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承凤禁不起折腾，等她的彻底大好时，已经是十天之后了。薛暮和月牙泉的小孩子们告别，从这里出发，似乎整个世界都在阻止他们行进——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后来暴雨倾盆直下，路边十多米高的白杨林带剧烈撼动，一路呼喊着：“不！不！”
薛暮被颠得昏天暗地，感觉浑身的骨头快要散架了，马车像喝醉了似的在暴雨中扭动，摇摇晃晃前进。急雨夹着冰雹砸在车顶，又像是已经穿过幕帘进了车厢，车开一阵停一阵，像是毫无目标地在茫茫戈壁上慢慢爬行。
薛暮不知道青海竟然那么远，那么荒僻，她不愿意去，整个世界也不愿意她去。
好巧不巧，连接第四辆车厢的横木断了，这个位置离月牙泉已经很远了，他们只得临时改变路线，继续往前走到甘肃省的最后一个镇阳关歇脚，并差人去找师傅修理。
阳关的驿站太小，乌雅氏干脆让许管事找了家客栈歇下。客栈是哈萨克族老板开的，里面大的很，饭店、糕点铺和酒食应有尽有，只可惜那些点心看起来油腻腻的，薛暮实在吃不习惯。
伙计把薛暮安排在三楼靠窗的房间里，还专门让人送了一小篮配蒜泥的肉夹馍和一大碗“过油肉拌面”做夜宵。
第二天一早，薛暮继续不顾良姜的劝阻，在姜道隐的诱惑下继续到处闲逛。阳关的汉族人比月牙泉还少，姜道隐提议想在客栈外铺个摊卖杂货，薛暮赞同了他的想法，她本来就喜欢模仿别人，最近卖货的场景见多了，自然也想试一试。
她脑袋一热就把自己从京师带来的所有首饰和衣饰、香囊全摆了出来，姜道隐都被吓到了：“你当这是在京城啊，这种地方财可不敢外露。”
薛暮想想也是，就让宝蟾去给客栈老板一把铜板，选好摊位，挑了几样她没那么喜欢的饰品摆在毛毯上。他们刚坐下没多久，就有人被这些此地难以见到的新鲜又精致的小东西吸引进来。
来的人一般都不说话，薛暮也不好意思说话，但他们中有人能在摊子前一站一个时辰、两个时辰、三个时辰地不说话，薛暮就做不到了。
姜道隐忍不住问：“有事吗？”
他不吭声，良姜就给抓把瓜子，他接过来咔吧咔吧地吃，吃完又闭嘴站那儿发呆。良姜再给一个苹果，他几口咬完了，继续沉默。
他有的是时间，最后姜道隐忍无可忍地收拾摊子，表示要去吃午饭了，他才离开。等薛暮用完午膳，撑得肚皮溜圆地回来后，发现那人居然还在那个摊位守着，宝蟾、良姜和朱鹮只好又摆出首饰，让他继续盯着毛毯上某个角落深深地打量。
真不知道这人哪来那么多时间，这么闲，令人羡慕。
这地方的小孩子们则都很忙，忙着种田、放牧，不种田的时候忙着偷家里的鸡蛋，种田和偷鸡蛋之外的时间就更忙了，忙着兜着鸡蛋往薛暮的摊子上卖。
许是他们以前没见过这个摊子，没见过这么琳琅满目的小玩意，他们都认定摊主是个富婆，有钱买他们的鸡蛋，而且不会讨价还价。
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脸蛋通红，目光兴奋，事实上薛暮确实不会砍价。她虽然不知道自己买鸡蛋有什么用，她也不爱吃鸡蛋，但还是觉得有趣。
鸡蛋五十文一个，每次薛暮收下鸡蛋付钱的时候总会竭力劝说他们顺便买点漂亮的项链或者压襟——这些可都是京城最时兴的款式。
但这些小孩太聪明了，都不理她，连良姜那么称职的推销都受挫了，薛暮实在不明白他们小小年龄攒钱干什么，也想不出在嘉峪关，除了漂亮的首饰，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更招孩子喜欢。
其中，库娜是最持之以恒的一个，连续半年时间里，她每天按时送一个蛋来，如果有一天没来，那么隔天定会一下子送来两个。
薛暮一度以为库娜是个男孩，直到她头发长出来了才知道是女孩，她以前是小光头，再加上手里总拿着鸡蛋，两相衬映，老是惹得姜道隐取笑她。
还有一个孩子总跟着卖蛋的孩子们一起来，却从来没带来过一只蛋，薛暮给其他孩子付钱时，他就在旁边紧紧盯着看。
终于有一天，这孩子也带来一只鸡蛋，他一个人来的，把鸡蛋递过来时紧张万分，惴惴不安地等着薛暮给铜板。
薛暮拿着蛋摇了又摇，对着太阳看了又看，总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对劲，但最后还是给了铜板。等他拿着钱跑了以后，薛暮把蛋磕开一看——居然是只煮熟的蛋。
一定是他娘煮给他的，他舍不得吃，拿来换钱。薛暮真是气坏了，但又毫无办法，只好把它给宝蟾吃了。
在阳关，薛暮学会的第一个哈萨克词语就是鸡蛋：觉木什尕。
除了这些孩子和那些没事干的闲人，来逛小摊的其他人要么是仔细对准一对烧蓝铜雀发钗卯足了劲瞅，要么是拿起一串元宝刻花压襟又摇又掂，看得薛暮的小心脏忽悠来忽悠去。
