
“你是不是看错了，不会是增长百分之四点六吧？”小常显然不相信。
“一会去外贸局问问不就知道了。”何思娴说。
外贸局游局长亲自接待了审计小组的人，并准备好了汇报材料，游局说，“真的有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不然去年怎么全省排第一，全国排第二呢！”
“这么快的增长，请问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出口增长？”水若山问。
“增长最快的是社德公司，去年该公司新能源出口创汇总额占了全市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其次是江山集团的有色金属出口创汇占全市的百分之四十，我市历史支柱产业之一的钢厂去年出口创汇倒没什么增长，只占百分之五不到。”
“可是我们在财税部门了解到，本市纳税大户排在前二十位的，并没有社德公司，而且在出口退税数据库里，社德公司还排不到前五十位。这是什么原因？”
游局指指坐在旁边的曾副局长，示意他来解释这个问题。曾副局说，“事情是这样的，社德公司是个很大的集团公司，在华中、华东几个省市，甚至海外都有分公司，分公司的出口产品都在红城海关报关，所以出口创汇都统计在红城。”
“也就是说，分公司的税收都在经营地缴纳，在经营地退税，但在红城报关，产品出口创汇收入走红城过？红城是该公司的总部？”
“前面3项是的，但创汇收入直接从境外汇入出口的分公司，公司总部在德国，红城公司与外省分公司同为德国总部设在中国内地的分公司。”
“这我就不懂了，所有的业务都在外省，何必舍近求远跑来红城报关，红城的水陆交通并不如那些沿海分公司的便利，难道给了他们什么好处？”
看得出，曾副局不想说，或不好说。冷场了好几分钟，还是游局道出了实情。原来，该市为了完成出口创汇增长考核任务，就千方百计去外地找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人家不肯来，就给人家财政补贴，不仅社德的分公司这样，本市其他企业也这样，一分钱外汇和税收、就业照顾不了本地，每创汇1美元，财政还奖励4分人民币给外地企业，每年为购买出口创汇指标财政要支出近亿元。“虽然没有收汇但有报关确认的出口创汇，还有GDP。”游局说。
“那是，”何思娴说，“不仅红城有GDP，外省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外汇流入，当然也有了GDP。所以同样一笔贸易，就出来了两个甚至更多的GDP。”
离开外贸局，审计小组决定延伸调查红城招商引资企业，也是红城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社德公司和江山集团。
审计小组先来到位于芙蓉区的社德公司生产基地，出乎审计人员意料的是，偌大的生产基地杂草丛生，大门保安室里除了两个保安，还有两个管理人员，四个人正在打纸牌。何思娴问，“办公室有人在吗？我们是省审计厅的。”
听说是省审计厅的来了，他们几个人没有动身，边抓牌边说，“都快倒闭了，还来审什么呀？你去办公室看看吧，应该还有几个管事的在。”
来到公司办公室，有位副总接待了审计人员，让座，倒茶后，就倒起了苦水，“社德前几年的确红极一时，最高峰的那年有近万员工，主营业务收入五十多个亿，每年上缴税收三亿元。今年为了降低成本进行了大幅裁员，在里面正常上班的人目前不到一千人，五分之四的生产线停产了。”
“怎么会这样大起大落？”来审计调查前，水若山在网上搜索过这家公司，名气很大，省、市政府领导都常来此视察。
“可能跟金融危机有关吧，出口大幅下滑，企业资金链几乎断裂。”
就在审计小组离开办公室来到公司大门时，看到保安在阻拦进来的人，何思娴上前跟想进来的人聊，才知道是一家社德请的施工企业，“我跟社德签了六百多万的工程合同，工程都交付使用一年了，到现在才拿到一百多万元的工程款。”这位姓项的包工头一说起社德就来气，“我这只是小数目，据我所知，社德厂房和办公楼、员工宿舍建设，拖欠的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有五亿元之多。办这样的公司简直就是来坑人。”
审计小组回到芙蓉区，区政府一位知情者告诉审计人员，社德公司实际上是政府投资“造”出来的外资企业。公司注册登记时是政府财政担保，向江南信托融资三个亿、省财政支持八千万、红城市与芙蓉区又从城市经营结余中拿出一点二个亿，共五个亿资金到位后，公司法人又投入五个亿注册成立社德公司。
