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京师后，我随父母拜见了祖母，又去密云看外祖父和外祖母，最后竟得了皇帝的恩准，进宫去看望长姐。
薛昭依旧住在承乾宫，梨树开的花很白。她由于产后发福，显得有些胖，六阿哥弘瞻五岁了，有些怯生生的，躲在薛昭身后，小声叫我“姨母”。
我特意给小外甥打了一副赤金的蝙蝠头如意锁，给他戴上，又捧了东西过来，笑吟吟道：“翠玉如意是祝小阿哥将来事事如意，金锞荷包，福寿绵长，金锁片自然是要小阿哥长命百岁了。”一番话说得众人笑得合不拢嘴。
我又和薛昭聊起天，谈当下谈未来都没了话题，我们只能谈过去。
过去那些人和事，重复地谈，重复地笑，谈多了，故事都走了样。记忆本身也是活的，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成长，故事存在那里面，跟着一起活，一起成长，于是就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可是谁又能保证事情原来的模样就是它的真相？
“这是什么头型啊？娘居然放任你顶着个鸡窝头进宫？”薛昭的指尖勾起我的两根辫子，简直不可置信，还在用数落表达她对我的慰问和抚恤。
对于我，青藏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两根灯笼似的麻花辫子也算痕迹，我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
我的变化是什么，薛昭突然发现了。那原先的稚气呢？那不知是真是假的憨态呢？过去我一动作起来，手脚就有些不协调，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那些使我之所以为我的特征或者缺陷呢？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那些特征是我的伪装，或者，就是某种重大的事件发生了，给我带来了一场脱胎换骨。
我问能不能给吃一份葡萄西洋乳饼，站在薛昭身后的青橘很快殷勤地端上一盘，刚出油锅的乳饼又酥又香，上面撒了一层酸甜的葡萄干。
我们相视一笑，都明白对方笑什么，小厨房曾给我做过多少种点心，我肚里还是有条甜品的馋虫。
我吃完三块葡萄乳饼，喝了几口御前新贡的碧螺春，我开始正经话题了，说长姐必须为我做主，问我做什么样的主，我似乎还没想好，又往嘴里灌了一口茶。
薛昭不催我，我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常把一件事说得逻辑错乱，这方面也给人孩子气的错觉。等薛昭把一盏茶喝见底的时候，我咬着下唇，眼泪掉下来，此刻才有点原来的样子了。
薛昭听懂了我的意思，这是我和母亲一致的决定。她欣慰地道：“羲和呀，其实我早已经为你打算好了，必定为你指一门好人家。”
殿内侍奉的宫女都退下去了，午后迟迟，四壁静悄无声。榻边搁着一座绿釉狻猊莲花座香炉，炉身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捧出一只戏球的坐狮，炉里焚了上品沉水香，几缕雪色芬芳便从狮口中悄然萦纡四逸。
她偏过头靠在豆藻十香枕上：“长姐确实要好好想一想，该给你定下婚事了。”
我哈哈一笑，习惯性拍了拍她的肩膀，力气没收住。我应该是比过去爽快，几乎就是个泼辣女人，嗓门又大又毛躁。
“羲和，你以前就算无礼，可没有这么粗鲁，这么放肆过！”薛昭揉着肩头，狐疑地看着我。
“我过去不这样吗？”我反问，又咯咯笑起来，放下了年轻的包袱，也破碎了爱情的梦，这就是解放了的我。
不快乐的人，都懂得我这样的笑。放下了包袱，破碎了梦想，就是那种笑，笑我曾经认真过的所有事，前头没有值得期盼的事，身后也没有留下值得自豪的以往，就是无价值的流年，也所剩不多，明明破罐子，也破摔不起，摔了连破的都没了，那种笑。
三个月后，黄道吉日。我站在出场位置上，感觉着命运的转折就是这么妙，这么迅疾，这么毫无预示。我也玩味着当主角的感受：当主角真好，当掌上明珠真好。
我带着德吉给我梳的两根灯笼麻花辫，投奔三千里外的新生活。我那么不舍得拆散辫子，最后它们竟然拆不散，竟然只能被剪断。剪断最不麻烦，是更好的持续，剪断的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向着丑恶变化的可能性。
我在婚契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就剩下四个字：白玛雍珍。剪断了呀，我难道不该给自己一份无须从属的自由？我笔下流动着“白玛雍珍”和“薛暮”，这是青藏给予我的，是京师给予我的，我到底是薛暮还是白玛雍珍？只能是我自己，是自己的。
我每天要接受多少敬意！把小时候世家小姐们给我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地抵消，负负得正，而正正呢？也会相互抵消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光荣，全摞在一块儿，旱就旱死，涝就涝死。
西洋画师的油画像上的，哪能是我薛暮？只能是另一个人，看上去那么清婉动人，而我的身量不瘦，头发没有那么浓密，脸蛋更没有那么漂亮。
我想着一个问题：是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是把我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在娘的肚子里回炉，然后以新名分问世？我分明有了新名分，只不过是个不适合我、让我不好意思、不敢当的新名分。
感到过分饱胀无法消化，我不能变成一枝格桑梅朵去陪伴他，我不能变成任何人，我还要做我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人嫌恶，还是要做我自己。