在阳关做生意，像是在爪哇国做生意，什么奇葩都有。
但也有厉害的角色，一个胖女人非要用八两银子买一对摇叶耳坠。薛暮不愿意，那对耳坠最便宜也得卖到十两。于是她往旁边的排墙上一靠，无边无际地和薛暮纠缠起来。她越这样薛暮越不松口，等到中午时，宝蟾叫薛暮先去用膳，吃完回来，她仍旧往那一靠，接着上午的话头继续往下缠。
当价格说到九两时，已经到晚上该关门的时候，他们又分头回去睡觉，第二天，第三天，最后她居然七两银子就把耳坠买走了！
连姜道隐都嘲笑她太过离谱，价格怎么还越耗越低了。
薛暮对他很无语，因为姜道隐成天窝在小摊后呼呼大睡，她简直怀疑他提议租摊的目的就是逃避作为侍卫要每天巡逻的责任。
他睡醒了就搬把行军杌子坐到客栈门口晒太阳，也懒得招揽生意，太阳渐渐偏西，房屋的阴影从后面慢慢覆扫过来，阳光移一寸，他就挪一下杌子。
客栈外的道上干干净净，两边是茂密的柳树和杨树，树下流水淙淙，只有一只高大的鹤，不时从路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
阳关的秋天人真多，一个夏天都在山里消夏放牧的人全回来了，牛羊也下山了，转场的牧群源源不断地经过。这时候也实在没什么事情可干——草打完了、麦子收了、家畜膘情正好。
于是大家成天往街上跑，三三两两站着，天黑了也不回家。就那样站着没完没了地说话，说到实在没话说了，仍面对面站着，你看我、我看你，反正就是不想回家。
不回家的人差不多全是年轻人，年轻人见了年轻人，爱情就此产生，然后就是盛大的婚礼。整个秋天都在举行婚礼，每场婚礼举行三天三夜，几乎秋天的每个晚上，这处黑暗的村子里总有一处角落灯火通明，冬不拉和节特根的旋律彻夜飘荡。
薛暮半夜突然睡醒，听到舞曲热烈的旋律，罩上披风，起身出门，不想打扰丫鬟们睡觉，她独自一人向村子里亮如白昼的那处溜去。
薛暮趴在那家人的低矮的土坯围墙上往里看，院子里正在举行盛大的“拖依”，每一棵树上都挂满了灯泡，每一张桌子上都堆满了食物。
新的一支曲子开始了，由新娘领舞，她缓缓走出来，戴着长长的面纱，雪白蓬松的塔裙外，套了枣红色的中袖对襟长马甲，手里柔柔地捏着一块绣着金线银线的绸缎手帕。
她被越来越多的舞者簇在舞池中心，这时薛暮看清楚了她，她还是个孩子，前几天还在糕点铺里拿一件旧衣裳换过一块糖饼。
薛暮喊了她一声，但是谁也没听见。她一个人悄悄回客栈，脱了披风继续睡觉，开始做梦，又被遥远的、但无比清晰的舞曲旋律惊醒了几次。
第二天，风尘仆仆的许管家回来了，身后跟着一大帮人，木匠、干杂货的师傅，应有尽有，共同点是都会修车。
其中那个白毛——薛暮这么叫他实在没有恶意，谁叫他头发那么白、名字又那么长、那么难记——常来在客栈的大堂里喝酒。他身材高大，脊背笔直，衣服也总是展展的，袖肘上从没打过补丁，走过身边一派风度。
和他一起喝酒的也全是修车师傅，可是他们的鞋却全是补过的，有的还打着赤脚，外袍的钮子各不相同。他们一进房子，二话不说就往柜台上跳，盘腿一坐，稍有礼貌点的就脱了鞋往柜台上跳，盘腿一坐。
薛暮对这人的印象实在好极了，至少他从来不爬柜台，每次都优雅得体地半倚在柜台边，持着酒盅慢慢抿，而别人则直接握着酒壶灌。
他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明亮而富有弹性，头发下的面孔很漂亮。
有一天白天里他来了，拎着孙子的破皮鞋，要去找另一个补鞋的师傅补，当然，薛暮也搞不懂那个补鞋的师傅为什么也会被许管家请过来。
姜道隐上前搭话：“这么大的鞋子，孩子有好几岁了吧？”
“这是最小的，八岁了。”
“那您多大年龄？”
“再过两个月嘛，六十整。”
他要了一壶最浊的米酒和一个杯子，独斟独饮，等着取鞋。
“你一年四季喝，咋没见喝出个酒糟鼻？”修鞋的师傅一边给布鞋钉掌，一边说。
“快了快了。”
“不喝不行吗？”
“为啥不喝？阳关这个地方，就只剩下酒了。”
薛暮在旁边愣了一下。
鞋子补好，白毛付过钱，和姜道隐打了声招呼就去找许管家了，他离去时薛暮在后面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是个真正的老人的背影。虽然脊背很直，但肩膀已经垮下来，两臂松弛，身上那件笔挺板正的外袍后面，横着几道坐后留下的褶痕。裤脚也有些脏了，满头的白发在风中全往一边飘扬。
阳关是泡在酒里的，天空有时候明亮深蓝，有时候阴郁沉暗，而大地不变，白茫茫直到天边，深色的牛一只一只在远处缓缓走动。
这时传来了歌声，像是通过酒液传来歌声，明丽、尖锐，使人眩晕。唱歌的是对面街道上开小馆子的三个寡妇。
