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不诗意的诗意
过年的时候照例回了趟老家，并非偏远地方，小村子，不见山也不见水，往外走几公里，能看到高楼，再往外走几公里，入眼的又是新的乡村。村口烟尘弥漫，卡车“轰隆隆”地驶过，于是马路上坑坑洼洼，找不到一点平地。
��那一段路总是颠簸，我习惯在车上看书，每经过那里，眼睛就刺痛，连书也端不稳，和人一起狼狈地跌落在车厢里。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形容对那里的印象，是静谧与嘈杂的结合体，粗俗，清新，明暗交织，是黯然又富有光泽电影胶片。
��很久之前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出生在水乡，在山村，听着咿咿呀呀的绵长调子长大，撑着船在荷田中嬉戏，光着脚在山林里穿梭，做着被绿色植被覆盖着的、温柔的美梦。
��他们好像有极端美好的回忆，无论什么时候被提起，都是拿得出手的“田园风光”典型，所有人仰慕地望向那些记忆，视网膜上有一层天然的滤镜。
��尤其是那些走“清新治愈”路线的作家，几乎是人手一个的“小城”，要么有河岸边淅淅沥沥的细雨，要么有沿海线猛烈而腥咸的狂风。
��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也叫“小城”，对比之下，我才像是从世界角落里走出来的那个人，好奇地张望着自己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一切。
��我很少写我的家乡，一来，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二来，我又觉得它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东西。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了一阵，把我丢在老家照顾，也许是一个星期，也可能是几个月，无所谓，我向来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
��老家的屋子灰蒙蒙，那时奶奶还没有重新盖大房子，上了年纪的人睡眠浅，天一亮正门就打开，奶奶总是在门口，有时干活，有时掐菜，累了会搬张小凳子来坐着歇息。我是全家起床最晚的人，等一盆菜叶子都掐得差不多了，我才揉着眼睛，踩着拖鞋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扶着门框，屋外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奶奶还在门口的菜地里种菜的时候，我跟着她采摘过几次。她种东西很杂，光是辣椒就有好几种，更不提花样百出的萝卜和西红柿，大家都长得奇形怪状的，模样参差不齐，看着居然还算和谐。
��父亲曾买来花种子，想把菜园改造成花园，结果自然是失败——这个计划的陨落在我的预料之中，他买来的花种子有三种，一种叫太阳花，一种叫月亮花，另一种叫星星花，他怎么想的我不清楚，反正我觉得这些种子名字透露着一股子来路不正的味道。
��大概是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父亲对花草很有兴趣，在弟弟出生之前，我家的阳台上都摆满了吊兰，开门走进去，能被肆意生长的吊兰叶子抽打一脸。还有香水百合，他曾先后搞来两盆摆在客厅，导致全家都在气味浓烈的百合花香里失去了自己的嗅觉系统。
��老家到现在还养着鸡，我就是被那些鸡蛋给养大的。我爸妈养我还算精致，一天一个鸡蛋，一瓶牛奶，雷打不动到十一二岁。
��在更早的时候，奶奶养过鸭，又憨又胖，和鸡睡在一起，每天就是打打闹闹，互相残杀。她甚至还养过一只大白鹅，一众家禽里就属它最凶，总是针对着我欺负——于是还没等我见到它第二面，它就被奶奶端上了我的餐桌。
��这些成了我最久远的记忆。
��在村子里睡觉，早上起床听到的第一声总是婉转动听的鸟鸣，大抵是我不够勤快，从未赶上过公鸡报晓。空气中弥漫着清凉的味道，和平日很不一样。我想了又想，也闻不出古怪，也许是泥土混合着青草，还有时间深处飘来的淡淡的炊烟味。
