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件事,我单方面终止了关于薛长浦刺杀任务。金站长也知道没了女子小队,我这个风筝必然不受控。五个月后,他寄来了薛敏的照片及一段录音,证明薛敏确实活着。我恢复了以往的神情,暗自做了个决定,完成这次任务后摆脱金站长的掌控,回家。薛长浦,富商家庭出身,母亲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文学教授,父亲是商业大亨,是家中独生子。父母亲在1937年南京遇难,之后便接手了家中产业。后受汪精卫邀请任职汪伪政府经济学会委员,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人口中的汉奸。我杀他是理所应当。

    前几次的成功,让我低估了这个对手。他是个精明的商人,是一头老狐狸,极度狡猾、难缠。他似乎有读心功能,能猜到我的每一步准备,我与他交锋几次均落败。他能感知我的存在,有时几个月闭门不出,令我无从下手。有时又频繁出门,故意露出自己的脑袋让我取了他的性命。他的挑衅让我心感到不爽,为了下一次的成功,我做了漫长的准备。没想到就到了民国三十四年,长达几年的博弈,我太了解我的对手,他有着致命的习惯,喝第一口咖啡时喜欢开窗,嗅一嗅樱花的味道。我的枪对准了他的胸膛精准无误地射进了他的心脏。他倒在了我的瞄准镜下。

    赶得凑巧,在我刺杀他没多久,薛府因为下人的失误引起漫天大火,盛极一时的薛府转瞬之间成了破壁残垣。

    我沉浸在幻想归队的喜悦中,还没觉察这次的任务会令我悔恨终身。

    我去薛家查探情况,以保证薛长浦确实死亡。在成了灰的薛家宅院里,我拾到了一张被烧成一半的少男少女的青涩合影,柳叶眉,桃花眼,长得多么相像。

    薛敏的家在南京,薛长浦便是薛敏的亲生哥哥。我从来不知道薛敏有一个哥哥,也未曾注意过薛长浦有一个妹妹,二者在故事的末尾唐突的联系在一起。我的心脏好像被两只手撕裂。

    当天夜里,我的住所也燃起了熊熊烈火,我被“烧死”在那场火里。

    我靠假死脱身,返回南洲,我生活在黑暗里,不敢踏出一步,对于薛敏我始终不敢相见。

    而关于南京的薛长浦,薛家并未给予任何信息,不过我确信我的枪法。

    我开枪打死了沈易瑾,那位提供了错误情报的情报科科长。

    几日后薛敏意外入狱。期间金站长的侄子被炸身亡。后薛敏出狱。她受了伤,在医院养病。我是个胆小鬼,只敢在医院的楼下偷偷朝她所在的病房瞄上一眼。薛敏病房的窗台上有一盆百日菊,混色的,花开得茂盛,她偶尔去浇水。

    我认为她恢复得还不错。直到我见到她坐着轮椅的样子。她的左腿完全失去作用,右腿的情况也只好那么一些,有知觉,能动,可要想行走微乎其微。在那么多的日日夜夜里,她都在努力尝试站起,一次跌倒就再尝试一次,又跌倒又尝试,直到自己筋疲力尽,无力地抱着头,隐藏在无尽长夜中。

    日后的时间里她先是成了南洲军统站站长,后又成了县长。她变得更加繁忙,书桌前的灯常彻夜不灭,空闲时她常侍弄院子里的花,浇浇水,施施肥。逢年过节,老沙常带着人来看望她,房间里常传来欢声笑语,他们照顾她的起居,为她庆生。她不再像一个病人,而是和常人一般,充满活力与力量。

    我觉得她比我更早走出那段阴霾,假如世界永远没有黑夜。

    她常被噩梦叨扰,在院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夜,或许她已经习惯了失眠。她常自言自语,握着照片我们的合影发呆到天亮。她常去墓地,去看她身边曾经鲜活的生命,有时隔一天,有时是一星期,还有时是两三个月,起初她会哭,会难过,后来便是静静地坐着,像一位垂暮老人,她或许是在期待有人唤她头儿,队长,姐大,又或许是薛敏。

    1949年10月1日,举国欢庆。我们所祈祷的新世界真的到来。我们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但从那天起薛敏的身体似乎变差了,开始整日的咳嗽,吃了药也不见好。1950年年关将至,南洲发生了一件恶性事件,敌人阴魂不散,贼心不死,在南洲各处制造暴力事件,我的精力放在了协助他们铲除这股祸患,疏忽了他们对薛敏的危险。她还是受伤了。没多久伤势恶化。

    我知道她病了,可从未想过她病得那样重。躺在病床上,消瘦高热,昏迷无声,食水不进,丝毫没有生气,好像随时会死掉。我在床边鼓起勇气来,抚摸着她的面庞,柳叶眉、桃花眼、鼻梁高挺,薄唇微微。我忍不住地哭泣,唤着一声一声的姐姐,而她始终没有回答我。