阳关有一个奇怪的惯例，只要是饭馆，统统是寡妇开的，只要是女人，一朝成了寡妇，可干的事情似乎只有开饭馆。
这三个寡妇的合唱从下午持续到深夜，去看热闹的人回来都说三个人喝酒喝得脸都黑了，眼睛通红，但拉起嗓子来一起张嘴一起闭嘴，认真到位，调一点儿没跑。
姜道隐很闲，居然好心地跑去劝她们少喝点，惹得三人扑上来，拉起架势要和他拼命。她们谁都不承认自己喝酒了，满嘴酒气地问姜道隐什么意思，简直败坏她们的名誉。
第二天一个一个酒醒了，都悄悄的该干啥干啥。
姜道隐真的很闲，这时居然又跑去说：“下次可别再喝酒了。”
可把三个人气坏了，气得又聚到一起，以酒释郁。
薛暮摊子左邻那家开饭馆的寡妇吐尔逊罕——他们都昵称为“吐滚”的，生得很有些风情，虽说不是特别漂亮，但眉眼活灵活现，瘦瘦的身材很窈窕，穿什么都好看。
草料场的看守每次下山都会在她那儿住，这个看守也是个很漂亮的人，和吐滚站在一起，谁都说这一对太般配了。
看守长着满头浅褐的头发，于是又被叫做“黄毛”，他整天到大堂来喝酒，于是客栈里整天这么叫来叫去，叫到后来全阳关的人都这么叫了，他的本名再也没了。
吐滚来大堂找他回家，也这么说：“黄毛在吗？”
吐滚一个人操持饭馆，非常辛苦，听说当地的风俗是寡妇再婚的话，前夫的孩子得还给前夫的家族，因此她一个人再苦也不愿意再婚。
好在三个孩子都懂事，小小年纪就知道帮家里干活，尤其是老二，每天早早地就拿着钥匙来饭馆开门，洒扫、擦洗、生炉子，然后挑着空桶去村头河边挑水，把水缸挑满了，这个八岁的女孩才坐在一旁做针线。
老二又是三个孩子中最漂亮的一个，让人看一眼就满心疼爱。但是她非常沉默，举止傲气，性情固执，像个小大人一样总让薛暮想起远在皇宫的薛昭，也不知道薛昭现在怎么样了，她的小外甥六阿哥还好吗？
虽然有时候孩子们的成长让人不安，但喀吾图永远没有太复杂的事情，没人会想得更多。
只是有一天黄毛突然跑来问姜道隐：“你天天‘黄毛’‘黄毛’地叫我，‘黄毛’是什么意思？”
在师傅们把马车修理完毕、又把六辆车统统加固一遍后，古尔邦节到了。
薛暮央求父亲再待两天，又将买耳坠胖女人的死缠烂打的方法现学现用，效果极佳，薛鼎臣果然拗不过她，也只能再在阳关住两日。
这时候，客栈的生意开始掀起了一年中的一次高潮。这里的商店只有牧业上山、下山经过以及古尔邦节这三个时间段是赚钱的时候，其他的日子全在不紧不慢地花钱，除非夏天跟着牧业去夏牧场，冬天又跟着去冬窝子。
那几天里，成衣铺里的工女总会通霄达旦地裁衣，来订做衣裳的人从节前半个月就开始排队，一直到过节的头天晚上，很晚了还会有人在外面敲窗子要买短袍。那几天节日用的糖果鸡蛋点心之类，会在阳关的所有店铺脱销。
大量采购节日用品的高峰期是在过节的前一天，那天人很多，窗台上的沙棘花都挤得歪歪地长。成衣铺前呼啦啦一片胳膊，在眼前乱晃，指东指西，指上指下，这边收钱，那边找钱，这边要换，那边要退，真恨不得自己是千手观音。
中午时分算是忙过了一个段落，这时老板才发现少了一顶粘毛帽子，姜道隐记性蛮好的，而且一直在旁边看着。
他说当时从架上取下这顶帽子的是一个带着十一二岁男孩的母亲。她把帽子给她儿子套在头上，左看右看研究了半天，本来老板娘站在一旁想劝说她把毛帽买下来的，看她那么犹豫的就不怎么管了。
再加上当时又有别的生意，就把这母子俩撂在角落里由他们自己慢慢商量去，等店里的人散完以后，这母子俩和那顶毛帽都不见了。
老板娘为此特别生气，他们这样的小本生意本来就不容易，最近为了赶节日，她和几个工女加班加点熬了几个通宵才做成这么一批衣裳。想想看，几个时辰做出来的东西，一盏茶的功夫就没了，能不窝火吗？
好在这里是小地方，周围也就那么两三个村子，要打听一个人实在太容易了。他们很快知道了那母子俩住在十多公里以外一个叫哈拉巴盖的村子里，还弄清了她和她丈夫的名字。
于是就托姜道隐带话回去，提醒她是不是忘了付钱。不到一会儿工夫，这一带的许多人都知道那个女人在节日的前一天做下的事情了，吃惊之余，摇头叹息不已。
因为生意太好，不到半天，老板娘就把这事放下了，不过是顶毛帽而已。
就这样，一直忙到天色暗下来，顾客才慢慢稀少，走完最后一人后，成衣铺里恢复了一个星期前的安静。节日已经开始，今年的最后一个旺季至此全部结束。
老板和老板娘把门反锁上，开始准备一桌感谢他们的晚饭。薛暮叫宝蟾去买一只乌鸡，借用客栈的厨房，用砂锅加天麻炖了两个时辰，用勺子轻轻一搅，肉是肉骨是骨，即刻就能分离开，可见炖得很烂糊。
老板夫妇喝得起劲，一连干掉好几碗，一锅天麻乌鸡汤都见了底，这时有人敲门。
宝蟾去开门，姜道隐一眼认出就是那个被认为拿走裤子没给钱的小孩，他脸色通红，气喘吁吁，可能刚从哈拉巴盖赶来。
他从外面进来，还没站定，就立刻着急委屈地说了一大堆，大意是解释他和他娘真的没有偷帽子，那顶帽子有点大了不合适，最后就没买云云。