��几年前村里突然违建盛行，家家户户都把房子翻修，甚至还有的，在原址旁建起新屋。对面那家人的新房刚刚盖上瓦，还没住几天，政府的拆迁队就到了，上午通知消息，下午车队就来。
��再做挣扎无济于事，对面那家人吃过早饭，又爬上屋顶，去揭新盖上不久的红瓦，能救下一分钱是一分钱，何必又为难彼此。
��那是我离所谓“乡土文学”的世界最近的一次。
人间平淡的苦难，就这样被赤裸裸地摆在天真懵懂的我面前——一声巨响，违建的新房倒塌在地。
��从那以后，那一家人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但也许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些东西，已经悄悄变了。
��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贴红对联，我以为这就是这项习俗的全部了，直到后来，爷爷走的那一年，老家门口贴的，是白对联。
��爷爷是得癌走的。都说他坚强，本来已经要入土的人，为了刚出生的孙子多活了半年，为了新盖起的房子，又多活了半年。
��关于他的往事，在我的脑海里从来都很淡薄，像袅袅升起的烟丝一样抓不住。我只记得小时候他带我去买糖，他会逛超市，可能识字，但奶奶就不会。
��得了癌症之后，爷爷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我家，他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有一部我记得很清楚，开头是一辆火车缓缓驶进车站，有人去检查后才发现，车上的所有人都死了。
��很烂俗的风格，这是幼时的我最惧怕的惊悚。
��我能把这个开头记这么久，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许是因为我天生怕鬼，也许是因为那天我正好无聊，但更可能是因为，他把这个开头看了两遍。两次并不是同一天，仿佛只是巧合，我也不再去揣测他行为里蕴含的深意，离开的人啊，哪怕是多眨了一下眼，都会被后人视作重大的遗言。
��再后来。爷爷是在老家走的，老家在新州区，我却在东西湖。母亲带我打车回去，父亲和弟弟几天前就已经在那里。
��窗外天空蒙蒙亮，出租车司机沉默着不说话，公路上的路灯还开着，像最后的星星。
��那天我穿了玫红色的衣服，母亲嫌太亮，又拿了一件黑色外套为我遮住。
��所有人都坐在客厅里，我缓慢地走下楼梯，客厅中央是爷爷的遗体。奶奶在大声地哭，我不懂方言，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只知道自己不应该笑。
��爷爷的骨灰被埋葬的那一天，我没有跟上墓园，大人们不让我去，我也没有太多执念。奶奶告诉我爷爷在山上睡着了，我没有说话——我知道他死了，我很清楚这件事，那个年纪我已经把国外的许多名著都读过了，从《悲惨世界》到《茶花女》，哄小孩的理由骗不到我。
��后来奶奶再主动逗我，知不知道爷爷到哪里去了，我都不回答，或支支吾吾地说，在山上睡着了。
��客人们哈哈大笑，说我什么都不懂，或许笑容里藏着我看不见的苦涩。我不敢说“爷爷死了”，那是我埋在心底的一个秘密，好像一旦我说出口，他就真的死了，而只要我缄默，他就活着。
��在我只有九十来岁的时候。
��“死”这个字眼，成了我说不出口的禁忌。
��家里走了人，那年过节便贴白色对联。往后两年，贴黄色和绿色，再换回红的。后屋里还是给爷爷供着香，叔叔是残疾人，陪奶奶生活在一起。
��小时候的一场意外导致了叔叔的腿脚残疾，工作后，和叔叔同一宿舍的人离世，他也被迫离职。再往后他就一直待在家里了，平时就是刷刷手机，看看电视，奶奶骂他既不帮忙也不爱动，他就一瘸一拐地上桥走一回——那是奶奶屋子旁很破旧的一座桥，锁链和扶手都被腐蚀，它有名字，但我记不起来了。
��年岁渐长，叔叔的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天晚上奶奶打来电话，说叔叔在发疯，拿着菜刀要砍她，大家惊慌一场，最后叔叔又有惊无险地睡了回去。叔叔开始吃药。