    我不信鬼神,也不信佛和耶稣。如果九重天真的存在,如果有可以做交易吗?我想用自己来换。

    我偷偷去探望她,直到第七天。她似乎好了许多,人清醒了,也吃了少许东西,也可以开口说话了。我装扮成了护士模样,混在来医院探病的人群里,没有人知道我的到来,就连她也不知。

    她浅喝了一小口水,看向四周,大概是想记住一些人的脸。不经意间瞟到了我,我悄悄躲到其他人的身后,拘谨地站着。那目光如此的温柔,就同从前般。可我却觉得是那样的灼热,如同被烈火烤过的尖刀,似要将我生吞活剥。

    我默默地退出病房,天真的想着她已经好转。我想等她好些,我就去正式见她,哪怕她打骂我,叫我滚,不理我,我都认了。

    可已经太迟了。上天的仁慈的,给了薛敏三次重生的机会,一次在南京,一次在渭水,还有一次是在南洲的监狱。但上天也是残忍的,有原则的,没能给薛敏第四次机会,让她带着无尽的愧疚和思念倒在了病魔的脚下。

    薛敏出殡的那天,南洲的百姓自发前来相送。我静静地跟在队伍的后面,一步一步地向前。年老的长者拦住了队伍的去路,老人家抹着眼泪赠了一口棺材,那是上好的楠木棺。老沙本不同意,可是拗不过,只得收下。旁边是几位孩童,大的不过十一二岁,小的仅两三岁,面色沉重地向前鞠躬,随后抑制不住大哭起来。这一声哭带动了压制许久的情绪,肃静的环境里传出阵阵哭泣声,后扩散。我在他们中间,成了铁石心肠的怪人,不吵不闹不落泪。

    我和薛敏都是诚实守信的人但同时又都是骗子,我们都来到了约定地点,都错过了对方的时间。

    此后的我在南洲生活了十年,又去了南京生活十年。我穿过薛敏少时曾经走过的街道,生活的住所,嬉戏的闹市,在最后停留在樱花盛开的地方。我抓了把樱花树下的土揣到口袋里,原路返回。

    后来我离开了南京,选择定居在北京,我没有做过什么大事,只是存了些钱,寄给薛敏曾经资助过的孩童。再然后来到了1982年,在一份又一份新鲜的报纸里我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换了名字和身份,我依然记得他。他是薛长浦,他没有死,活到了1982年,而我的一生都停留在1950年的冬末。

    时间从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记忆所暂停,它永远向前。我在那它所指的方向走走停停。见过南方的樱花,见过北方的腊梅。见过江南的小桥流水,见过塞外的大漠孤烟。我揣在兜里的南京热土,随着我的走走停停渐渐从我指尖溜走,我想山河万里,安稳太平,队长是喜欢的。永远向前的时间剥夺了我的青葱岁月,我成了耄耋老人。然后我又回到南洲。

    南洲城什么都在变,又什么都没有变,薛敏依然安静地躺在这里,被这里的人照顾得很好。我去看望薛敏,将一支樱花放到了她的墓前。在那里我意外碰到了老沙,他已经很老了,头发花白,走路需要拐杖,牙齿掉了些,眼睛看东西也不怎么清晰,但他认出了我。

    故友重逢,倒是没有什么激动和热情。他在我面前停留许久,或许想问过往的事情,但还是什么都没说。他递给我一个他保存很久的木盒子,里面是几封信,收信人是我。信早已经蒙上了灰,字迹也变得模糊,他的孙子,一句一句地读给我听:

    吾妹冷月:

    展信佳,见字如晤。

    当你看见这封信时,我已经追寻过往云烟。我知道你始终在我身边,只是觉得有愧于我,故不敢相见。兄长已去,不可再忆。此为金怀恩小人所害,不应怪罪于你。

    我这一生樗栎庸材,失败至极。为军人难保山河寸土,为人子难报父母生养之恩,为队长不能护全队员之性命,为恋人相识难相守、千里凄凉。四年烽火,独木难撑。为人十载,深情尽负。

    我将白鸽勋章交托你,将我的信仰交托于你,望卿放下心结,在新中国的新世界里,登高望远,有所作为。

    我听着那封信,努力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算起来她离开我的时间早就超过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听着,听着,眼前的事物开始模糊,我仿佛看见了薛敏写信的场景,一词一句都在宽慰和嘱托。不知道怎么,在她身边出现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拉着她妈妈的手,蹦蹦跳跳的,两条马尾辫也随着一上一下。她在妈妈的怀里,快乐的呼喊着“我们回家。”

    我忽然一愣,摸了摸自己的脸,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下来:

    “姐姐,我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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