大概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越说越着急，最后竟哭了起来，并带着哭腔反复解释：“俺娘让俺来的，帽子太大了，真的太大了……”
他们还能怎样？一个孩子连夜跑十几公里路，跑来解释一个根本就解释不清的事情。
宝蟾给这孩子抓了一把从京师带的牛扎糖吃，一个劲地安慰他，让他早点回家。
这时候老板娘已经非常坚信是自己弄错了，心里不安极了，忍不住在柜台里里外外地仔细翻找，后来果然还是找到了那顶帽子。
照薛暮一贯的想法，既然知道自己没有做什么错事，任何解释都是根本不必要的，被冤枉后该做的事，就是与冤枉者为仇，但他们究竟想到了什么呢？明天就要过节，是不是他们的礼性是不能一边容忍别人对自己的误会，一边享受节日的美好祥和？
薛暮和姜道隐商量了很久，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了。
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当地人的礼俗是亲戚朋友之间互相串门三天，第一天大多是男人们出门，女人们留在家等着客人上门祝贺，并煮肉张罗宴席；第二天是孩子们和年轻人出门；第三天才是女人们。据说，在这几天里，一年中有什么仇隙的两家人，往往会把节日作为消解相互间怨恨的机会。
他们决定最先到被成衣铺冤枉了的那母子家中拜年，把事情说清楚，好让双方都安心，那个孩子真的狠狠打动了薛暮。
她带着姜道隐和宝蟾离开村子，让良姜去告诉乌雅氏和薛鼎臣一声，免得他们惦记。穿过村外那片被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田野，再穿过一条两公里长的林荫道。他们边走边想一会儿的说辞，还不时地互相商量。
天空深蓝动人，莹莹地镀着从大地上反射上去的光，脚下的土路因为这两天过往行人的突然频繁而宽坦瓷实了一些。他们气喘吁吁爬上去，哈拉巴盖村就在脚下了。
这段路大概有十几公里，一路上除了黄的沙土和蓝的天空，世界就什么也没有了。积累的沙丘有些地方足有两米厚，至于脚下这条路，被过往的马匹、毛驴和黄牛踏得瓷瓷的了，也是半米多厚的沙壳，深深陷落在黄沙的原野中。
薛暮想到昨晚那个孩子就是沿着这条路又着急又委屈地往客栈走来的，一路上他会不会因为被误解而感到孤独？这是一条清白之路。
在这个地方待过两周以后，薛暮发现自己还是没能记住几个人的名字。但谁是谁还是清楚的，至少不再、也不会把两个长着同样大胡子的人弄错了。
小摊子只卖出去两支镀金发簪、一对镀金摇叶耳坠和一条分叉珍珠压襟，总共收入三十两，姜道隐毫不留情地说她要是去做生意，能赔的底裤都不剩。
薛暮摇摇头，她只是喜欢这样返璞归真的感觉，在这里做买卖图的是乐趣，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和在京师时管理铺子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和状态。
收集的鸡蛋都被薛暮送给那个被冤枉的孩子，让他补补身体，他们家很感激，千恩万谢地和薛暮道了别。
这里的农民的确不如牧民富裕，但生活相对平稳，日子也就过得仔细些。缺了点零星物事，就觉得怎么过都不顺当，房子里的添置也得周全，什么都漏下不得。所以客栈里商店的生意每天都能开张。别的不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烟草和农家酒每天都在卖。
反正撑不死也饿不死，就那样慢慢耗着，日子太过安稳、太过放心，让人有了依赖，竟懒惰下来。永远不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情，也没法滋生别的什么想法。
反正在阳关，人人都是如此。
阳关没有暴发，也没有日益庞大的积累，只是让你进入它的秩序而已，然后就面对你停止下来。它让你得到的东西，全都是些牵绊住你、让你没法离开这个地方的东西，一直到最后。
阳关最初是一个土匪窝子，听老人们说，现在薛暮能看到的地方当年全都扎满破旧的毡房和帐篷。后来官兵来了，在这里开垦出农田，河两岸挖出整齐的一片地窝子。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架上顶子，一条斜坡道通向坑里，就是那时候人们的住房。
但是到了今天，这里和其他地方的村庄根本就没什么两样了，一排一排的林荫道，一家一户一个大院子、两排土墙房子，村庄周围全是大片大片的麦田和苜蓿地。