��叔叔越来越不爱讲话，或许他从一开始就很沉默。每当我们一家回老家，他就会站在自己房间的里面，脸上挂着笑意，看着我弟弟在阳光下疯跑，像撒欢的小鹿，没有被任何苦难历练过的灵魂。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又在想什么呢？
��我不忍心再往下想了，或许他只是喜欢发呆。
��在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回老家后会和隔壁的一对姐弟一块儿玩。
��那时对面人家的新房还没有被拆掉，男主人邀请我们进去看狗，很奇特，我明明是个记性这么差的人，却总是记住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事。我记得那里，在墙根下，躺着一只黄色母狗，身边趴着六只小狗崽，两只黑色，两只白色，两只黄色。
��我们三个都很惊喜，男主人让我们给它们取名，我抱起一只白色小狗，是女孩子，很温顺，于是我叫它“白雪公主”。
��那间屋子被强拆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白雪公主”和它的五个兄弟姐妹。有一年我想起来，在村口见到那只大黄狗，却不敢再去问那个男主人六只小狗的下落。至于那对姐弟，不知道从哪一年暑假开始，我们就不再联系，哪怕在同一个村子里，也不再有任何交集。我也，再也没见过他们。
��或许我早该知道的。
��有些人，生命永远不再交接。
��“白雪公主”永远只属于童话，而不是冰冷冷的现实。她会冻死的，真的会。
��总之，我对那个村子的记忆，从来不包括童话与诗歌这样的东西。村子里住着的大多是老人，我对他们抱着莫名的恐惧，因为这是我记忆中最粗俗也是最昏暗的一部分。
��他们没有书中尽力渲染的安然与慈祥，他们成天笑嘻嘻，指甲缝里扒着黑泥，吃完饭就四处晃，沿路占尽小便宜，走到同村人的屋檐下，两个人一起对着大门嗑瓜子，瓜子壳掉得满地都是。他们很不像我觉得自己老了之后会成为的样子，可这是身为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真正该有的样子。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将自己与江南丽人的书中世界相互割裂，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自己，等我老了，我依旧先是一个人，再是一个老人。
��我没必要照着所谓的“模板”生长，第一我没那个义务，第二，没有谁会因为这个给我钱。
��我抬起头，看见村子里的老人大笑着聊天，几个人围坐成一团，衣服从来都不干净，脚底板沾着泥泞，身后是缓慢下沉的落日，夕阳伴着流云，在地面上浓墨重彩地挥洒，拉出细细长长的影子。
��其实某些时候，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惧怕黑暗。
��今年回老家，已经是大年三十之后的事了。奶奶一边怒斥我们不如不回，一边尽心尽力地烧火做饭，母亲上去帮忙，却添多了柴，险些熏死一屋子的人。
��村口的路新修过，本以为是利国利民好工程，结果修一半就收了手，颠簸程度翻倍。
��我去对面的那座废墟上捡完整的砖块，狗尾巴草长得到处都是，又一点儿精神也没有，枯黄粗糙，在风中微微摇动。这个行为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渐渐学会用局外人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加缪的荒诞无稽，莫尔索的叛道离经，原来都是具象到无法再具象的写实派。行为不需要意义。
��回村后第二天，父母带着弟弟出去拜年，临近开学，我留在奶奶家补了一天的作业。奶奶几次喊我下楼休息，我都坐着一动不动，我不知道下楼去了应该做什么，所以我逃避。
��晚饭过后，奶奶强行拽着我出去转悠，我无法拒绝，只能跟在她身后，尽量不与人交流。走过空荡荡的敲门，碰见同样出门的老头，她举起手和对方互相打了招呼，然后若无其事地擦肩而过。
��她很熟悉这里，这是她后半生的归宿，她的一生漫长，却小小的，只在同一片区域打着圈。
