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钢厂每周给我大伯开一次工资,还是上发薪。
每月十号之前,会预支下个月工资。
二十号和三十号之前,会发两次奖金。
月末最后一天,或者月初第一天,会发上个月的经营效益奖。
当年的轧钢厂还是到了固定日期,由各个车间的职能员代发工资。
没有经历过这种签字拿钱的场面的人,或许无法想象看到手里那一叠钞票时的感觉。
而没有这样发过钱的财务人员,审多么大数额的账,也不过就是一场数字游戏罢了。
直观看到金钱的样子,会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经常直观地看到金钱,则会为人增加精神上的冲击。
能抗住这种冲击的人,会把这种感觉当做进步的动力,进而享受这种感觉。
而扛不住的人,在享受这种快感的同时,则会逐渐迷失自己。
我大伯就是后者,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巅峰在上个世纪末时成功到来。
我不得不说他很有自知之明,那确实是他的人生巅峰。
他拥有一个工资极高,待遇极好的工作。
这个工作最大的坏处,就是太过清闲。
上一昼夜,连休三天。
他无聊时会去牌馆消遣,也经常组织亲戚在家里小聚一下,打几圈小牌。
实在无聊了,他就找了第二份工作,出去给人家看鱼塘。
他和另一个人倒班,上一休一,正好跟轧钢厂上的班错开。
而他去看鱼塘,显然不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和鱼塘老板耍钱。
鱼塘边的小屋子里面,耍上一天一夜也不会有人来打扰。
我那时不明白大伯为什么一定要去鱼塘玩,现在回想起来,他其实也是害怕。
即便是按照当时那个年代宽泛的执法标准,他那也不能叫消遣打牌,得算是聚众赌博了。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他们的赌注较大,已经超过了治安管理里面默许的消遣数额。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三人为众”,打麻将一般最少四个人,有时可能有六个人。
相比较之下,海津这边每到夏季,便时常出现在马路边上的“牌市”。
虽然经常有数十人蹲在一起“砸六家”,每局参加人数有“两个众”。
但由于一局内的输赢才两三块钱,却有可能打上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就被定义为休闲娱乐。
这么多年以来,牌市被查一直是无照占路经营这个点,从来没有因为聚众赌博被查的时候。
不过,大伯玩得再大,对他来说也不过就是休闲。
小时候我去大伯家参加这种“家庭麻将聚会”时,总是会在大伯家发现一些我家没有的新奇用品。
如今很多影音发烧友才会在家里装的音响墙,我在九十年代末时就在大伯家里见过。
那时,这套东西的名字还叫家庭影院。
如今的眼光看来,万八千的价格,也着实不高。
在当时的大伯看来,也不过就是他一、两个月的工资罢了。
看到我对家庭影院的好奇,我大伯手里夹着烟,轻轻吐出一个烟圈,向我炫耀:“在大爷家好吧?我告诉你,你大爷现在想要嘛就有嘛。”() ()
我对于这种炫耀很无感,因为我对于家庭影院没有需求。
我看向大伯的眼神中,只有对他手里夹着的云烟的鄙视。
我心说,最起码你抽的烟就不如我姥爷家的好。
当然,大伯绝非抽不起更好的烟。
他只是喜欢这个烟的味道,外加他和我大伯母抽烟都很凶。
他们家每周消耗硬包红云遗留的烟盒,都可以让我堂兄做一个拼插花篮。
在没有烟卡的年代,这种手工让我堂兄在学校很有面子,也让他结识了一些与他阶层不同的小伙伴。
而我的父母,在那一年对待家庭麻将聚会的态度,很显然便不是消遣。
在当年,家里两口子都上班的家庭,叫做“双职工”家庭。
而我父母这样的“双下岗”人员,属于每日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
他们对于家庭麻将聚会的执着,基本属于上班打卡一般的渴望。
在辗转于大伯家、姑姑家、奶奶家,参加各种家庭牌局之后,他们即将面临无牌可打的局面。
我个人觉得,这很正常,哪个好人家里天天攒牌局啊?