薛暮最后朝这里的土垄大大地喊了一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她决定要离开了。
薛暮被颠得昏天暗地，感觉浑身的骨头快要散架了，马车像喝醉了似的在暴雨中扭动，摇摇晃晃前进。急雨夹着冰雹砸在车顶，又像是已经穿过幕帘进了车厢，车开一阵停一阵，像是毫无目标地在茫茫戈壁上慢慢爬行。
薛暮不知道青海竟然那么远，那么荒僻，她不愿意去，整个世界也不愿意她去。
好巧不巧，连接第四辆车厢的横木断了，这个位置离月牙泉已经很远了，他们只得临时改变路线，继续往前走到甘肃省的最后一个镇阳关歇脚，并差人去找师傅修理。
阳关的驿站太小，乌雅氏干脆让许管事找了家客栈歇下。客栈是哈萨克族老板开的，里面大的很，饭店、糕点铺和酒食应有尽有，只可惜那些点心看起来油腻腻的，薛暮实在吃不习惯。
伙计把薛暮安排在三楼靠窗的房间里，还专门让人送了一小篮配蒜泥的肉夹馍和一大碗“过油肉拌面”做夜宵。
第二天一早，薛暮继续不顾良姜的劝阻，在姜道隐的诱惑下继续到处闲逛。阳关的汉族人比月牙泉还少，姜道隐提议想在客栈外铺个摊卖杂货，薛暮赞同了他的想法，她本来就喜欢模仿别人，最近卖货的场景见多了，自然也想试一试。
她脑袋一热就把自己从京师带来的所有首饰和衣饰、香囊全摆了出来，姜道隐都被吓到了：“你当这是在京城啊，这种地方财可不敢外露。”
薛暮想想也是，就让宝蟾去给客栈老板一把铜板，选好摊位，挑了几样她没那么喜欢的饰品摆在毛毯上。他们刚坐下没多久，就有人被这些此地难以见到的新鲜又精致的小东西吸引进来。
来的人一般都不说话，薛暮也不好意思说话，但他们中有人能在摊子前一站一个时辰、两个时辰、三个时辰地不说话，薛暮就做不到了。
姜道隐忍不住问：“有事吗？”
他不吭声，良姜就给抓把瓜子，他接过来咔吧咔吧地吃，吃完又闭嘴站那儿发呆。良姜再给一个苹果，他几口咬完了，继续沉默。
他有的是时间，最后姜道隐忍无可忍地收拾摊子，表示要去吃午饭了，他才离开。等薛暮用完午膳，撑得肚皮溜圆地回来后，发现那人居然还在那个摊位守着，宝蟾、良姜和朱鹮只好又摆出首饰，让他继续盯着毛毯上某个角落深深地打量。
真不知道这人哪来那么多时间，这么闲，令人羡慕。
这地方的小孩子们则都很忙，忙着种田、放牧，不种田的时候忙着偷家里的鸡蛋，种田和偷鸡蛋之外的时间就更忙了，忙着兜着鸡蛋往薛暮的摊子上卖。
许是他们以前没见过这个摊子，没见过这么琳琅满目的小玩意，他们都认定摊主是个富婆，有钱买他们的鸡蛋，而且不会讨价还价。
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脸蛋通红，目光兴奋，事实上薛暮确实不会砍价。她虽然不知道自己买鸡蛋有什么用，她也不爱吃鸡蛋，但还是觉得有趣。
鸡蛋五十文一个，每次薛暮收下鸡蛋付钱的时候总会竭力劝说他们顺便买点漂亮的项链或者压襟——这些可都是京城最时兴的款式。
但这些小孩太聪明了，都不理她，连良姜那么称职的推销都受挫了，薛暮实在不明白他们小小年龄攒钱干什么，也想不出在嘉峪关，除了漂亮的首饰，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更招孩子喜欢。
其中，库娜是最持之以恒的一个，连续半年时间里，她每天按时送一个蛋来，如果有一天没来，那么隔天定会一下子送来两个。
薛暮一度以为库娜是个男孩，直到她头发长出来了才知道是女孩，她以前是小光头，再加上手里总拿着鸡蛋，两相衬映，老是惹得姜道隐取笑她。
还有一个孩子总跟着卖蛋的孩子们一起来，却从来没带来过一只蛋，薛暮给其他孩子付钱时，他就在旁边紧紧盯着看。
终于有一天，这孩子也带来一只鸡蛋，他一个人来的，把鸡蛋递过来时紧张万分，惴惴不安地等着薛暮给铜板。
薛暮拿着蛋摇了又摇，对着太阳看了又看，总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对劲，但最后还是给了铜板。等他拿着钱跑了以后，薛暮把蛋磕开一看——居然是只煮熟的蛋。
一定是他娘煮给他的，他舍不得吃，拿来换钱。薛暮真是气坏了，但又毫无办法，只好把它给宝蟾吃了。
在阳关，薛暮学会的第一个哈萨克词语就是鸡蛋：觉木什尕。
除了这些孩子和那些没事干的闲人，来逛小摊的其他人要么是仔细对准一对烧蓝铜雀发钗卯足了劲瞅，要么是拿起一串元宝刻花压襟又摇又掂，看得薛暮的小心脏忽悠来忽悠去。
在阳关做生意，像是在爪哇国做生意，什么奇葩都有。
但也有厉害的角色，一个胖女人非要用八两银子买一对摇叶耳坠。薛暮不愿意，那对耳坠最便宜也得卖到十两。于是她往旁边的排墙上一靠，无边无际地和薛暮纠缠起来。她越这样薛暮越不松口，等到中午时，宝蟾叫薛暮先去用膳，吃完回来，她仍旧往那一靠，接着上午的话头继续往下缠。