��我跟着奶奶走进林中的小路，两边全是枯树，连一片叶子都没剩下。火车在对岸飞速地驶过，发出巨大的声响，全村的电线贯穿整片天空，把蓝天和白云分割成一格一格的碎片，如同过去与现在的重叠。
��这是高楼林立里，永远都看不到的风景。
��我突然很舍不得这里的风景，我渴望着自由而安静的生活。我看着天空变成淡淡的粉红色，归鸟展翅飞过江面，枯树仿佛来自另一个次元的线条，单一的色调伸展，贯穿整片视野。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那只鸟消失在我视线中的一瞬间，我懂了什么叫生活的美学。
��我天生就不是属于溪流和大海的人，我畏惧水，畏惧高耸的山，我到不了那片诗意的远方。
��撑着伞，独立在烟雨缭绕的江南，闲云野鹤，平淡自洽，或者扬起帆，随心所欲地环游——这当然是美的，但这是美学的生活，而并非生活的美学。
��哪怕是生在烟雨江南的普通人，也可能狼狈而艰难地在生活，采菱角，拉轿子，更可能像所有人一样，为上级领导打工做事，整日奔波到回不了家。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背负着各自的压力与责任。能活在美学的生活之中的，永远是金字塔尖的那一小部分，和金字塔外放弃登顶的隐士。
��他们过着所有人都想过的生活，所以这些“圈子”越缩越小，直至变成只供特定的一些人享受的空中花园。美的领域从来琢磨不透，而生活的美学就在于，当你回望像你的童年时，不论它多肮脏多黑暗，都覆盖着一层老电影一样的昏黄滤镜。
��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美好，那么它不一定真的美好，但你，一定美好。
��生活的美学就在于，前一晚崩溃大哭，累得精疲力尽，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还有人在人海里昂首挺胸地，努力奔跑。在于你奔波一日，停下来观看的那棵树——那就是很普通的一棵树，但因为你无意义的注视，它的存在就有了意义。
��大浪淘沙，灵魂被苦难磨砺，却依旧在生活——在活着，在呼吸，在追忆里往前走，这是生活的美学，也是生命的奇迹。
��致一生中不完美的完美，致无意义的意义。
��致不诗意的诗意。
��那一段路总是颠簸，我习惯在车上看书，每经过那里，眼睛就刺痛，连书也端不稳，和人一起狼狈地跌落在车厢里。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形容对那里的印象，是静谧与嘈杂的结合体，粗俗，清新，明暗交织，是黯然又富有光泽电影胶片。
��很久之前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出生在水乡，在山村，听着咿咿呀呀的绵长调子长大，撑着船在荷田中嬉戏，光着脚在山林里穿梭，做着被绿色植被覆盖着的、温柔的美梦。
��他们好像有极端美好的回忆，无论什么时候被提起，都是拿得出手的“田园风光”典型，所有人仰慕地望向那些记忆，视网膜上有一层天然的滤镜。
��尤其是那些走“清新治愈”路线的作家，几乎是人手一个的“小城”，要么有河岸边淅淅沥沥的细雨，要么有沿海线猛烈而腥咸的狂风。
��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也叫“小城”，对比之下，我才像是从世界角落里走出来的那个人，好奇地张望着自己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一切。
��我很少写我的家乡，一来，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二来，我又觉得它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东西。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了一阵，把我丢在老家照顾，也许是一个星期，也可能是几个月，无所谓，我向来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