“这家企业有土地抵押贷款吗？”水若山问。
“这个不是很清楚。”
水若山接触很多这样的招商引资企业，在浙江某集团任财务总监时也参与过类似招商引资的游戏。一些空壳企业以投资为名，不知道从哪儿借了点钱，借了辆豪车，然后与急着要招商的政府夸夸其谈，大展宏图，等忽悠拿到零地价甚至负地价的土地后，就用土地去抵押申请银行贷款。用这些贷款做几个花架子的厂房，一不留神，他就卷巨款跑了，再也不见了踪影。当然，负责招商引资的人或许知道踪影，但就是不说出来，还装出找不着人的一脸无辜样，暗地里却跟所谓的外资骗子一起分脏。想到这里，水若山果断提出，“去区国土局！”
“我们就是想知道，你这实际完成数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能跟我们说说吗？”何思娴直入主题，把统计年鉴转交给了审计人员管群芳。
“也就是统计的原始数据能不能提供给我们？”小管接过统计年鉴说。
“这个还真不好说，原始数据都在指标执行部门，不在我们这。”彭副局长摊开两手，“年初或上年末，市政府将省政府下达的指标任务分解给各部门，各部门按月、按季报告指标完成情况，到次年初再上报上一年的指标完成情况，我们也会派人跟进核实他们上报的数据。”
“省对市一共有多少个考核指标，哪些是列入政府目标考核一票否决的指标？”坐在何思娴右边的水若山端着杯白开水，貌似漫无经心的问彭副局长，“我说的是决定下级官员政治前途的指标。”
“这个可多了，我细数了一下，这些考核指标共分七个大项，如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工程、政务环境，近80个具体考核指标，今年好像又增加了个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考核大项。具体考核指标有一些是大家都知道的，如GDP、财政总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招商引资等，有一些是大家不很清楚的，比如住房保障、非正常进京上访、非正常进省上访（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就大有文章可做——水若山心里想）、耕地保有量、民生工程满意指数调查（有点类似于公民幸福感指数的调查统计）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额外加分的考核指标，如粮食总产量、新增造地（土地之所以增而不减，土地红线永远突不破，因为是‘造地’）、国家级生态县建设等。”
审计人员小常感觉很惊讶，“哇，这么多考核指标，要全面完成，样样都能让上级政府满意那有多困难，即便是全部造假数字，也会因为诸多的数字勾稽关系和充分关注横向、纵向数字的分析比较，足可以把基层政府累趴下，谁还有能力和精力去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地方稳定呢？”
“没办法啊，省里压市里，中央压省里，级级分解，层层加码。外界老是羡慕当官的，但根本不知道当官的压力有多大。”彭副局无奈的摊开双手。
离开市统计局去外贸局的路上，审计人员还在议论。何思娴说，“也真是的，不光是我们审计人员压力大，其实当官的也不容易，为了完成这些考核指标，省、市、县各级政府均成立了七考办，这个专门成立由财政拨款的七考办的主要职责，说穿了，就是专门负责玩数字游戏的机构。”
“对，我看这外贸局就是玩假的，”管群芳指着统计年鉴上关于出口创汇的数据说，“零九年比上年出口创汇增长四点六倍，增长速度全省十六个设区市排第一，有这么夸张的增长吗？”
“你是不是看错了，不会是增长百分之四点六吧？”小常显然不相信。
“一会去外贸局问问不就知道了。”何思娴说。
外贸局游局长亲自接待了审计小组的人，并准备好了汇报材料，游局说，“真的有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不然去年怎么全省排第一，全国排第二呢！”
“这么快的增长，请问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出口增长？”水若山问。
“增长最快的是社德公司，去年该公司新能源出口创汇总额占了全市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其次是江山集团的有色金属出口创汇占全市的百分之四十，我市历史支柱产业之一的钢厂去年出口创汇倒没什么增长，只占百分之五不到。”
