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银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存款、贷款、结算、汇兑这些与资金相关的业务，至于银行哪些内设机构，中后台会做些什么事情，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
银行从事业务经营的前台，也就是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机构叫营业网点。以A银行为例，营业网点包括办事处、分理处和储蓄所。至于支行以上的机构，则主要从事经营管理，会设置多个职能部门，组成银行的机关。其中，各级银行办公室属于综合枢纽部门，承担着联系上下、沟通内外、协调左右、维护机关正常办公秩序的职责。
办公室主任通常被人们戏称为“大内总管”。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办文办会办事，事务繁杂琐碎。王加根自上任以来，天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晚上和周末还经常加班。事务性的工作，余丰新能够分担一些，但文字这块儿，完全靠他一个人。
支行正式挂牌后，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文字材料的起草和印制量也骤然增多。各种各样的通知、通报，领导讲话，会议纪要，工作计划，合作协议，汇报材料，五花八门的请示或报告……所有公文都由王加根负责起草，交赵国栋审定。赵国栋对公文质量的要求又比较高，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在所难免。改就改吧，大不了多花些时间。最让王加根头疼的是，文字材料定稿后，要送到外面去打印。
本来，支行购买了四通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等办公设备，但没有人会使用。王加根已经向赵国栋提了好几次，要求配备一个打字员，负责文印工作，可赵总是不急不燥，不温不火，慢条斯理地回答：“等着吧！等一段时间再说。”
一次是这样，两次三次还是这样。王加根忍无可忍，就红着脸表达自己的不满：“都几个月了，还要等到啥时候？几万块钱的设备放在单位里睡大觉，还要花钱到外面去打印，这个账算得过来么？在外面打印，校对修改又不方便，打一份材料，跑去跑来要搞几个回合！”
赵国栋还是不急不恼，歪着脖子，摇晃着脑袋回答：“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配人，只是叫你等一等。招人总得有个过程，还要征得市分行同意。这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发牢骚也没有用……”
没等赵国栋把话说完，王加根扭头就走。他才不管你是不是行领导呢！他从骨子里看不起赵国栋，觉得这人办事拖拉，决策优柔寡断，水平又不怎么样，根本就不是当行长的料子。
自上任以来，赵国栋一直把开创工作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几位副行长——特别是丁仲元身上。指望他们出谋划策，提真知灼见，但几位副行长又都恪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从不轻易阐明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更谈不上出主意。他们反过来依赖赵国栋，等他出政策、拿方案、发指示、提要求。
就这样，支行成立之后的一号文件好长时间都制定不出来。
直等到市分行召开完三季度支行行长会议，王加根才结合上级行会议精神，闭门造车，勉强弄出来个《关于存款工作的意见》，作为孝北县支行成立后正式印发的第一个文件。
赵国栋平日按部就班，得过且过。上级行来了文件，布置了工作任务，他就开始忙乱一阵。围绕如何贯彻落实上级行文件精神、如何完成上级行下达的目标任务，临时抱佛脚。他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最高理想，就是在市分行综合考核排名中不摆尾，争取不挨批评。正如何继安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孝北县支行虽说是新机构，但没有新动作、新东西、新举措，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由于遇到问题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拿不定主意，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行长办公会、行务会、中层干部会、全体职工大会、职工代表会议、各种专题工作会议，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在他看来，既然成立了县支行，就要有个县支行的样子，如果连会议都不开，那还叫什么县支行？也只有坐在主席台上，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一个领导，不出席各种会议，不通过会议发表观点，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如何展示领导才能？如何显示自己的权威？再说，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能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才能，推动全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都由支行办公室负责组织和管理。赵国栋还点名要求王加根参加——有时出席，有时列席，阵阵不离穆桂英。下达通知，准备材料，安排布置会场，做纪录，整理纪要，督办议定事项……只要开会，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就落在了他身上。说实话，一听说要开会，他就胆战心惊，叫苦不迭。赵国栋却乐此不疲。事实上，很多会议可开可不开，甚至完全没必要开。非常简单的事项，布置临时性工作任务，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赵国栋总是要正经八百地开会。