��老家的屋子灰蒙蒙，那时奶奶还没有重新盖大房子，上了年纪的人睡眠浅，天一亮正门就打开，奶奶总是在门口，有时干活，有时掐菜，累了会搬张小凳子来坐着歇息。我是全家起床最晚的人，等一盆菜叶子都掐得差不多了，我才揉着眼睛，踩着拖鞋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扶着门框，屋外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奶奶还在门口的菜地里种菜的时候，我跟着她采摘过几次。她种东西很杂，光是辣椒就有好几种，更不提花样百出的萝卜和西红柿，大家都长得奇形怪状的，模样参差不齐，看着居然还算和谐。
��父亲曾买来花种子，想把菜园改造成花园，结果自然是失败——这个计划的陨落在我的预料之中，他买来的花种子有三种，一种叫太阳花，一种叫月亮花，另一种叫星星花，他怎么想的我不清楚，反正我觉得这些种子名字透露着一股子来路不正的味道。
��大概是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父亲对花草很有兴趣，在弟弟出生之前，我家的阳台上都摆满了吊兰，开门走进去，能被肆意生长的吊兰叶子抽打一脸。还有香水百合，他曾先后搞来两盆摆在客厅，导致全家都在气味浓烈的百合花香里失去了自己的嗅觉系统。
��老家到现在还养着鸡，我就是被那些鸡蛋给养大的。我爸妈养我还算精致，一天一个鸡蛋，一瓶牛奶，雷打不动到十一二岁。
��在更早的时候，奶奶养过鸭，又憨又胖，和鸡睡在一起，每天就是打打闹闹，互相残杀。她甚至还养过一只大白鹅，一众家禽里就属它最凶，总是针对着我欺负——于是还没等我见到它第二面，它就被奶奶端上了我的餐桌。
��这些成了我最久远的记忆。
��在村子里睡觉，早上起床听到的第一声总是婉转动听的鸟鸣，大抵是我不够勤快，从未赶上过公鸡报晓。空气中弥漫着清凉的味道，和平日很不一样。我想了又想，也闻不出古怪，也许是泥土混合着青草，还有时间深处飘来的淡淡的炊烟味。
��几年前村里突然违建盛行，家家户户都把房子翻修，甚至还有的，在原址旁建起新屋。对面那家人的新房刚刚盖上瓦，还没住几天，政府的拆迁队就到了，上午通知消息，下午车队就来。
��再做挣扎无济于事，对面那家人吃过早饭，又爬上屋顶，去揭新盖上不久的红瓦，能救下一分钱是一分钱，何必又为难彼此。
��那是我离所谓“乡土文学”的世界最近的一次。
人间平淡的苦难，就这样被赤裸裸地摆在天真懵懂的我面前——一声巨响，违建的新房倒塌在地。
��从那以后，那一家人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但也许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些东西，已经悄悄变了。
��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贴红对联，我以为这就是这项习俗的全部了，直到后来，爷爷走的那一年，老家门口贴的，是白对联。
��爷爷是得癌走的。都说他坚强，本来已经要入土的人，为了刚出生的孙子多活了半年，为了新盖起的房子，又多活了半年。
��关于他的往事，在我的脑海里从来都很淡薄，像袅袅升起的烟丝一样抓不住。我只记得小时候他带我去买糖，他会逛超市，可能识字，但奶奶就不会。
��得了癌症之后，爷爷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我家，他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有一部我记得很清楚，开头是一辆火车缓缓驶进车站，有人去检查后才发现，车上的所有人都死了。
��很烂俗的风格，这是幼时的我最惧怕的惊悚。
��我能把这个开头记这么久，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许是因为我天生怕鬼，也许是因为那天我正好无聊，但更可能是因为，他把这个开头看了两遍。两次并不是同一天，仿佛只是巧合，我也不再去揣测他行为里蕴含的深意，离开的人啊，哪怕是多眨了一下眼，都会被后人视作重大的遗言。
��再后来。爷爷是在老家走的，老家在新州区，我却在东西湖。母亲带我打车回去，父亲和弟弟几天前就已经在那里。