当价格说到九两时，已经到晚上该关门的时候，他们又分头回去睡觉，第二天，第三天，最后她居然七两银子就把耳坠买走了！
连姜道隐都嘲笑她太过离谱，价格怎么还越耗越低了。
薛暮对他很无语，因为姜道隐成天窝在小摊后呼呼大睡，她简直怀疑他提议租摊的目的就是逃避作为侍卫要每天巡逻的责任。
他睡醒了就搬把行军杌子坐到客栈门口晒太阳，也懒得招揽生意，太阳渐渐偏西，房屋的阴影从后面慢慢覆扫过来，阳光移一寸，他就挪一下杌子。
客栈外的道上干干净净，两边是茂密的柳树和杨树，树下流水淙淙，只有一只高大的鹤，不时从路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
阳关的秋天人真多，一个夏天都在山里消夏放牧的人全回来了，牛羊也下山了，转场的牧群源源不断地经过。这时候也实在没什么事情可干——草打完了、麦子收了、家畜膘情正好。
于是大家成天往街上跑，三三两两站着，天黑了也不回家。就那样站着没完没了地说话，说到实在没话说了，仍面对面站着，你看我、我看你，反正就是不想回家。
不回家的人差不多全是年轻人，年轻人见了年轻人，爱情就此产生，然后就是盛大的婚礼。整个秋天都在举行婚礼，每场婚礼举行三天三夜，几乎秋天的每个晚上，这处黑暗的村子里总有一处角落灯火通明，冬不拉和节特根的旋律彻夜飘荡。
薛暮半夜突然睡醒，听到舞曲热烈的旋律，罩上披风，起身出门，不想打扰丫鬟们睡觉，她独自一人向村子里亮如白昼的那处溜去。
薛暮趴在那家人的低矮的土坯围墙上往里看，院子里正在举行盛大的“拖依”，每一棵树上都挂满了灯泡，每一张桌子上都堆满了食物。
新的一支曲子开始了，由新娘领舞，她缓缓走出来，戴着长长的面纱，雪白蓬松的塔裙外，套了枣红色的中袖对襟长马甲，手里柔柔地捏着一块绣着金线银线的绸缎手帕。
她被越来越多的舞者簇在舞池中心，这时薛暮看清楚了她，她还是个孩子，前几天还在糕点铺里拿一件旧衣裳换过一块糖饼。
薛暮喊了她一声，但是谁也没听见。她一个人悄悄回客栈，脱了披风继续睡觉，开始做梦，又被遥远的、但无比清晰的舞曲旋律惊醒了几次。
第二天，风尘仆仆的许管家回来了，身后跟着一大帮人，木匠、干杂货的师傅，应有尽有，共同点是都会修车。
其中那个白毛——薛暮这么叫他实在没有恶意，谁叫他头发那么白、名字又那么长、那么难记——常来在客栈的大堂里喝酒。他身材高大，脊背笔直，衣服也总是展展的，袖肘上从没打过补丁，走过身边一派风度。
和他一起喝酒的也全是修车师傅，可是他们的鞋却全是补过的，有的还打着赤脚，外袍的钮子各不相同。他们一进房子，二话不说就往柜台上跳，盘腿一坐，稍有礼貌点的就脱了鞋往柜台上跳，盘腿一坐。
薛暮对这人的印象实在好极了，至少他从来不爬柜台，每次都优雅得体地半倚在柜台边，持着酒盅慢慢抿，而别人则直接握着酒壶灌。
他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明亮而富有弹性，头发下的面孔很漂亮。
有一天白天里他来了，拎着孙子的破皮鞋，要去找另一个补鞋的师傅补，当然，薛暮也搞不懂那个补鞋的师傅为什么也会被许管家请过来。
姜道隐上前搭话：“这么大的鞋子，孩子有好几岁了吧？”
“这是最小的，八岁了。”
“那您多大年龄？”
“再过两个月嘛，六十整。”
他要了一壶最浊的米酒和一个杯子，独斟独饮，等着取鞋。
“你一年四季喝，咋没见喝出个酒糟鼻？”修鞋的师傅一边给布鞋钉掌，一边说。
“快了快了。”
“不喝不行吗？”
“为啥不喝？阳关这个地方，就只剩下酒了。”
薛暮在旁边愣了一下。
鞋子补好，白毛付过钱，和姜道隐打了声招呼就去找许管家了，他离去时薛暮在后面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是个真正的老人的背影。虽然脊背很直，但肩膀已经垮下来，两臂松弛，身上那件笔挺板正的外袍后面，横着几道坐后留下的褶痕。裤脚也有些脏了，满头的白发在风中全往一边飘扬。
阳关是泡在酒里的，天空有时候明亮深蓝，有时候阴郁沉暗，而大地不变，白茫茫直到天边，深色的牛一只一只在远处缓缓走动。
这时传来了歌声，像是通过酒液传来歌声，明丽、尖锐，使人眩晕。唱歌的是对面街道上开小馆子的三个寡妇。
阳关有一个奇怪的惯例，只要是饭馆，统统是寡妇开的，只要是女人，一朝成了寡妇，可干的事情似乎只有开饭馆。
这三个寡妇的合唱从下午持续到深夜，去看热闹的人回来都说三个人喝酒喝得脸都黑了，眼睛通红，但拉起嗓子来一起张嘴一起闭嘴，认真到位，调一点儿没跑。
