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因黄处长调往重庆，我们也被调往南洲军统站，任职于行动科，也就是刘成的直属下属。我们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还算是有些名气的，而南洲并不是个清明的地方，我们随心惯了，完全意识不到这点的随心变成了一种祸端。在金站长的眼里，我们是一支有功名的队伍，可听命于刘成，更可听命于薛敏，唯独不会听从于他。这种猜忌心日益剧增，最后到了要铲除异己的地步。
来到南洲的第二年，是那一年中的盛夏。晚上的星空被少数的薄云所笼罩。金站长找到了我。他倒了两杯热茶，将其中之一推到我的面前，直截了当地说：
“冷月，退出女子小队，为我做事。”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觉得他将茶水喝到了脑子里。我笑了笑，习惯性地盘转着手中的子弹壳。不想再听些什么，准备起身离开。
“你就不想听听理由吗？薛敏的命掌握在你的手里。”金站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我的软肋是薛敏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事情，但也不是随便一个理由就能威胁我。我呆在原地，想听听缘由。
“你对薛敏还真是听话。”他喝了口茶，又用手帕擦了几下嘴说道。
对于这样的嘲讽我没半点兴趣，我盯着他的嘴等着能吐出什么东西。随后他命人递给我一份文件，是一份鼠疫细菌资料，我记得这份资料来自鬼子，那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鬼子利用生化细菌，用中国人做实验，企图将这种鼠疫细菌扩散到军队，从而不费吹灰之力杀光我们的军队，占领我们的家园。但早在那次鼠疫危机后这些资料就已经销毁了。我有了不好的念头。
金站长看着惊异的我，又继续说到“生化武器，鬼子能用，我们也能用。”
生化武器危害之大超过任何一种，它的每次应用都沾染了无数无辜的人鲜血。金站长对此不会不懂，他的话让我汗毛竖起。
“薛敏，到底怎么了？”我咬着牙，压着涌上的怒火。
“没怎么，做个实验而已。”
实验？我想起那次任务薛敏所受的伤，她被人注射鼠疫细菌，成为了鬼子的样本。原来这个实验还没终止，样本还是那个样本，只是实验者换了一拨人。这种做法丧尽天良，我无法容忍，更无法容忍受到伤害的是薛敏。我踢翻了桌子，滚烫的茶水尽数扬洒到金站长身上，他怪叫一声，退了几步。我跨步走上前，掏出左轮□□指着他的眉心，仿佛有万夫不当之勇，旁边人见我如此犹豫不敢阻拦。
“见不到解药，我就将□□里的子弹钳入你的脑袋。”我扣动了扳机。
他看着我，重复着最开始的那句话“退出女子小队，为我做事”。
他在赌，我也在赌。他赌我不敢开枪，我赌他惜命。事实是我们都赌对了，因此僵持不下。
他知道这样的等是无意义的，所以给了我三天考虑时间。让我妥协的是薛敏的身体状态。薛敏近来受伤的次数太多，身体变得不如从前，这使我惴惴不安。人们常说猫有九条命，有八次可以逢凶化吉、死后重生。而有人曾经和我讲，薛敏有十条命，其中九条半是为我们而生，另外半条在祈求遇难呈祥。他说得对。我愿意去妥协。
金站长是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将我抓捕，并判以死刑。我赖以生存的身份就此死亡。他给了我一个新身份“风筝”，我懂得金站长的意思，如果我想回去，就只能受制于他，这个牵风筝线的人。风筝飞翔是有条件的，我也有，其一是保证薛敏及其他人平安，他同意了；二是烧毁细菌武器的资料，他舍不得，我便帮了他。在我入狱前的前一天一把火烧了他的资料库，永除后患。金站长看着我气得牙根痒痒，可只能生气，因为他需要我，不能杀我。
我的入狱很突然，其他人满是震惊，她们想要一个理由的时间都不曾拥有。被压入刑场的前一天晚上，薛敏和刘成来探望我，他们想寻求一个合理的令他们信服的解释，我无法给予。在两人错愕的眼神里，我用了这辈子所有的脏话将他们骂走。我不会让第二个人参与其中。出乎意料的是，薛敏在走后不久又折返回来，她平静地望着我，不发一言，只是递给了我一张我们五人的合影，照片的背面写着：平安归来。