��窗外天空蒙蒙亮，出租车司机沉默着不说话，公路上的路灯还开着，像最后的星星。
��那天我穿了玫红色的衣服，母亲嫌太亮，又拿了一件黑色外套为我遮住。
��所有人都坐在客厅里，我缓慢地走下楼梯，客厅中央是爷爷的遗体。奶奶在大声地哭，我不懂方言，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只知道自己不应该笑。
��爷爷的骨灰被埋葬的那一天，我没有跟上墓园，大人们不让我去，我也没有太多执念。奶奶告诉我爷爷在山上睡着了，我没有说话——我知道他死了，我很清楚这件事，那个年纪我已经把国外的许多名著都读过了，从《悲惨世界》到《茶花女》，哄小孩的理由骗不到我。
��后来奶奶再主动逗我，知不知道爷爷到哪里去了，我都不回答，或支支吾吾地说，在山上睡着了。
��客人们哈哈大笑，说我什么都不懂，或许笑容里藏着我看不见的苦涩。我不敢说“爷爷死了”，那是我埋在心底的一个秘密，好像一旦我说出口，他就真的死了，而只要我缄默，他就活着。
��在我只有九十来岁的时候。
��“死”这个字眼，成了我说不出口的禁忌。
��家里走了人，那年过节便贴白色对联。往后两年，贴黄色和绿色，再换回红的。后屋里还是给爷爷供着香，叔叔是残疾人，陪奶奶生活在一起。
��小时候的一场意外导致了叔叔的腿脚残疾，工作后，和叔叔同一宿舍的人离世，他也被迫离职。再往后他就一直待在家里了，平时就是刷刷手机，看看电视，奶奶骂他既不帮忙也不爱动，他就一瘸一拐地上桥走一回——那是奶奶屋子旁很破旧的一座桥，锁链和扶手都被腐蚀，它有名字，但我记不起来了。
��年岁渐长，叔叔的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天晚上奶奶打来电话，说叔叔在发疯，拿着菜刀要砍她，大家惊慌一场，最后叔叔又有惊无险地睡了回去。叔叔开始吃药。
��叔叔越来越不爱讲话，或许他从一开始就很沉默。每当我们一家回老家，他就会站在自己房间的里面，脸上挂着笑意，看着我弟弟在阳光下疯跑，像撒欢的小鹿，没有被任何苦难历练过的灵魂。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又在想什么呢？
��我不忍心再往下想了，或许他只是喜欢发呆。
��在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回老家后会和隔壁的一对姐弟一块儿玩。
��那时对面人家的新房还没有被拆掉，男主人邀请我们进去看狗，很奇特，我明明是个记性这么差的人，却总是记住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事。我记得那里，在墙根下，躺着一只黄色母狗，身边趴着六只小狗崽，两只黑色，两只白色，两只黄色。
��我们三个都很惊喜，男主人让我们给它们取名，我抱起一只白色小狗，是女孩子，很温顺，于是我叫它“白雪公主”。
��那间屋子被强拆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白雪公主”和它的五个兄弟姐妹。有一年我想起来，在村口见到那只大黄狗，却不敢再去问那个男主人六只小狗的下落。至于那对姐弟，不知道从哪一年暑假开始，我们就不再联系，哪怕在同一个村子里，也不再有任何交集。我也，再也没见过他们。
��或许我早该知道的。
��有些人，生命永远不再交接。
��“白雪公主”永远只属于童话，而不是冰冷冷的现实。她会冻死的，真的会。
��总之，我对那个村子的记忆，从来不包括童话与诗歌这样的东西。村子里住着的大多是老人，我对他们抱着莫名的恐惧，因为这是我记忆中最粗俗也是最昏暗的一部分。
��他们没有书中尽力渲染的安然与慈祥，他们成天笑嘻嘻，指甲缝里扒着黑泥，吃完饭就四处晃，沿路占尽小便宜，走到同村人的屋檐下，两个人一起对着大门嗑瓜子，瓜子壳掉得满地都是。他们很不像我觉得自己老了之后会成为的样子，可这是身为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真正该有的样子。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将自己与江南丽人的书中世界相互割裂，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自己，等我老了，我依旧先是一个人，再是一个老人。
