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学院的教官竟然在医院里和被捕的特务大打出手，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当地公安部门、医院和学院三方领导的关注。滕骥被紧急送往手术室抢救，在鼻梁骨折、一只眼球摘除的情况下，竟然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只是仍昏迷不醒，无法回应调查人员的询问。其他围观人等的说辞则五花八门，有的说廖耀湘早就有预谋要向他寻仇，有的说看见是滕骥尾随廖耀湘进了洗手间，还有人说全程是廖耀湘单方面动手打人，滕骥几乎没有还手，话里话外要把这件事的责任全推到一个人头上。
而作为这桩案件最重要的当事人，廖耀湘自始至终没为自己辩解过一句。坐在他对面的警员已倒了两个班，军事学院也派了专人来旁听，可那份笔录仍旧空白一片。众人都不解他沉默的缘由，若说是和那名特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此时更应该详细说明情况，好协助办案人员判定对方的罪责。年轻的警员们隔着单向玻璃，看着留置室里那位带着手铐的战犯窃窃私语，说这事好像已传到了北京，领导们不但下了限期结案的死命令，这两天还要派一个小组来南京专门督办这个案子。也有人摇头叹息，说他再这样顽抗下去，只能按最重的罪名来处理。
打那天起阮静秋就在四处奔波，她顾不得他人的议论和眼光，不但跑遍了军事学院的每个院系去寻找当天的目击者，还到南京城里所有可说得上话的领导朋友那里去拜访。但她在三野的时间毕竟不长，那些交情实在有限，秘书和警卫员们一听她是为国民党战犯的事来说情，连门都不让她进。楚青此时仍陪着粟裕在苏联疗养，她再没有其他人可以寻求帮助，只得决定和盘托出，将沈阳被捕一事的经过写成报告，详细地说明自己在狱中曾遭受特务们的严刑拷打，甚至还差一点受到了非人的凌辱；并强调廖耀湘当时为了救她曾和特务们发生冲突，两人正是由此结下了恩怨。转天一早，她就捧着报告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隔着一扇不算厚重的木门，屋里隐约有说话声传来，刘伯承应是正在为此事和什么人通电话。他一向是位很有风度的首长，这时说话的语气却实在谈不上愉快，她捏着几页报告，又听着这样的说话声，更觉得整个人都被架在火上烤。她向一旁的警卫员投去求助的目光，小声问他：“首长是不是心情不好？”
警卫员瞟了她一眼，叹道：“我从抗战那会儿就跟在首长身边，从关家垴一战之后，我还是第一回见他这样生气。”
阮静秋打个寒噤，低下头不敢再问。这两年她已从军事学院的军史课程中学到了很多，自然也知道关家垴战役的经过：一九四零年十月，日军冈崎支队深入八路军太岳根据地腹地，经过一番隐蔽的行军，这支五百余人的小部队竟在未遭任何阻击的情况下与八路军司令部和一二九师师部近在咫尺。随后的攻坚战艰苦异常，在日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形的情况下，各支进攻部队损失惨重也没能全歼日军，各位首长更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十余年之后，廖耀湘愤怒至极的这一拳竟然引发了堪比一支日军支队的“效果”，她该怎么办，要说什么才能为他寻到一线生机？
屋门这时打开了。秘书向她做了个手势：“阮医生，进来吧。”
阮静秋胆战心惊地随他走进去。刘伯承放下听筒，从秘书手中接过毛巾，在右眼上热敷了片刻。他完好的那只左眼则很快注意到了她手中紧紧捏着的一沓纸张，于是笑问：“去年春天，你那份报告在学院里引起过不小的轰动哟。这回又写了什么？”
阮静秋连忙上前一步，双手将文件递给他。刘伯承戴上眼镜，仔细阅读了几句，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阮静秋万分忐忑地观察着他的神情，竟不由自主地在湿寒的冬日里渗出了一头汗水。她站得笔直，颤声解释道：“我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主要是关于我在一九四七年被以滕骥为首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秘密关押并刑讯的事件经过。我之所以有命能活到今天，是廖耀湘当时出面救了我。”
刘伯承抬眼看了看她：“哦——这么说，你是来为‘救命恩人’求情的。”