我的心思，我的顾虑，我的计划，她一见到我便全然知晓。她再次望向我，眼里有着滚滚热泪将要涌出，那样的目光仿佛在注视着一个即将离家的孩童，无限深情。她等待眼前的人给她一个回复，哪怕是一句话，一个词语。可我不能，我在心里哀求，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求求你了，我的姐姐。
她等不来我的答案，稍稍低下了头，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我才发觉她一直都会吸烟。在稀薄的烟云里，我第一次见她流泪。
“走吧，我等你。”她说。
我不信大罗神仙，也不信任何党派，可我信薛敏。她就是我的信仰。那天我感觉，我在摧毁我的信仰。
“我会回来，等等我。”我望着那逐渐远走的背景在心里悄悄诉说。
在行刑当天，她们来送我，拼命地追赶我的囚车。我抓住栏杆，拼命地想挣脱。我在内心深处祈祷我们的以为下一次相遇。我不知道的是那天我最后一次生活在阳光下，是她们和我最后一次见面。
民国三十一年，夏末。我离开南洲后，辗转于上海、重庆、苏州、云南等地，去完成那些刺杀任务。我本就是队里的狙击手，远距离击杀目标，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多次的成功让金站长对我十分满意。他对我下达了新任务，击杀薛长浦。于是我来到了南京。
这座受了重伤的城市，在经过休养后，恢复了少许生机。我到达南京的同时，女子小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倘若我提前知道这一天的到来，我死也不会离开南洲。我知道信息是在南京的报纸上以及我亲近的人给我发来的密报。金站长不可信，我无比清楚。我找了一个我信得过的人来告知小队的情况。当女子炸弹部队任务遇险，四死一伤的信息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如同五雷轰顶，我急忙打通了金站长的电话，想知道事情到底如何。
金站长的回答让我彻底绝望，他试图安抚我，无数次解释这是意外，薛敏还活着，又说些什么为党国，为戴局长做事情是光荣的。我并不想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我急切地想回去，他不允许，并威胁我说，我若回去，薛敏将是一具尸体。我不知道薛敏活着是真是假，但我不敢违抗命令，因为我只有一个薛敏了。在太阳当空的南京街头，我漫无目的走着，觉得像是浸在冰窟里，冷地侵入骨髓，五脏六腑似乎融化一般，痛得我呼吸困难，我强装镇定返回住所，对着那五人合影的照片卸掉了所有伪装，失声痛哭。
来到南洲的第二年，是那一年中的盛夏。晚上的星空被少数的薄云所笼罩。金站长找到了我。他倒了两杯热茶，将其中之一推到我的面前，直截了当地说：
“冷月，退出女子小队，为我做事。”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觉得他将茶水喝到了脑子里。我笑了笑，习惯性地盘转着手中的子弹壳。不想再听些什么，准备起身离开。
“你就不想听听理由吗？薛敏的命掌握在你的手里。”金站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我的软肋是薛敏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事情，但也不是随便一个理由就能威胁我。我呆在原地，想听听缘由。
“你对薛敏还真是听话。”他喝了口茶，又用手帕擦了几下嘴说道。
对于这样的嘲讽我没半点兴趣，我盯着他的嘴等着能吐出什么东西。随后他命人递给我一份文件，是一份鼠疫细菌资料，我记得这份资料来自鬼子，那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鬼子利用生化细菌，用中国人做实验，企图将这种鼠疫细菌扩散到军队，从而不费吹灰之力杀光我们的军队，占领我们的家园。但早在那次鼠疫危机后这些资料就已经销毁了。我有了不好的念头。
金站长看着惊异的我，又继续说到“生化武器，鬼子能用，我们也能用。”
生化武器危害之大超过任何一种，它的每次应用都沾染了无数无辜的人鲜血。金站长对此不会不懂，他的话让我汗毛竖起。
“薛敏，到底怎么了？”我咬着牙，压着涌上的怒火。
“没怎么，做个实验而已。”
实验？我想起那次任务薛敏所受的伤，她被人注射鼠疫细菌，成为了鬼子的样本。原来这个实验还没终止，样本还是那个样本，只是实验者换了一拨人。这种做法丧尽天良，我无法容忍，更无法容忍受到伤害的是薛敏。我踢翻了桌子，滚烫的茶水尽数扬洒到金站长身上，他怪叫一声，退了几步。我跨步走上前，掏出左轮□□指着他的眉心，仿佛有万夫不当之勇，旁边人见我如此犹豫不敢阻拦。