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特别是行长办公会，那种拖拖拉拉的作风和冗长沉闷的气氛，叫人难以忍受。支行总共就四位行领导，每个人谈谈分管的工作，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说个意见，最后“一把手”拍板就行了。按说比较简单，半个小时或个把小时完全能够搞定，可实际情况是，每次行领导开会，都得半天甚至一整天，经常白天没开完，晚上接着开。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到了定好的开会钟点儿，大家端着茶杯到会议室，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见了面，互相敬烟，饶有兴趣地评论哪个牌子香烟好抽，哪个牌子白酒“水货”多。人到齐后，赵国栋宣布开会了，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轮流发言。由于会前没有通气，大家都没作准备，发言信口开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遇到棘手的问题，大家突然间就哑巴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好半天不说一句话。见没人主动发言，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将，逼着副职们“说说”。大家便哼哼哈哈，先是正着说过去，再反着说过来。说来说去，没有明确意见，还是等于没说。
赵国栋同样是个没主见的人，一会儿肯定这个，一会儿又表扬那个。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似是而非，总结发言时，让人觉得云里雾里。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总忘不了提要求：“散会后，办公室整个纪要，弄个东西，发个文件。”
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王加根开始质疑领导班子的能力和水平。他觉得在这帮人带领下，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更不可能创造“明日的辉煌”。每次整理会议纪要，他都感到为难：会议根本就没有达成共识，没有明确的议定事项，叫他怎么整理纪要呀！为了交差，他只得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甚至把行领导根本没有提到的想法——纯粹是他个人的观点，写进会议纪要里面。这种胡编乱造、偷天换日的文字材料，居然能够一次次顺利过关，甚至得到赵国栋的表扬。
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王加根常常忍不住暗自发笑。这是会议纪要吗？完全是他提出的工作意见和安排。
在这帮人手下做事，他觉得憋屈。回想起在孝天城工作的日子，他觉得洪远平比这帮人强得多。
洪远平调走后，法院驻A银行经济审判室就被撤销了。法院撤回了全部工作人员。银行方负责人蔡梅生被检察院抓走了。为了继续做好不良贷款清收工作，A银行孝南区支行成立了资金清收公司，俗称“讨债公司”。徐新如被聘任为资金清收公司经理，支行办公室主任则重新由孙志雄担任。
一朝君子一朝臣。王加根听到这些人事变动消息，庆幸自己选派到了孝北县。如果他继续留在孝天城，日子肯定不好过。不过，为赵国栋这些人卖命，同样让他不开心。
赵国栋作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行长，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制订规划，明确目标，拟定措施，带领干部员工去开创工作新局面，实现大发展。可他却很少考虑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他总是标榜自己“抓大不放小”，事实上，他很少能够抓到“大”，不善于抓主要矛盾，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性事务。他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于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王加根特地到孝天城，刻制了一枚行政印章，花了五十四块钱。他回支行向领导汇报，赵国栋一听就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五十四块钱？”赵国栋非常惊讶，“刻一枚章子要五十四块钱？”
王加根从皮包里拿出印章和发票，放在赵国栋的桌子上，平静地解释：“这种印章跟我们以前用的不一样，叫万次印章。”
赵国栋拿起印章瞅了瞅，还是不相信：“就这么个玩艺儿，要五十四块钱？”
王加根没吱声，不想回答。
赵国栋从大班桌后面绕过来，走出行长室，快步来到支行办公室，拨通了市分行的电话。
“吴主任吗？我是孝北县支行赵国栋。我想问一下，市分行用的公章是不是万次印章？”
“是。怎么啦？”是吴主任的声音。
“我想打听一下，刻一枚万次印章多少钱啊？”
“五十四元。”吴主任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们刚刚刻了一枚办公室印章，五十四元钱。”
赵国栋一听，就哑巴了。放下电话，还在喃喃自语：“刻一枚印章要五十四块钱。怎么会这么贵呢？”
王加根当时脸色就变了。
什么人啊？竟然如此不信任我！刻一枚印章，我未必还贪污不成？更何况，一枚印章也就五十四元钱，就算我贪污，又能贪污多少呢？那么热的天，老子辛辛苦苦地跑来跑去，竟然落得如此结果。
当然，赵国栋的多疑也不是专门针对王加根，对于他质疑或者不放心的事情，哪怕是鸡毛蒜皮，都会耿耿于怀。另一方面，对于事关银行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他又表现得麻木不仁，决策草率。比如，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大楼的选址，最终还是作了改变。当他接到王道欣的电话，得知市分行批准了孝北县支行提出的“花园汽车站以物抵贷换地皮”要求时，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得语无伦次。因为他觉得，这是市分行领导对他能力的认可，是对他工作的支持，给足了他面子。