��我没必要照着所谓的“模板”生长，第一我没那个义务，第二，没有谁会因为这个给我钱。
��我抬起头，看见村子里的老人大笑着聊天，几个人围坐成一团，衣服从来都不干净，脚底板沾着泥泞，身后是缓慢下沉的落日，夕阳伴着流云，在地面上浓墨重彩地挥洒，拉出细细长长的影子。
��其实某些时候，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惧怕黑暗。
��今年回老家，已经是大年三十之后的事了。奶奶一边怒斥我们不如不回，一边尽心尽力地烧火做饭，母亲上去帮忙，却添多了柴，险些熏死一屋子的人。
��村口的路新修过，本以为是利国利民好工程，结果修一半就收了手，颠簸程度翻倍。
��我去对面的那座废墟上捡完整的砖块，狗尾巴草长得到处都是，又一点儿精神也没有，枯黄粗糙，在风中微微摇动。这个行为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渐渐学会用局外人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加缪的荒诞无稽，莫尔索的叛道离经，原来都是具象到无法再具象的写实派。行为不需要意义。
��回村后第二天，父母带着弟弟出去拜年，临近开学，我留在奶奶家补了一天的作业。奶奶几次喊我下楼休息，我都坐着一动不动，我不知道下楼去了应该做什么，所以我逃避。
��晚饭过后，奶奶强行拽着我出去转悠，我无法拒绝，只能跟在她身后，尽量不与人交流。走过空荡荡的敲门，碰见同样出门的老头，她举起手和对方互相打了招呼，然后若无其事地擦肩而过。
��她很熟悉这里，这是她后半生的归宿，她的一生漫长，却小小的，只在同一片区域打着圈。
��我跟着奶奶走进林中的小路，两边全是枯树，连一片叶子都没剩下。火车在对岸飞速地驶过，发出巨大的声响，全村的电线贯穿整片天空，把蓝天和白云分割成一格一格的碎片，如同过去与现在的重叠。
��这是高楼林立里，永远都看不到的风景。
��我突然很舍不得这里的风景，我渴望着自由而安静的生活。我看着天空变成淡淡的粉红色，归鸟展翅飞过江面，枯树仿佛来自另一个次元的线条，单一的色调伸展，贯穿整片视野。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那只鸟消失在我视线中的一瞬间，我懂了什么叫生活的美学。
��我天生就不是属于溪流和大海的人，我畏惧水，畏惧高耸的山，我到不了那片诗意的远方。
��撑着伞，独立在烟雨缭绕的江南，闲云野鹤，平淡自洽，或者扬起帆，随心所欲地环游——这当然是美的，但这是美学的生活，而并非生活的美学。
��哪怕是生在烟雨江南的普通人，也可能狼狈而艰难地在生活，采菱角，拉轿子，更可能像所有人一样，为上级领导打工做事，整日奔波到回不了家。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背负着各自的压力与责任。能活在美学的生活之中的，永远是金字塔尖的那一小部分，和金字塔外放弃登顶的隐士。
��他们过着所有人都想过的生活，所以这些“圈子”越缩越小，直至变成只供特定的一些人享受的空中花园。美的领域从来琢磨不透，而生活的美学就在于，当你回望像你的童年时，不论它多肮脏多黑暗，都覆盖着一层老电影一样的昏黄滤镜。
��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美好，那么它不一定真的美好，但你，一定美好。
��生活的美学就在于，前一晚崩溃大哭，累得精疲力尽，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还有人在人海里昂首挺胸地，努力奔跑。在于你奔波一日，停下来观看的那棵树——那就是很普通的一棵树，但因为你无意义的注视，它的存在就有了意义。
��大浪淘沙，灵魂被苦难磨砺，却依旧在生活——在活着，在呼吸，在追忆里往前走，这是生活的美学，也是生命的奇迹。
��致一生中不完美的完美，致无意义的意义。
��致不诗意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