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白天在朝堂上吵的还不够,回到家里司马光还是辗转反侧睡不着,又起来给王安石写信接着吵。注1.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惶恐再拜,介甫参政谏议阁下: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

    开头正式的很呢。介甫你个大忙人我都登不得你的高门找你了呢。

    “春暖,伏维机政余裕,台侯万福。”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月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

    我光光是介甫你的“益”友呢,有些话我是要说的哦。

    “曩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

    虽然我最近老在朝堂上和你吵架,但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是喜欢你的呢,我对你的心意从来没有变过。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成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

    介甫你这么有才,这三十多年来,从黎民到天子都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呢。

    “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

    可你如今执政才一年,从朝上都贩夫走卒都在说你的不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么?

    “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亦不忠于朝廷。”

    我认为你手底下的人都不敢跟你讲真话,你这样搞下去不出两三年肯定就不成了。

    “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

    光光我和他们不一样,纵使你听了会生气该说的我也要说上一说。

    “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

    兄弟你才能过人,就是太太太自信了些。

    “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其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

    “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

    天天讲利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不是君子。

    “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如无也。”

    介甫你素来刚正耿直,在皇帝面前也跟和朋友在自己家一样,也不稍稍收敛一下盛气凌人的态度。

    “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

    现在好多人都顺着你的意思,逢迎新法的你就笑脸相迎;说新法不好的,说不完你就发火不让人家说了。

    “明主宽容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

    “光昔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

    “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

    “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

    “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王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

    “ 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悼悼然不乐,引疾卧家。”

    之前有人说青苗钱不好,你竟然不高兴直接称病在家了。

    “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

    你不来上班,皇帝就把活派给我了,你还是好好做事,造福天下吧。

    “光近蒙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极,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

    我之前想让皇帝把制置三司条例司撤了,皇帝还不愿意,皇帝还是更向你你的。

    “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

    “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于明?”

    “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

    “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

    “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

    司马十二把写好的信交给妻子,白天再由妻子交由来家里玩的臱儿带回去。

    臱儿带回去给父亲,父亲看了当晚就又回了封信让臱儿第二天去玩的时候带过去。

    王安石在回信中写到,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虽然想要勉强劝说几句,但估计也必定也不被你所谅解,所以只简单地给你回信,不再逐一替自己辩护。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如今你说我的不是,是因为新法侵犯了官吏们的职权,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

    效法先皇的贤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是生非;替国家理财政,这不是搜刮钱财;驳斥错误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至于那么多的怨恨和诽谤,我本来也预料到会是这样的。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早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陛下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在乎会有多少人反对,想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反对的人怎么会不对我大吵大闹呢?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如果君实责备我是因为我身居高位,而没能帮助陛下干一番大事业,使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是有罪的;如果你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那我可不敢领教了。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臱儿觉得自己夹在这两个老头子之间送信真是莫名其妙。

    司马光认为,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财物的总量是一定的,国家有钱了,自然就是剥削了民众,只不过这里的民众是封建地主和富农而已。

    司马光看来,财富是一场零和博弈,国家与百姓是对立关系,因此主张节用。注3.

    王安石则认为财富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关键在于理财是否妥当,国家和百姓也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互利共生,因此提倡开源。

    王安石所做的就是一种雏形般的宏观调控,多征收富人的钱财来补充政府财政支出,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的方式救济灾民。

    但难就难在司马光代表的正是士大夫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利益,不只是司马光,大多数朝臣也都是如此。

    所以王安石也清楚,呈口舌之辩怕是也辩不明白的,人家损失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新法一出王安石便与自己的亲眷好友都不再是同路之人。

    王安石十几年前在舒州任通判时就曾做过一篇《游褒禅山记》。

    “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变法之事,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至常人不敢至之处,都是行常人不敢行之事,因其“险远”,同路之人自然是越来越少。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所行之事,既是无悔,其孰能讥之乎?

    只是当时同游之人,与自己共探秘境的好友弟弟,如今也是“讥”讽自己之人。

    自古变法者,都是损害现下得利者的利益的,而当下的得利者大多都围绕在统治者的周围,正是社会上有地位有发言权的那类人。

    这道理王安石清楚的很,但他仍愿意在这独木桥上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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