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独酌，独吟独笑。况值群山初雪满，又兼明月皎光好。便假饶百岁拟如何，从他老。
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箪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殢东风，眠芳草。
-------------熙宁十年（1077年），戊戌，太子太师张昪卒，年八十六。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
熙宁十年（1077年），前同知太常礼院张载卒。载家居，与诸生讲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其家婚丧嫁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世称横渠先生。
这年，蔡家长房蔡京家有了长子蔡攸。
可在长子的母亲并不是臱儿的嫂嫂徐氏，而是蔡京的妾室，吴氏。
这吴氏也不是旁人，就是徐氏的陪嫁。
按理说陪嫁抬房在当下是常事，徐氏自己也摆出了大度的姿态，可臱儿还是替徐氏气不过。
在此之前，蔡京和徐氏还有个女儿，可惜因风寒引起的肺炎夭折在了前年的冬夜里。
徐氏悲痛万分，郁郁寡欢。臱儿这时逢兄长新丧，女儿偃儿早产体弱多病，无暇顾及。而徐氏房中的吴氏也是在此时有了身孕。
转年，徐氏也诞下一子，取名蔡倏。
可惜这蔡家的二公子也没能长到成年就夭折了。
元丰二年（1079年），王安石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
太学生檀宗益上书言太学教养之策有七：一尊讲官，二重正禄，三正三舍，四择长谕，五增小学，六严责罚，七崇师业。
帝览其言，以为可行，命定与毕仲衍、蔡京、范镗、张璪同立法，至是上之。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公开且直白的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注1.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又根据《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指控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
“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苏轼承认，他游杭州所作的《山村五绝》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
《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
此案牵连甚广，《和韵答黄庭坚二首》，赠与王诜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司马光也因《独乐园》一诗被牵连，牵连官员共计三十九人。
王珪检举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不以为然。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苏辙表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写《为兄轼下狱上书》，
“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
“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
“轼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
如果能原谅苏轼这一回，肯定再也不敢了啊！
“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
愿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抵罪。
苏东坡在朝野具有才名，为他求情的人也不少。
宰相吴充一次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安礼觐见神宗，进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苏轼自恃才高，一旦示法，恐后世以为不能容人。愿陛下宽大为怀。”
“朕不想深罪他，召他对狱，考核是非，不久将放出。”
王安石此时已远在江宁，虽说王安石下狱和新法脱不开关系，可王安石还是上奏求情，
“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终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诏曰：
“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
随着苏轼走南闯北的基层锻炼，所做诗句实则也只多痛惜民间疾苦，并非不理解王安石新法初衷。
后来苏轼和王安石也渐渐有了相惜之谊，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箪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殢东风，眠芳草。
-------------熙宁十年（1077年），戊戌，太子太师张昪卒，年八十六。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
熙宁十年（1077年），前同知太常礼院张载卒。载家居，与诸生讲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其家婚丧嫁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世称横渠先生。
这年，蔡家长房蔡京家有了长子蔡攸。
可在长子的母亲并不是臱儿的嫂嫂徐氏，而是蔡京的妾室，吴氏。
这吴氏也不是旁人，就是徐氏的陪嫁。
按理说陪嫁抬房在当下是常事，徐氏自己也摆出了大度的姿态，可臱儿还是替徐氏气不过。
在此之前，蔡京和徐氏还有个女儿，可惜因风寒引起的肺炎夭折在了前年的冬夜里。
徐氏悲痛万分，郁郁寡欢。臱儿这时逢兄长新丧，女儿偃儿早产体弱多病，无暇顾及。而徐氏房中的吴氏也是在此时有了身孕。
转年，徐氏也诞下一子，取名蔡倏。
可惜这蔡家的二公子也没能长到成年就夭折了。
元丰二年（1079年），王安石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
太学生檀宗益上书言太学教养之策有七：一尊讲官，二重正禄，三正三舍，四择长谕，五增小学，六严责罚，七崇师业。
帝览其言，以为可行，命定与毕仲衍、蔡京、范镗、张璪同立法，至是上之。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公开且直白的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注1.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又根据《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指控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
“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苏轼承认，他游杭州所作的《山村五绝》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
《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
此案牵连甚广，《和韵答黄庭坚二首》，赠与王诜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司马光也因《独乐园》一诗被牵连，牵连官员共计三十九人。
王珪检举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不以为然。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苏辙表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写《为兄轼下狱上书》，
“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
“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
“轼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
如果能原谅苏轼这一回，肯定再也不敢了啊！
“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
愿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抵罪。
苏东坡在朝野具有才名，为他求情的人也不少。
宰相吴充一次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安礼觐见神宗，进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苏轼自恃才高，一旦示法，恐后世以为不能容人。愿陛下宽大为怀。”
“朕不想深罪他，召他对狱，考核是非，不久将放出。”
王安石此时已远在江宁，虽说王安石下狱和新法脱不开关系，可王安石还是上奏求情，
“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终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诏曰：
“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
随着苏轼走南闯北的基层锻炼，所做诗句实则也只多痛惜民间疾苦，并非不理解王安石新法初衷。
后来苏轼和王安石也渐渐有了相惜之谊，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