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上旬,加根接到妈妈的电话,告诉他加枝已经回国了。

    “她没带孩子,一个人回的。在北京转了几天,前天回的保定。”白素珍在电话里说,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忧郁,“你姐身体不是很好。不光牙病,头疼的毛病也没治好,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她又黑又瘦,怕吵,怕风。真不知道她这些年在美国是怎么过的!几年不见,白白胖胖的她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儿?看上去憔悴不堪。”

    听到这儿,加根的心情也比较沉重。看来,姐姐在美国打拼确实不容易。

    “她说后天动身到湖北看你们,到时候你到花园火车站接她。”白素珍最后嘱咐道。

    听到这个消息,加根兴奋起来。放下电话,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第一次和余丰新谈起了姐姐。

    “来早了。”余丰新回应的语气有些遗憾,“如果你姐再晚来一个月,等你们搬进了新房子,那就方便多了。”

    “是啊!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可以搬家。”王加根应和道,“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会带她来银行看看新房子。”

    中午回家,王加根又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老婆和女儿。母女俩也是高兴得喜笑颜开。午饭后,一家人还特意去花园火车站,查看从保定到花园的车次及到站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开始为迎接作准备。把家里能挪动的东西全部搬到大门口,搬不动或者搬起来比较麻烦的东西,就用旧报纸蒙上。在竹篙上绑上扫帚,打扫房顶和墙面上的扬尘。扫地,拖地,抹家具,重新摆放。接着又开始洗窗帘、洗床单、被单和蚊帐,刷锅碗瓢盆和坛坛罐罐……邻居笑他们就像要过年似的。

    “比过年还高兴!”王加根回答,“春节一年一次,我姐八年才回国一次呢!还是第一次来我家。”

    “那是得慎重一点儿。”邻居也笑了。

    经过两天的忙碌,家里焕然一新。他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食品,把冰箱塞得满满的。

    星期一上午,王加根上班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加枝突然感冒了,发烧,头疼,身体出了状况,不准备到湖北。

    “她已经买好了这个月十三号的飞机票,要返回美国。”

    怎么会这样?王加根疑惑地问:“姐不是说至少要在中国呆一个月么?怎么这么快就回美国?”

    白素珍沉默了好半天,突然抽泣起来,哽咽着悲叹:“你姐姐变化很大!你没有见过她,根本想象不到她现在是怎样一个人。”

    加根非常惊讶。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母亲与姐姐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仅听母亲的一面之词,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他决定与姐姐谈谈,于是用平静的语气对妈妈说:“您把电话给姐姐吧。我跟她讲几句话。”

    白素珍迟疑片刻,还是放下话筒,去喊加枝听电话。

    “弟弟,你好吗?我是姐姐……”听到话筒里传来加枝的声音,加根心脏怦怦直跳,“这两天,我突然特别想念两个孩子。加上身体不舒服,不准备在国内呆得太久。非常抱歉!这次来不及到湖北。请你们原谅。”

    丝毫也听不出感冒的症状,王加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无话找话地提到了招商引资。

    “这事我考虑得还不够成熟,加上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再谈吧!”加枝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传出的忙音,王加根好半天回不过神来。姐姐这是怎么了?听口气似乎是对他有意见,并非身体不适。放下话筒后,他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算起来,他们姐弟已经十二年没见面。人生能有几个十二年?失去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将来哪一天才能相见……既然姐姐不愿意来湖北,那我就去河北看她吧!

    这样想着,他便起身走出办公室,去找赵国栋请假。

    赵国栋看见他,以为是来询问函授学习的事情,先开口介绍:“函授学习的事情我们已经开会研究过了。全行统一政策,凡是参加电大、夜大、函授、自学考试和脱产进修学习的,费用全部自理。等拿到文凭之后,支行再一次性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为专科毕业一千元,本科毕业两千元。”

    王加根显得很平静。既然是统一政策,他也就无话可说了。更何况,他早有思想准备。参加函授学习,每年还能去武汉面授几次,看看外面的世界,结交一些新朋友,何乐而不为呢?对支行出台的政策他没作评论,直接提出了请假的要求。

    赵国栋简单地问了下情况,就批准了。

    两天后的凌晨四点,王加根站在了保定市他母亲家的大门口。

    一个多小时的步行,再加上爬三层楼梯,他气喘吁吁,感觉有些累了。站在门口调整了一下,才举手敲门。

    “谁呀?”屋里传出他母亲的询问。

    “我。加根。”

    屋里很快传出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开门声,白素珍披着衬衣、趿着拖鞋打开门,脸上现出又惊又喜的表情:““乖乖!来又不告诉我们一声儿。这么早,你是怎么从火车站回来的?”