薛昭依旧住在承乾宫，梨树开的花很白。她由于产后发福，显得有些胖，六阿哥弘瞻五岁了，有些怯生生的，躲在薛昭身后，小声叫我“姨母”。
我特意给小外甥打了一副赤金的蝙蝠头如意锁，给他戴上，又捧了东西过来，笑吟吟道：“翠玉如意是祝小阿哥将来事事如意，金锞荷包，福寿绵长，金锁片自然是要小阿哥长命百岁了。”一番话说得众人笑得合不拢嘴。
我又和薛昭聊起天，谈当下谈未来都没了话题，我们只能谈过去。
过去那些人和事，重复地谈，重复地笑，谈多了，故事都走了样。记忆本身也是活的，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成长，故事存在那里面，跟着一起活，一起成长，于是就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可是谁又能保证事情原来的模样就是它的真相？
“这是什么头型啊？娘居然放任你顶着个鸡窝头进宫？”薛昭的指尖勾起我的两根辫子，简直不可置信，还在用数落表达她对我的慰问和抚恤。
对于我，青藏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两根灯笼似的麻花辫子也算痕迹，我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
我的变化是什么，薛昭突然发现了。那原先的稚气呢？那不知是真是假的憨态呢？过去我一动作起来，手脚就有些不协调，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那些使我之所以为我的特征或者缺陷呢？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那些特征是我的伪装，或者，就是某种重大的事件发生了，给我带来了一场脱胎换骨。
我问能不能给吃一份葡萄西洋乳饼，站在薛昭身后的青橘很快殷勤地端上一盘，刚出油锅的乳饼又酥又香，上面撒了一层酸甜的葡萄干。
我们相视一笑，都明白对方笑什么，小厨房曾给我做过多少种点心，我肚里还是有条甜品的馋虫。
我吃完三块葡萄乳饼，喝了几口御前新贡的碧螺春，我开始正经话题了，说长姐必须为我做主，问我做什么样的主，我似乎还没想好，又往嘴里灌了一口茶。
薛昭不催我，我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常把一件事说得逻辑错乱，这方面也给人孩子气的错觉。等薛昭把一盏茶喝见底的时候，我咬着下唇，眼泪掉下来，此刻才有点原来的样子了。
薛昭听懂了我的意思，这是我和母亲一致的决定。她欣慰地道：“羲和呀，其实我早已经为你打算好了，必定为你指一门好人家。”
殿内侍奉的宫女都退下去了，午后迟迟，四壁静悄无声。榻边搁着一座绿釉狻猊莲花座香炉，炉身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捧出一只戏球的坐狮，炉里焚了上品沉水香，几缕雪色芬芳便从狮口中悄然萦纡四逸。
她偏过头靠在豆藻十香枕上：“长姐确实要好好想一想，该给你定下婚事了。”
我哈哈一笑，习惯性拍了拍她的肩膀，力气没收住。我应该是比过去爽快，几乎就是个泼辣女人，嗓门又大又毛躁。
“羲和，你以前就算无礼，可没有这么粗鲁，这么放肆过！”薛昭揉着肩头，狐疑地看着我。
“我过去不这样吗？”我反问，又咯咯笑起来，放下了年轻的包袱，也破碎了爱情的梦，这就是解放了的我。
不快乐的人，都懂得我这样的笑。放下了包袱，破碎了梦想，就是那种笑，笑我曾经认真过的所有事，前头没有值得期盼的事，身后也没有留下值得自豪的以往，就是无价值的流年，也所剩不多，明明破罐子，也破摔不起，摔了连破的都没了，那种笑。
三个月后，黄道吉日。我站在出场位置上，感觉着命运的转折就是这么妙，这么迅疾，这么毫无预示。我也玩味着当主角的感受：当主角真好，当掌上明珠真好。
我带着德吉给我梳的两根灯笼麻花辫，投奔三千里外的新生活。我那么不舍得拆散辫子，最后它们竟然拆不散，竟然只能被剪断。剪断最不麻烦，是更好的持续，剪断的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向着丑恶变化的可能性。
我在婚契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就剩下四个字：白玛雍珍。剪断了呀，我难道不该给自己一份无须从属的自由？我笔下流动着“白玛雍珍”和“薛暮”，这是青藏给予我的，是京师给予我的，我到底是薛暮还是白玛雍珍？只能是我自己，是自己的。
我每天要接受多少敬意！把小时候世家小姐们给我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地抵消，负负得正，而正正呢？也会相互抵消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光荣，全摞在一块儿，旱就旱死，涝就涝死。
西洋画师的油画像上的，哪能是我薛暮？只能是另一个人，看上去那么清婉动人，而我的身量不瘦，头发没有那么浓密，脸蛋更没有那么漂亮。
我想着一个问题：是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是把我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在娘的肚子里回炉，然后以新名分问世？我分明有了新名分，只不过是个不适合我、让我不好意思、不敢当的新名分。
感到过分饱胀无法消化，我不能变成一枝格桑梅朵去陪伴他，我不能变成任何人，我还要做我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人嫌恶，还是要做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