“见不到解药，我就将□□里的子弹钳入你的脑袋。”我扣动了扳机。
他看着我，重复着最开始的那句话“退出女子小队，为我做事”。
他在赌，我也在赌。他赌我不敢开枪，我赌他惜命。事实是我们都赌对了，因此僵持不下。
他知道这样的等是无意义的，所以给了我三天考虑时间。让我妥协的是薛敏的身体状态。薛敏近来受伤的次数太多，身体变得不如从前，这使我惴惴不安。人们常说猫有九条命，有八次可以逢凶化吉、死后重生。而有人曾经和我讲，薛敏有十条命，其中九条半是为我们而生，另外半条在祈求遇难呈祥。他说得对。我愿意去妥协。
金站长是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将我抓捕，并判以死刑。我赖以生存的身份就此死亡。他给了我一个新身份“风筝”，我懂得金站长的意思，如果我想回去，就只能受制于他，这个牵风筝线的人。风筝飞翔是有条件的，我也有，其一是保证薛敏及其他人平安，他同意了；二是烧毁细菌武器的资料，他舍不得，我便帮了他。在我入狱前的前一天一把火烧了他的资料库，永除后患。金站长看着我气得牙根痒痒，可只能生气，因为他需要我，不能杀我。
我的入狱很突然，其他人满是震惊，她们想要一个理由的时间都不曾拥有。被压入刑场的前一天晚上，薛敏和刘成来探望我，他们想寻求一个合理的令他们信服的解释，我无法给予。在两人错愕的眼神里，我用了这辈子所有的脏话将他们骂走。我不会让第二个人参与其中。出乎意料的是，薛敏在走后不久又折返回来，她平静地望着我，不发一言，只是递给了我一张我们五人的合影，照片的背面写着：平安归来。
我的心思，我的顾虑，我的计划，她一见到我便全然知晓。她再次望向我，眼里有着滚滚热泪将要涌出，那样的目光仿佛在注视着一个即将离家的孩童，无限深情。她等待眼前的人给她一个回复，哪怕是一句话，一个词语。可我不能，我在心里哀求，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求求你了，我的姐姐。
她等不来我的答案，稍稍低下了头，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我才发觉她一直都会吸烟。在稀薄的烟云里，我第一次见她流泪。
“走吧，我等你。”她说。
我不信大罗神仙，也不信任何党派，可我信薛敏。她就是我的信仰。那天我感觉，我在摧毁我的信仰。
“我会回来，等等我。”我望着那逐渐远走的背景在心里悄悄诉说。
在行刑当天，她们来送我，拼命地追赶我的囚车。我抓住栏杆，拼命地想挣脱。我在内心深处祈祷我们的以为下一次相遇。我不知道的是那天我最后一次生活在阳光下，是她们和我最后一次见面。
民国三十一年，夏末。我离开南洲后，辗转于上海、重庆、苏州、云南等地，去完成那些刺杀任务。我本就是队里的狙击手，远距离击杀目标，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多次的成功让金站长对我十分满意。他对我下达了新任务，击杀薛长浦。于是我来到了南京。
这座受了重伤的城市，在经过休养后，恢复了少许生机。我到达南京的同时，女子小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倘若我提前知道这一天的到来，我死也不会离开南洲。我知道信息是在南京的报纸上以及我亲近的人给我发来的密报。金站长不可信，我无比清楚。我找了一个我信得过的人来告知小队的情况。当女子炸弹部队任务遇险，四死一伤的信息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如同五雷轰顶，我急忙打通了金站长的电话，想知道事情到底如何。
金站长的回答让我彻底绝望，他试图安抚我，无数次解释这是意外，薛敏还活着，又说些什么为党国，为戴局长做事情是光荣的。我并不想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我急切地想回去，他不允许，并威胁我说，我若回去，薛敏将是一具尸体。我不知道薛敏活着是真是假，但我不敢违抗命令，因为我只有一个薛敏了。在太阳当空的南京街头，我漫无目的走着，觉得像是浸在冰窟里，冷地侵入骨髓，五脏六腑似乎融化一般，痛得我呼吸困难，我强装镇定返回住所，对着那五人合影的照片卸掉了所有伪装，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