姜道隐很闲，居然好心地跑去劝她们少喝点，惹得三人扑上来，拉起架势要和他拼命。她们谁都不承认自己喝酒了，满嘴酒气地问姜道隐什么意思，简直败坏她们的名誉。
第二天一个一个酒醒了，都悄悄的该干啥干啥。
姜道隐真的很闲，这时居然又跑去说：“下次可别再喝酒了。”
可把三个人气坏了，气得又聚到一起，以酒释郁。
薛暮摊子左邻那家开饭馆的寡妇吐尔逊罕——他们都昵称为“吐滚”的，生得很有些风情，虽说不是特别漂亮，但眉眼活灵活现，瘦瘦的身材很窈窕，穿什么都好看。
草料场的看守每次下山都会在她那儿住，这个看守也是个很漂亮的人，和吐滚站在一起，谁都说这一对太般配了。
看守长着满头浅褐的头发，于是又被叫做“黄毛”，他整天到大堂来喝酒，于是客栈里整天这么叫来叫去，叫到后来全阳关的人都这么叫了，他的本名再也没了。
吐滚来大堂找他回家，也这么说：“黄毛在吗？”
吐滚一个人操持饭馆，非常辛苦，听说当地的风俗是寡妇再婚的话，前夫的孩子得还给前夫的家族，因此她一个人再苦也不愿意再婚。
好在三个孩子都懂事，小小年纪就知道帮家里干活，尤其是老二，每天早早地就拿着钥匙来饭馆开门，洒扫、擦洗、生炉子，然后挑着空桶去村头河边挑水，把水缸挑满了，这个八岁的女孩才坐在一旁做针线。
老二又是三个孩子中最漂亮的一个，让人看一眼就满心疼爱。但是她非常沉默，举止傲气，性情固执，像个小大人一样总让薛暮想起远在皇宫的薛昭，也不知道薛昭现在怎么样了，她的小外甥六阿哥还好吗？
虽然有时候孩子们的成长让人不安，但喀吾图永远没有太复杂的事情，没人会想得更多。
只是有一天黄毛突然跑来问姜道隐：“你天天‘黄毛’‘黄毛’地叫我，‘黄毛’是什么意思？”
在师傅们把马车修理完毕、又把六辆车统统加固一遍后，古尔邦节到了。
薛暮央求父亲再待两天，又将买耳坠胖女人的死缠烂打的方法现学现用，效果极佳，薛鼎臣果然拗不过她，也只能再在阳关住两日。
这时候，客栈的生意开始掀起了一年中的一次高潮。这里的商店只有牧业上山、下山经过以及古尔邦节这三个时间段是赚钱的时候，其他的日子全在不紧不慢地花钱，除非夏天跟着牧业去夏牧场，冬天又跟着去冬窝子。
那几天里，成衣铺里的工女总会通霄达旦地裁衣，来订做衣裳的人从节前半个月就开始排队，一直到过节的头天晚上，很晚了还会有人在外面敲窗子要买短袍。那几天节日用的糖果鸡蛋点心之类，会在阳关的所有店铺脱销。
大量采购节日用品的高峰期是在过节的前一天，那天人很多，窗台上的沙棘花都挤得歪歪地长。成衣铺前呼啦啦一片胳膊，在眼前乱晃，指东指西，指上指下，这边收钱，那边找钱，这边要换，那边要退，真恨不得自己是千手观音。
中午时分算是忙过了一个段落，这时老板才发现少了一顶粘毛帽子，姜道隐记性蛮好的，而且一直在旁边看着。
他说当时从架上取下这顶帽子的是一个带着十一二岁男孩的母亲。她把帽子给她儿子套在头上，左看右看研究了半天，本来老板娘站在一旁想劝说她把毛帽买下来的，看她那么犹豫的就不怎么管了。
再加上当时又有别的生意，就把这母子俩撂在角落里由他们自己慢慢商量去，等店里的人散完以后，这母子俩和那顶毛帽都不见了。
老板娘为此特别生气，他们这样的小本生意本来就不容易，最近为了赶节日，她和几个工女加班加点熬了几个通宵才做成这么一批衣裳。想想看，几个时辰做出来的东西，一盏茶的功夫就没了，能不窝火吗？
好在这里是小地方，周围也就那么两三个村子，要打听一个人实在太容易了。他们很快知道了那母子俩住在十多公里以外一个叫哈拉巴盖的村子里，还弄清了她和她丈夫的名字。
于是就托姜道隐带话回去，提醒她是不是忘了付钱。不到一会儿工夫，这一带的许多人都知道那个女人在节日的前一天做下的事情了，吃惊之余，摇头叹息不已。
因为生意太好，不到半天，老板娘就把这事放下了，不过是顶毛帽而已。
就这样，一直忙到天色暗下来，顾客才慢慢稀少，走完最后一人后，成衣铺里恢复了一个星期前的安静。节日已经开始，今年的最后一个旺季至此全部结束。
老板和老板娘把门反锁上，开始准备一桌感谢他们的晚饭。薛暮叫宝蟾去买一只乌鸡，借用客栈的厨房，用砂锅加天麻炖了两个时辰，用勺子轻轻一搅，肉是肉骨是骨，即刻就能分离开，可见炖得很烂糊。
老板夫妇喝得起劲，一连干掉好几碗，一锅天麻乌鸡汤都见了底，这时有人敲门。
宝蟾去开门，姜道隐一眼认出就是那个被认为拿走裤子没给钱的小孩，他脸色通红，气喘吁吁，可能刚从哈拉巴盖赶来。
他从外面进来，还没站定，就立刻着急委屈地说了一大堆，大意是解释他和他娘真的没有偷帽子，那顶帽子有点大了不合适，最后就没买云云。
大概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越说越着急，最后竟哭了起来，并带着哭腔反复解释：“俺娘让俺来的，帽子太大了，真的太大了……”