挂断电话后，他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丁仲元，又和丁仲元一起前往孝北县汽车客运公司。三下五除二，双方就达成共识，明确那两百万元贷款销账事宜，以及花园汽车站的腾退时间。
A银行把洪花路转盘西南角那片土地，以原价转让给了孝北汽车站。在程子安的协调下，A银行又拿出一百零八万元资金，在洪花路转盘南边大约两公里的地方，买了三十亩耕地，作为修建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的地方。
紧接着，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及营业室的装修改造工程就开工了。承接这项工程的，是花园镇小有名气的建筑工头宋金宇。随后开工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职工新宿舍楼，承建单位也是宋金宇经营的建筑公司。
这两顶工程完成后，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及支行营业室随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了胜利路。搬家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喜气洋洋，对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赞不绝口。
直到大家各就各位，开始营业办公的时候，才发现这栋房子没有厕所。内急了，只能去马路对面的A银行中心储蓄所，或者去花园火车站广场的公共厕所。
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研究后，决定在银行大院里面修建一个公共厕所，地点就选在大院西边，进大院的左侧。
厕所动工后，赵国栋对这项工程高度重视，每天都要去现场看好几遍。他对施工人员说：“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一个单位管理得好不好，看看这个单位的厕所就知道了。你们要多用点儿心，精益求精，确保工程的质量。”
巡查期间，如果他对哪儿不满意，就一定要别人整改，甚至全部推倒重来，搞得施工人员无所适从，怨声载道。可能是因为发现的问题确实太多了，赵国栋在施工的最后几天，上班时间也不在行长室呆了。他拿了一个小凳子，从早到晚就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专心专意当监工。
看到这景象，支行干部员工都捂着嘴巴子笑，私下里给赵国栋取了个外号——厕所行长。
这项赵国栋高度重视的厕所工程竣工后，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厕所里面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了几个档位，作为蹲坑。男厕所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L”型小便池，连洗手的地方都没有。
银行从事业务经营的前台，也就是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机构叫营业网点。以A银行为例，营业网点包括办事处、分理处和储蓄所。至于支行以上的机构，则主要从事经营管理，会设置多个职能部门，组成银行的机关。其中，各级银行办公室属于综合枢纽部门，承担着联系上下、沟通内外、协调左右、维护机关正常办公秩序的职责。
办公室主任通常被人们戏称为“大内总管”。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办文办会办事，事务繁杂琐碎。王加根自上任以来，天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晚上和周末还经常加班。事务性的工作，余丰新能够分担一些，但文字这块儿，完全靠他一个人。
支行正式挂牌后，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文字材料的起草和印制量也骤然增多。各种各样的通知、通报，领导讲话，会议纪要，工作计划，合作协议，汇报材料，五花八门的请示或报告……所有公文都由王加根负责起草，交赵国栋审定。赵国栋对公文质量的要求又比较高，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在所难免。改就改吧，大不了多花些时间。最让王加根头疼的是，文字材料定稿后，要送到外面去打印。
本来，支行购买了四通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等办公设备，但没有人会使用。王加根已经向赵国栋提了好几次，要求配备一个打字员，负责文印工作，可赵总是不急不燥，不温不火，慢条斯理地回答：“等着吧！等一段时间再说。”
一次是这样，两次三次还是这样。王加根忍无可忍，就红着脸表达自己的不满：“都几个月了，还要等到啥时候？几万块钱的设备放在单位里睡大觉，还要花钱到外面去打印，这个账算得过来么？在外面打印，校对修改又不方便，打一份材料，跑去跑来要搞几个回合！”
赵国栋还是不急不恼，歪着脖子，摇晃着脑袋回答：“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配人，只是叫你等一等。招人总得有个过程，还要征得市分行同意。这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发牢骚也没有用……”
没等赵国栋把话说完，王加根扭头就走。他才不管你是不是行领导呢！他从骨子里看不起赵国栋，觉得这人办事拖拉，决策优柔寡断，水平又不怎么样，根本就不是当行长的料子。
自上任以来，赵国栋一直把开创工作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几位副行长——特别是丁仲元身上。指望他们出谋划策，提真知灼见，但几位副行长又都恪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从不轻易阐明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更谈不上出主意。他们反过来依赖赵国栋，等他出政策、拿方案、发指示、提要求。