“可是我们在财税部门了解到，本市纳税大户排在前二十位的，并没有社德公司，而且在出口退税数据库里，社德公司还排不到前五十位。这是什么原因？”
游局指指坐在旁边的曾副局长，示意他来解释这个问题。曾副局说，“事情是这样的，社德公司是个很大的集团公司，在华中、华东几个省市，甚至海外都有分公司，分公司的出口产品都在红城海关报关，所以出口创汇都统计在红城。”
“也就是说，分公司的税收都在经营地缴纳，在经营地退税，但在红城报关，产品出口创汇收入走红城过？红城是该公司的总部？”
“前面3项是的，但创汇收入直接从境外汇入出口的分公司，公司总部在德国，红城公司与外省分公司同为德国总部设在中国内地的分公司。”
“这我就不懂了，所有的业务都在外省，何必舍近求远跑来红城报关，红城的水陆交通并不如那些沿海分公司的便利，难道给了他们什么好处？”
看得出，曾副局不想说，或不好说。冷场了好几分钟，还是游局道出了实情。原来，该市为了完成出口创汇增长考核任务，就千方百计去外地找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人家不肯来，就给人家财政补贴，不仅社德的分公司这样，本市其他企业也这样，一分钱外汇和税收、就业照顾不了本地，每创汇1美元，财政还奖励4分人民币给外地企业，每年为购买出口创汇指标财政要支出近亿元。“虽然没有收汇但有报关确认的出口创汇，还有GDP。”游局说。
“那是，”何思娴说，“不仅红城有GDP，外省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外汇流入，当然也有了GDP。所以同样一笔贸易，就出来了两个甚至更多的GDP。”
离开外贸局，审计小组决定延伸调查红城招商引资企业，也是红城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社德公司和江山集团。
审计小组先来到位于芙蓉区的社德公司生产基地，出乎审计人员意料的是，偌大的生产基地杂草丛生，大门保安室里除了两个保安，还有两个管理人员，四个人正在打纸牌。何思娴问，“办公室有人在吗？我们是省审计厅的。”
听说是省审计厅的来了，他们几个人没有动身，边抓牌边说，“都快倒闭了，还来审什么呀？你去办公室看看吧，应该还有几个管事的在。”
来到公司办公室，有位副总接待了审计人员，让座，倒茶后，就倒起了苦水，“社德前几年的确红极一时，最高峰的那年有近万员工，主营业务收入五十多个亿，每年上缴税收三亿元。今年为了降低成本进行了大幅裁员，在里面正常上班的人目前不到一千人，五分之四的生产线停产了。”
“怎么会这样大起大落？”来审计调查前，水若山在网上搜索过这家公司，名气很大，省、市政府领导都常来此视察。
“可能跟金融危机有关吧，出口大幅下滑，企业资金链几乎断裂。”
就在审计小组离开办公室来到公司大门时，看到保安在阻拦进来的人，何思娴上前跟想进来的人聊，才知道是一家社德请的施工企业，“我跟社德签了六百多万的工程合同，工程都交付使用一年了，到现在才拿到一百多万元的工程款。”这位姓项的包工头一说起社德就来气，“我这只是小数目，据我所知，社德厂房和办公楼、员工宿舍建设，拖欠的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有五亿元之多。办这样的公司简直就是来坑人。”
审计小组回到芙蓉区，区政府一位知情者告诉审计人员，社德公司实际上是政府投资“造”出来的外资企业。公司注册登记时是政府财政担保，向江南信托融资三个亿、省财政支持八千万、红城市与芙蓉区又从城市经营结余中拿出一点二个亿，共五个亿资金到位后，公司法人又投入五个亿注册成立社德公司。
“这家企业有土地抵押贷款吗？”水若山问。
“这个不是很清楚。”
水若山接触很多这样的招商引资企业，在浙江某集团任财务总监时也参与过类似招商引资的游戏。一些空壳企业以投资为名，不知道从哪儿借了点钱，借了辆豪车，然后与急着要招商的政府夸夸其谈，大展宏图，等忽悠拿到零地价甚至负地价的土地后，就用土地去抵押申请银行贷款。用这些贷款做几个花架子的厂房，一不留神，他就卷巨款跑了，再也不见了踪影。当然，负责招商引资的人或许知道踪影，但就是不说出来，还装出找不着人的一脸无辜样，暗地里却跟所谓的外资骗子一起分脏。想到这里，水若山果断提出，“去区国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