他们还能怎样？一个孩子连夜跑十几公里路，跑来解释一个根本就解释不清的事情。
宝蟾给这孩子抓了一把从京师带的牛扎糖吃，一个劲地安慰他，让他早点回家。
这时候老板娘已经非常坚信是自己弄错了，心里不安极了，忍不住在柜台里里外外地仔细翻找，后来果然还是找到了那顶帽子。
照薛暮一贯的想法，既然知道自己没有做什么错事，任何解释都是根本不必要的，被冤枉后该做的事，就是与冤枉者为仇，但他们究竟想到了什么呢？明天就要过节，是不是他们的礼性是不能一边容忍别人对自己的误会，一边享受节日的美好祥和？
薛暮和姜道隐商量了很久，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了。
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当地人的礼俗是亲戚朋友之间互相串门三天，第一天大多是男人们出门，女人们留在家等着客人上门祝贺，并煮肉张罗宴席；第二天是孩子们和年轻人出门；第三天才是女人们。据说，在这几天里，一年中有什么仇隙的两家人，往往会把节日作为消解相互间怨恨的机会。
他们决定最先到被成衣铺冤枉了的那母子家中拜年，把事情说清楚，好让双方都安心，那个孩子真的狠狠打动了薛暮。
她带着姜道隐和宝蟾离开村子，让良姜去告诉乌雅氏和薛鼎臣一声，免得他们惦记。穿过村外那片被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田野，再穿过一条两公里长的林荫道。他们边走边想一会儿的说辞，还不时地互相商量。
天空深蓝动人，莹莹地镀着从大地上反射上去的光，脚下的土路因为这两天过往行人的突然频繁而宽坦瓷实了一些。他们气喘吁吁爬上去，哈拉巴盖村就在脚下了。
这段路大概有十几公里，一路上除了黄的沙土和蓝的天空，世界就什么也没有了。积累的沙丘有些地方足有两米厚，至于脚下这条路，被过往的马匹、毛驴和黄牛踏得瓷瓷的了，也是半米多厚的沙壳，深深陷落在黄沙的原野中。
薛暮想到昨晚那个孩子就是沿着这条路又着急又委屈地往客栈走来的，一路上他会不会因为被误解而感到孤独？这是一条清白之路。
在这个地方待过两周以后，薛暮发现自己还是没能记住几个人的名字。但谁是谁还是清楚的，至少不再、也不会把两个长着同样大胡子的人弄错了。
小摊子只卖出去两支镀金发簪、一对镀金摇叶耳坠和一条分叉珍珠压襟，总共收入三十两，姜道隐毫不留情地说她要是去做生意，能赔的底裤都不剩。
薛暮摇摇头，她只是喜欢这样返璞归真的感觉，在这里做买卖图的是乐趣，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和在京师时管理铺子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和状态。
收集的鸡蛋都被薛暮送给那个被冤枉的孩子，让他补补身体，他们家很感激，千恩万谢地和薛暮道了别。
这里的农民的确不如牧民富裕，但生活相对平稳，日子也就过得仔细些。缺了点零星物事，就觉得怎么过都不顺当，房子里的添置也得周全，什么都漏下不得。所以客栈里商店的生意每天都能开张。别的不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烟草和农家酒每天都在卖。
反正撑不死也饿不死，就那样慢慢耗着，日子太过安稳、太过放心，让人有了依赖，竟懒惰下来。永远不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情，也没法滋生别的什么想法。
反正在阳关，人人都是如此。
阳关没有暴发，也没有日益庞大的积累，只是让你进入它的秩序而已，然后就面对你停止下来。它让你得到的东西，全都是些牵绊住你、让你没法离开这个地方的东西，一直到最后。
阳关最初是一个土匪窝子，听老人们说，现在薛暮能看到的地方当年全都扎满破旧的毡房和帐篷。后来官兵来了，在这里开垦出农田，河两岸挖出整齐的一片地窝子。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架上顶子，一条斜坡道通向坑里，就是那时候人们的住房。
但是到了今天，这里和其他地方的村庄根本就没什么两样了，一排一排的林荫道，一家一户一个大院子、两排土墙房子，村庄周围全是大片大片的麦田和苜蓿地。
薛暮最后朝这里的土垄大大地喊了一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她决定要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