就这样，支行成立之后的一号文件好长时间都制定不出来。
直等到市分行召开完三季度支行行长会议，王加根才结合上级行会议精神，闭门造车，勉强弄出来个《关于存款工作的意见》，作为孝北县支行成立后正式印发的第一个文件。
赵国栋平日按部就班，得过且过。上级行来了文件，布置了工作任务，他就开始忙乱一阵。围绕如何贯彻落实上级行文件精神、如何完成上级行下达的目标任务，临时抱佛脚。他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最高理想，就是在市分行综合考核排名中不摆尾，争取不挨批评。正如何继安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孝北县支行虽说是新机构，但没有新动作、新东西、新举措，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由于遇到问题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拿不定主意，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行长办公会、行务会、中层干部会、全体职工大会、职工代表会议、各种专题工作会议，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在他看来，既然成立了县支行，就要有个县支行的样子，如果连会议都不开，那还叫什么县支行？也只有坐在主席台上，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一个领导，不出席各种会议，不通过会议发表观点，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如何展示领导才能？如何显示自己的权威？再说，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能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才能，推动全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都由支行办公室负责组织和管理。赵国栋还点名要求王加根参加——有时出席，有时列席，阵阵不离穆桂英。下达通知，准备材料，安排布置会场，做纪录，整理纪要，督办议定事项……只要开会，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就落在了他身上。说实话，一听说要开会，他就胆战心惊，叫苦不迭。赵国栋却乐此不疲。事实上，很多会议可开可不开，甚至完全没必要开。非常简单的事项，布置临时性工作任务，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赵国栋总是要正经八百地开会。
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特别是行长办公会，那种拖拖拉拉的作风和冗长沉闷的气氛，叫人难以忍受。支行总共就四位行领导，每个人谈谈分管的工作，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说个意见，最后“一把手”拍板就行了。按说比较简单，半个小时或个把小时完全能够搞定，可实际情况是，每次行领导开会，都得半天甚至一整天，经常白天没开完，晚上接着开。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到了定好的开会钟点儿，大家端着茶杯到会议室，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见了面，互相敬烟，饶有兴趣地评论哪个牌子香烟好抽，哪个牌子白酒“水货”多。人到齐后，赵国栋宣布开会了，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轮流发言。由于会前没有通气，大家都没作准备，发言信口开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遇到棘手的问题，大家突然间就哑巴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好半天不说一句话。见没人主动发言，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将，逼着副职们“说说”。大家便哼哼哈哈，先是正着说过去，再反着说过来。说来说去，没有明确意见，还是等于没说。
赵国栋同样是个没主见的人，一会儿肯定这个，一会儿又表扬那个。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似是而非，总结发言时，让人觉得云里雾里。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总忘不了提要求：“散会后，办公室整个纪要，弄个东西，发个文件。”
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王加根开始质疑领导班子的能力和水平。他觉得在这帮人带领下，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更不可能创造“明日的辉煌”。每次整理会议纪要，他都感到为难：会议根本就没有达成共识，没有明确的议定事项，叫他怎么整理纪要呀！为了交差，他只得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甚至把行领导根本没有提到的想法——纯粹是他个人的观点，写进会议纪要里面。这种胡编乱造、偷天换日的文字材料，居然能够一次次顺利过关，甚至得到赵国栋的表扬。
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王加根常常忍不住暗自发笑。这是会议纪要吗？完全是他提出的工作意见和安排。
在这帮人手下做事，他觉得憋屈。回想起在孝天城工作的日子，他觉得洪远平比这帮人强得多。
洪远平调走后，法院驻A银行经济审判室就被撤销了。法院撤回了全部工作人员。银行方负责人蔡梅生被检察院抓走了。为了继续做好不良贷款清收工作，A银行孝南区支行成立了资金清收公司，俗称“讨债公司”。徐新如被聘任为资金清收公司经理，支行办公室主任则重新由孙志雄担任。