    “步行啊!十一路车,我走回来的。”王加根笑着回答。

    “天啊!你怎么能够这么冒险呢?黑更半夜的,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你在火车站往家里打个电话呀,我们可以要车去接你呀。”白素珍唠叨着,双手接过加根的行李,把儿子让进屋,“你在沙发上坐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儿吃的。”

    王加根阻止道:“别做了。我不饿,这么早也吃不进东西。”

    “那我烧点儿热水,你洗个澡吧!”白素珍蹑手蹑脚地进入厨房,打好水搁在煤气灶上,这才回到客厅与儿子拉话。

    “你爸在税务局值夜班。马军去他女朋友家了——自从你姐回来后,他很少在家里过夜。张国强转业到石家庄,在公安局上班。他把马红和小孩儿的户口也转到石家庄了……”

    “弟弟来了吗?是弟弟么?”这时突然传来加枝的声音。

    她穿着一件黑色连衣裙从卧房里走了出来。

    加根马上从沙发里站起身,喊了一声姐,腼腆地笑了笑。

    “呀!长成这么壮实的一个男子汉了!”加枝兴奋地直视着加根,“你过来!咱俩比比,看谁高一些。”

    加根感觉不自在,走过去与加枝站在一起。他自然要高出一截儿。

    加枝不服输气地说:“女士比男士显身材。如果走出去,别人肯定说我高。”

    加根没有反驳。

    看到姐姐又黑又瘦,皮肤那么粗糙,他开了句玩笑:“美国的太阳也比中国温度高么?不然的话,姐姐怎么晒得那么黑?走出去,别人还以为你是非洲人呢。”

    “见面就斗嘴!你们姐弟总不好好说话。”白素珍开始打圆场,又对加根说,“水烧热了,你快去洗澡吧。”

    加枝紧绷着脸,返回房间。

    天亮之后,一家人吃过早饭,马颖就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加枝背起一个大挂包,说想出去逛逛,问加根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加根晚上在列车上没睡好,想在家里补补觉,但又不好意思拒绝姐姐。正为难时,白素珍帮他解围,对加枝说:“让你弟在家里睡一会儿吧!他坐了十几个钟头火车,又走了那么远的路,挺疲劳的。”

    加枝见弟弟精神状态不好,也不强求,独自一人出了门。

    白素珍撵着出去,嘱咐道:“你中午回家吃饭啊!”

    “知道了!”加枝答应着,下楼去了。

    白素珍把大门关上,脸上的笑容倏忽消失,拉起加根的手,失声痛哭起来:“儿啊,我前生作了什么孽?怎么养了这样一个女儿啊!”

    母亲情绪骤然变化让王加根惊恐万分。出了什么事?

    白素珍说,加枝完全变了,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天真活泼、聪明可爱了,连儿时的影子找不到。

    “我原指望通过这次见面,消除母女之间的隔阂。没想到见面了,比不见面还让人伤心!她这次回国,就是存心气我、刺激我、折磨我、伤害我的。她在信中把他们的经济状况说得那样糟糕,我信以为真。她回家的第二天,我就把这些年积攒的六千元钱从银行里取出来,交给她,让她去看病。结果呢?她在北京转了一圈儿,说那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医院服务太落后,认为还是回美国治病比较好。病没有看成,钱也没有还我的意思。她把那些钱全部留在手里,肆无忌惮地挥霍,大手大脚地花,看了叫人心疼……回国这些天,她很少在家里呆,三天两头往北京跑,疯狂地购物。大人小孩的衣服,各种生活用品,装了满满两大皮箱。我们想方设法改善伙食,她总说在家里吃不习惯,吵着嚷着要上餐馆。我们劝阻,她就大发脾气。吼道,又不让你们出钱!我在美国上不起餐馆,未必在中国也上不起餐馆么?没办法,我们只好陪着她到餐馆吃饭,但每次还是我买单。

    “她出国这么多年,只给家里邮过五十美元。还是四年前你爸爸患病住院时,我写信去向她要的。她这次回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子儿。带回来的三千美元,说是找银行贷的款,用于治病的。现在既然不想在中国治病了,就准备把钱原封不动地带回美国。儿啊,她这样无情无义,我对她还能有什么指望?我想把给她的那六千元钱要回来。那是我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哪!可我又怕她跟我翻脸。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白素珍哭诉着,泪如泉涌。

    “去湖北看望你们,是她主动提出来的。你爸赶着去火车站为她买了车票。到了该出发的时候,她又说不去湖北了,要你爸退票。怎么劝她,都没有用。她说虽然与你是同胞姐弟,但两人之间并没什么感情。就那么一点儿血缘关系,见不见面无所谓……”

    加根听到这儿,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感到愤怒。

    “她这次回国也没有通知张德林的家人,更没打算去黑龙江看望她公公婆婆……”

    “妈你别说了!”王加根打断母亲,痛苦地闭了闭眼睛,“我头昏脑胀,想到房间里休息一会儿。”

    “好吧,那你去躺会儿吧!”