再喜欢这个消遣,也没有天天在家组局的道理。
我的父母当然也不喜欢天天打牌,但他们只是把这个当做了创收的手段。
在家外没后牌局之后,他们在我家那个建筑面积只有十四平米的小屋子里面开始组“亲情局”。
我很清楚的记得,从那年秋天开始,我每天放学回家,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家里打麻将。
有时是跟大伯、姑姑,有时是跟老叔、老婶……
更多的时候,是和大伯母以及我的新“姑父”。
因为,大伯在鱼塘边玩,大伯母觉得去牌馆带着孩子不方便,就把堂兄带来我们家。
而姑姑要伺候自己的前婆婆,也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就会让她的男朋友出来替她应酬亲情局。
这个新的姑父,有着很体面的工作,是一名铁路职工。
在当时那个年代,对于体面工作的定义,不是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老百姓对于体面工作的朴素定义第一就是“铁饭碗”,第二就是有一点小特权。
铁路职工身为“铁老大”的小弟,自然算是铁饭碗。
而且,他们仗着自己在铁路上班,可以排到黄牛都很难排到的紧俏车票。
这在其他买票都很难的百姓眼中看来,便是十分难得的小特权。
而我更看中的是,他们那种内部人员专属的免费无座通勤车票。
我也是在这个姑父这里学习到,火车上再怎么人多,只要坚持从车头走到车尾再挤回去,就总能找到一两个可以临时歇脚的座位。
这一点,对我之后自己坐火车有很大的指导意见。
即便是这样,我却不是很喜欢这个姑父。
因为他抽烟太凶,比我大伯和大伯母都凶。
那时我回到家中,家里经常烟雾缭绕。
即便是到了如今,我家那间老房子的墙面,还有一种烧烤店式的暗黄风格。
我想,我就是从那一年才开始讨厌家庭聚会。
每月十号之前,会预支下个月工资。
二十号和三十号之前,会发两次奖金。
月末最后一天,或者月初第一天,会发上个月的经营效益奖。
当年的轧钢厂还是到了固定日期,由各个车间的职能员代发工资。
没有经历过这种签字拿钱的场面的人,或许无法想象看到手里那一叠钞票时的感觉。
而没有这样发过钱的财务人员,审多么大数额的账,也不过就是一场数字游戏罢了。
直观看到金钱的样子,会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经常直观地看到金钱,则会为人增加精神上的冲击。
能抗住这种冲击的人,会把这种感觉当做进步的动力,进而享受这种感觉。
而扛不住的人,在享受这种快感的同时,则会逐渐迷失自己。
我大伯就是后者,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巅峰在上个世纪末时成功到来。
我不得不说他很有自知之明,那确实是他的人生巅峰。
他拥有一个工资极高,待遇极好的工作。
这个工作最大的坏处,就是太过清闲。
上一昼夜,连休三天。
他无聊时会去牌馆消遣,也经常组织亲戚在家里小聚一下,打几圈小牌。
实在无聊了,他就找了第二份工作,出去给人家看鱼塘。
他和另一个人倒班,上一休一,正好跟轧钢厂上的班错开。
而他去看鱼塘,显然不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和鱼塘老板耍钱。
鱼塘边的小屋子里面,耍上一天一夜也不会有人来打扰。
我那时不明白大伯为什么一定要去鱼塘玩,现在回想起来,他其实也是害怕。
即便是按照当时那个年代宽泛的执法标准,他那也不能叫消遣打牌,得算是聚众赌博了。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他们的赌注较大,已经超过了治安管理里面默许的消遣数额。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三人为众”,打麻将一般最少四个人,有时可能有六个人。