一朝君子一朝臣。王加根听到这些人事变动消息，庆幸自己选派到了孝北县。如果他继续留在孝天城，日子肯定不好过。不过，为赵国栋这些人卖命，同样让他不开心。
赵国栋作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行长，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制订规划，明确目标，拟定措施，带领干部员工去开创工作新局面，实现大发展。可他却很少考虑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他总是标榜自己“抓大不放小”，事实上，他很少能够抓到“大”，不善于抓主要矛盾，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性事务。他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于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王加根特地到孝天城，刻制了一枚行政印章，花了五十四块钱。他回支行向领导汇报，赵国栋一听就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五十四块钱？”赵国栋非常惊讶，“刻一枚章子要五十四块钱？”
王加根从皮包里拿出印章和发票，放在赵国栋的桌子上，平静地解释：“这种印章跟我们以前用的不一样，叫万次印章。”
赵国栋拿起印章瞅了瞅，还是不相信：“就这么个玩艺儿，要五十四块钱？”
王加根没吱声，不想回答。
赵国栋从大班桌后面绕过来，走出行长室，快步来到支行办公室，拨通了市分行的电话。
“吴主任吗？我是孝北县支行赵国栋。我想问一下，市分行用的公章是不是万次印章？”
“是。怎么啦？”是吴主任的声音。
“我想打听一下，刻一枚万次印章多少钱啊？”
“五十四元。”吴主任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们刚刚刻了一枚办公室印章，五十四元钱。”
赵国栋一听，就哑巴了。放下电话，还在喃喃自语：“刻一枚印章要五十四块钱。怎么会这么贵呢？”
王加根当时脸色就变了。
什么人啊？竟然如此不信任我！刻一枚印章，我未必还贪污不成？更何况，一枚印章也就五十四元钱，就算我贪污，又能贪污多少呢？那么热的天，老子辛辛苦苦地跑来跑去，竟然落得如此结果。
当然，赵国栋的多疑也不是专门针对王加根，对于他质疑或者不放心的事情，哪怕是鸡毛蒜皮，都会耿耿于怀。另一方面，对于事关银行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他又表现得麻木不仁，决策草率。比如，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大楼的选址，最终还是作了改变。当他接到王道欣的电话，得知市分行批准了孝北县支行提出的“花园汽车站以物抵贷换地皮”要求时，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得语无伦次。因为他觉得，这是市分行领导对他能力的认可，是对他工作的支持，给足了他面子。
挂断电话后，他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丁仲元，又和丁仲元一起前往孝北县汽车客运公司。三下五除二，双方就达成共识，明确那两百万元贷款销账事宜，以及花园汽车站的腾退时间。
A银行把洪花路转盘西南角那片土地，以原价转让给了孝北汽车站。在程子安的协调下，A银行又拿出一百零八万元资金，在洪花路转盘南边大约两公里的地方，买了三十亩耕地，作为修建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的地方。
紧接着，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及营业室的装修改造工程就开工了。承接这项工程的，是花园镇小有名气的建筑工头宋金宇。随后开工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职工新宿舍楼，承建单位也是宋金宇经营的建筑公司。
这两顶工程完成后，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及支行营业室随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了胜利路。搬家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喜气洋洋，对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赞不绝口。
直到大家各就各位，开始营业办公的时候，才发现这栋房子没有厕所。内急了，只能去马路对面的A银行中心储蓄所，或者去花园火车站广场的公共厕所。
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研究后，决定在银行大院里面修建一个公共厕所，地点就选在大院西边，进大院的左侧。
厕所动工后，赵国栋对这项工程高度重视，每天都要去现场看好几遍。他对施工人员说：“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一个单位管理得好不好，看看这个单位的厕所就知道了。你们要多用点儿心，精益求精，确保工程的质量。”
巡查期间，如果他对哪儿不满意，就一定要别人整改，甚至全部推倒重来，搞得施工人员无所适从，怨声载道。可能是因为发现的问题确实太多了，赵国栋在施工的最后几天，上班时间也不在行长室呆了。他拿了一个小凳子，从早到晚就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专心专意当监工。
看到这景象，支行干部员工都捂着嘴巴子笑，私下里给赵国栋取了个外号——厕所行长。
这项赵国栋高度重视的厕所工程竣工后，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厕所里面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了几个档位，作为蹲坑。男厕所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L”型小便池，连洗手的地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