    王加根进入卧房,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儿睡意,脑袋里一片混沌。母亲讲的这些是真的吗?姐姐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

    中午家里做了十几个菜,饭菜全部上桌后,加枝还没有回来。

    “我们吃吧,大姐说不定又去上馆子了。”马颖等得不耐烦。

    白素珍开始哄小女儿:“早晨出门时,我叮嘱过她。她会回来的。”

    正说着,加枝推开了大门。

    “累死我了,热死我了!”她边说边放下鼓鼓囊囊的挂包,拿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洗了洗手,就坐到了桌边。

    加根看加枝热成那个样儿,气喘吁吁的,就起身去拧开吊扇的开关。

    “开小一点儿!”白素珍马上嘱咐他,“你姐不能吹风。”

    加根又赶紧起身,把吊扇关掉了。

    “没事没事!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让全家人受热呀!”加枝大度地说,但再也没有人去动吊扇开关。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气氛相当沉闷。为缓解这种压抑的场面,加根主动与姐姐拉话,询问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情况。

    加枝回答相当简单,明显表现出不耐烦:“不要把美国想得那么神秘!一日三餐,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还不是和你们一样?不同的,就是换了个地方而已……”

    听到此,加根知趣地停止了询问。

    白素珍起身把电视打开,让大家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节目。

    饭后,加枝从卧房里抱出一大堆东西,说是带给加根一家人的礼物。给加根的是一条红色领带,给方红梅的是几样化妆品,给欣欣的是一盒巧克力,还有一盒美国西洋参……

    加根道过谢,高兴地收下了。他也把自己带来的景德镇瓷器茶具和餐具交给姐姐,还坦率地承认,这些东西都是他参加一些单位开业典礼领到的纪念品。

    “时间仓促,也来不及买礼品。不过没关系,我带着信用卡呢。你告诉我两个洋外甥喜欢什么,我就到商场去买!”

    接着,加根又拿出在家里精心准备的作品剪贴本复印件,送给姐姐。里面收录了他这些年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

    加枝翻了翻作品剪贴本,黑着脸说:“我恐怕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更不可能把你的作品剪贴本带到美国。我需要拿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沉了,难得让你的作品剪贴本在我的皮箱里占一席之地……”

    加根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在他心里,作品剪贴本是他送给姐姐的最珍贵的礼物。他诚心诚意地向姐姐汇报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原以为姐姐会为他感到高兴的,没想到姐姐竟然是这种态度。他怒火满腔,不过还是理智地管控情绪,没有把内心的不快表露出来。

    “你把这些东西给我吧!”白素珍从加根手里抢过作品剪贴本,“我最喜欢看我儿子发表的作品!”

    母亲的出面,让加根摆脱了尴尬。

    加枝转移话题,说她上午跑的地方太多,实在是太累了,下午不准备出门,并提议道:“如果大家不反对,我们就在家里打麻将。我希望尽快学会这一国粹的玩法,把它带到美国去发扬光大,让我的外国朋友们开开眼界。”

    “行啊!我正想赢一点儿姐姐的美钞,做回家的路费呢!”王加根应和着,故意开了句玩笑。

    “自家人打牌不赌钱。”白素珍对着房间喊道,“马颖,把你的储钱罐拿出来,每人发二十枚硬币,作为输赢的筹码。”

    马颖答应着,抱着储钱罐跑了出来。

    老马又进房间拿出麻将,让大家摸风。老俩口坐对面,加枝和加根坐对面。

    加枝打麻将的水平实在是太臭了。动作慢,总是三个人等着她一个人出牌,并且老是点炮。没一会儿,她的二十枚硬币就被大家瓜分了。她感觉没意思,说不想玩儿了。

    大家只好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加枝一个人钻进了房间。

    晚饭也是在家里吃的。

    加枝的情绪看上去不怎么好,吃完饭又钻进房间。

    白素珍收拾完碗筷,坐在客厅里发了一会儿呆。最后像下了很大的决心,站起身,走到加枝的卧房门口,敲了敲门。得到加枝的允许后,她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母女俩开始交谈。因为话不投机,自始至终很不愉快。回首过去,加枝对母亲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她认为白素珍为了做一个优秀的继母,为了自我表现,一直在压制和打击亲生女儿,使得她受尽了委屈和欺视。她还说,白素珍在陕西上“三线”时,曾起心把她送给别人。

    “我什么时候要把你送人?你怎么能这样无中生有?”白素珍生气地质问女儿。

    加枝反驳道:“什么叫无中生有?有一天我睡下了,你带着一对陌生夫妻来家里看我。你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一直醒着。你们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放什么狗屁?我看你真的神经不正常!”白素珍开始破口大骂。

    谈到加根,加枝对弟弟同样不满意。她认为加根不尊重人,根本没有把她当姐看。见面就嫌她长得黑,说她像个非洲人。

    “我丈夫都没有嫌我黑,他一个当弟弟的,凭什么这样挖苦讽刺我?”加枝义正辞严地指出,“玩麻将一开口就要赢我的美元。我的美元来得容易么?跟自己的姐姐打交道,居然不安好心!”