相比较之下,海津这边每到夏季,便时常出现在马路边上的“牌市”。
虽然经常有数十人蹲在一起“砸六家”,每局参加人数有“两个众”。
但由于一局内的输赢才两三块钱,却有可能打上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就被定义为休闲娱乐。
这么多年以来,牌市被查一直是无照占路经营这个点,从来没有因为聚众赌博被查的时候。
不过,大伯玩得再大,对他来说也不过就是休闲。
小时候我去大伯家参加这种“家庭麻将聚会”时,总是会在大伯家发现一些我家没有的新奇用品。
如今很多影音发烧友才会在家里装的音响墙,我在九十年代末时就在大伯家里见过。
那时,这套东西的名字还叫家庭影院。
如今的眼光看来,万八千的价格,也着实不高。
在当时的大伯看来,也不过就是他一、两个月的工资罢了。
看到我对家庭影院的好奇,我大伯手里夹着烟,轻轻吐出一个烟圈,向我炫耀:“在大爷家好吧?我告诉你,你大爷现在想要嘛就有嘛。”() ()
我对于这种炫耀很无感,因为我对于家庭影院没有需求。
我看向大伯的眼神中,只有对他手里夹着的云烟的鄙视。
我心说,最起码你抽的烟就不如我姥爷家的好。
当然,大伯绝非抽不起更好的烟。
他只是喜欢这个烟的味道,外加他和我大伯母抽烟都很凶。
他们家每周消耗硬包红云遗留的烟盒,都可以让我堂兄做一个拼插花篮。
在没有烟卡的年代,这种手工让我堂兄在学校很有面子,也让他结识了一些与他阶层不同的小伙伴。
而我的父母,在那一年对待家庭麻将聚会的态度,很显然便不是消遣。
在当年,家里两口子都上班的家庭,叫做“双职工”家庭。
而我父母这样的“双下岗”人员,属于每日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
他们对于家庭麻将聚会的执着,基本属于上班打卡一般的渴望。
在辗转于大伯家、姑姑家、奶奶家,参加各种家庭牌局之后,他们即将面临无牌可打的局面。
我个人觉得,这很正常,哪个好人家里天天攒牌局啊?
再喜欢这个消遣,也没有天天在家组局的道理。
我的父母当然也不喜欢天天打牌,但他们只是把这个当做了创收的手段。
在家外没后牌局之后,他们在我家那个建筑面积只有十四平米的小屋子里面开始组“亲情局”。
我很清楚的记得,从那年秋天开始,我每天放学回家,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家里打麻将。
有时是跟大伯、姑姑,有时是跟老叔、老婶……
更多的时候,是和大伯母以及我的新“姑父”。
因为,大伯在鱼塘边玩,大伯母觉得去牌馆带着孩子不方便,就把堂兄带来我们家。
而姑姑要伺候自己的前婆婆,也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就会让她的男朋友出来替她应酬亲情局。
这个新的姑父,有着很体面的工作,是一名铁路职工。
在当时那个年代,对于体面工作的定义,不是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老百姓对于体面工作的朴素定义第一就是“铁饭碗”,第二就是有一点小特权。
铁路职工身为“铁老大”的小弟,自然算是铁饭碗。
而且,他们仗着自己在铁路上班,可以排到黄牛都很难排到的紧俏车票。
这在其他买票都很难的百姓眼中看来,便是十分难得的小特权。
而我更看中的是,他们那种内部人员专属的免费无座通勤车票。
我也是在这个姑父这里学习到,火车上再怎么人多,只要坚持从车头走到车尾再挤回去,就总能找到一两个可以临时歇脚的座位。
这一点,对我之后自己坐火车有很大的指导意见。
即便是这样,我却不是很喜欢这个姑父。
因为他抽烟太凶,比我大伯和大伯母都凶。
那时我回到家中,家里经常烟雾缭绕。
即便是到了如今,我家那间老房子的墙面,还有一种烧烤店式的暗黄风格。
我想,我就是从那一年才开始讨厌家庭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