    加枝觉得加根傲慢、轻狂,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这次来,还带着作品剪贴本,在她面前炫耀,显示自己混得不错。

    “我如果不是身体差,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等将来孩子大了,张德林医学院毕业有了工作,我们的情况也会好转的。”

    加枝还说,加根在接受她的礼物时,表现得不热心,似乎看不上。而他自己呢?带的东西都是别人送的,是收受的贿赂,只不过做了个顺水人情而已。她对加根千里迢迢来保定看她,不仅没有感激之情,而且顾虑重重,担心加根向她要钱要物,而她的那三千美元,是必须带回美国还贷款的……

    听加枝说这些话,白素珍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骂了几句,就恼羞成怒地离开了。

    晚上,她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大早,她来到加根睡觉的房间,坐在床上,如实地告诉儿子昨晚与加枝的谈话内容,倾诉自己的愤怒与苦闷。

    听过母亲的转述,加根内心的悲哀和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天亮后,再次与加枝见面,两人都觉得挺尴尬。

    接下来的两天,他们除了在一起吃饭,一般都是各人干各人的事情。很少交谈,也没有一起出去散步或者逛街。两人之间似乎隔着一堵很高很厚的墙,无法交流和沟通。家里其他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照样小心谨慎,总怕妨碍和影响加枝。整个家庭的气氛相当沉闷,让人倍感压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简直是一种折磨啊!

    白素珍见加根好不容易来一趟保定,却郁郁寡欢,感到过意不去,有时陪他出去散步,或者到楼上刘管理员家里去坐坐,聊聊天。在外人面前,她还是开玩笑,说俏皮话,显出很高兴、很得意的样子,似乎忘记了烦恼和忧愁。谈到加枝,她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没有半句不满的言辞,把内心的骄傲表现得淋漓尽致。别人于是说她福气好、命好,羡慕她养了一个好女儿。

    看着妈妈的表演,听着别人的赞扬,加根相当难爱,有时真的想哭。为了维护妈妈的面子,满足她那份虚荣心,他只有强忍泪水,咽到肚子里,而心却在流血……

    到了第四天,王加根该回湖北了。

    一大早,老马就去火车站给他买了车票。白素珍从农贸市场买回好多菜,准备中午为儿子饯行。

    加根在清理行李时,听到白素珍和加枝在房间里说话。

    没一会儿,母女俩就吵了起来。

    白素珍骂着脏话,脸色惨白地从房间里出来了。加枝紧随其后,来到客厅。她手里拿着七张百元美钞,哭哭啼啼地递给白素珍,说是偿还家里给她的那六千元人民币……

    午饭照例吃得非常沉闷。大家还是都不讲话。

    白素珍想到加根马上就要走,想利用这个机会,说几句知心话。但她刚一开口,加枝就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掼,不高兴地说:“还让不让人吃饭呀!吃饭就吃饭,搞什么忆苦思甜?有多少话,吃完饭后不能讲!”

    白素珍回应道:“吃完饭,你弟弟不是就要走了么?”

    “走了以后就不能在信里谈吗?”加枝反问。

    加根泪如泉涌,劝妈妈别争了,又问加枝:“姐,我大老远地来看你,你怎么就会认为,我是来向你要东西要钱的呢?”

    加枝毫不示弱地反问:“让妈向我要彩电,不是你打电话说的么?还想为自己狡辩!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要这要那,我才没有带上两个孩子,才改变了去湖北的计划……”

    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可又怎么解释得清楚呢?

    加根火冒三丈:“你再说那些混账话,我掴你几嘴巴!”

    “你敢!”加枝歇斯底里地喊道,“你从小就欺负我,揪我头发,殴打我,还想重蹈复辙么?是不是觉得那样很过瘾?我警告你,如果你继续为非作歹,耍流氓行为,我就报警!”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加根觉得太没意思了。他也意识到自己太冲动,于是站起身,向加枝道歉。然后,走进房间,拎起行李,自顾自走出了家门。

    白素珍和老马赶紧起身,撵在他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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