这话没有任何情绪，但他锐利的目光直叫阮静秋脊背发冷。不过，她既然将自己最狼狈和难以启齿的一段遭遇写成了文稿，再吞吞吐吐、含糊其辞已没有任何意义，唯有挺直腰杆，继续说道：“不是求情，而是想协助首长和公安局的同志们一起查明真相。首先，我的报告可以证明这桩案子事出有因，为了救我，他和滕骥早年间就结下了仇怨，并不是无端寻衅打人。此外，我认为这件事也有疑点。滕骥刚被带到医院的时候，就曾做出挑衅的举动，我当时在场，拦住了廖耀湘，他也答应不再动手。之后，他还和邱维达说了当年的一些恩怨，并承认自己情绪不好，要去洗个脸冷静一下。当时在洗手间附近的教官们还有梁铁雄、赵云飞等几人，他们都看见是廖耀湘先进了洗手间，滕骥接着悄悄进去，而后两个人才打了起来。这几名教官都可以为我说的话作证，我由此推测，并不是廖耀湘主动寻仇，而是滕骥有意激怒了他，想诱使他出手伤人，借此一了百了，从而逃脱人民和法律的审判。”
刘伯承还没有作什么回应，门外传来警卫员喊“报告”的声音。秘书过去开门，听他说了几句话后，转向刘伯承汇报道：“滕骥醒了，但他什么也不回答，看守人员向他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说不记得了。”
阮静秋对此十分疑惑，心中快速地思索着：他为什么装作不记得？他有意挑衅，原本是为了一了百了，现在捡回一条性命，再寻死已几乎不可能，攀咬廖耀湘、将他一同拉下水才更符合这些特务的一贯作风。他什么也不说，总不可能是突然善心大发，那就只能是想要掩饰自己的罪行。他要掩饰什么？
“我想起来了！”她忽然叫道。
屋内的另两人都向她望过来。她赶忙解释道：“当时在沈阳，和我前后一同被捕的还有‘中正大学’的一位进步学生，滕骥对她施加的酷刑更多、更残忍，我曾经试图为她辩护，也遭到了他的毒打。我们住在相邻的牢房，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但曾经通过墙上的一个孔洞和她有过一些简单的交流，猜想她应该是一位地下工作者。廖耀湘将我送到医院之后，我曾托人打听过她的下落，但没能获得任何消息，恐怕已在狱中遇害了。滕骥不肯回答当日的情形，或许就是因为害怕被我们揭穿此事，加重他的罪责。”
刘伯承问一旁的秘书：“都记下来没有？”
秘书边捧着记事本笔走龙蛇，边应声道：“首长，都记清楚了。”
阮静秋补充：“我愿意去和滕骥当面对质。日后如果需要出庭作证，我也愿意去。”
刘伯承神情很复杂地看着她。半晌，他叹了口气，说道：“你所讲的事情我大体清楚了，这份报告会转交给公安部门的同志们逐一查实。小阮医生，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你要明白，军事学院的教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动手伤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将报告掷在桌上：“这不但会对学院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更说明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仍在用旧时代、旧社会的那一套办法解决问题。如果他还记得自己是个军人，就该知道军人要听指挥、守纪律。我们请他来教授军事理论知识，是为了军队建设培养人才，他倒把自己当作梁山好汉了！”
他的神态和语调称不上十分严厉，却令阮静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哽咽道：“首长，我还是那句话，我绝不敢替他说情，写这份情况说明更不是为了替他脱罪。我没有及时引导并纠正他的错误思想，作为带队医生，又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上报给学院领导，这件事我负有很大责任，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我只是……我只是想请求您，能允许我去看看他。他做错了事，理应受到惩处，可归根究底，他是想要为我报仇、为我出气才动手打了那个特务。同为学院的一份子，我想去劝他真心悔罪、改过自新；而作为五年前承蒙他出手相救的那个姑娘，我、我至少该去和他说一声‘谢谢’。”
刘伯承沉默地注视了她片刻，忽然对秘书作了个手势。秘书心领神会地一点头，示意她道：“阮医生，咱们走吧。”
阮静秋没反应过来，愣愣地看着两人。刘伯承此时又拾起了电话听筒，对另一头的接线员说：“接市公安局！”
廖耀湘从梦中惊醒过来。
他记不得自己在这里已待了多少天。警员们放弃与他的沉默继续对抗，他们并未对他施加任何刑罚，只是将他独自关押在这间不见天日的小房间里。他醒来是头顶昏黄的灯光与天花板，一闭眼又被滕骥扭曲丑陋的狞笑纠缠不休，这几天一个整觉也没睡过。那家伙当天借口内急，躲开两个押解的战士，悄悄跟随他进了洗手间，他记着阮静秋方才的叮嘱，本不想再和此人过多纠缠，哪知道他鬼魅似的凑到他耳边，桀桀怪笑着说了句：“要不要我告诉你，你那个姘头身上，统共有几颗痣、几道疤？”
他听了这话，只觉得耳朵里嗡嗡直叫，拳头的反应远超大脑，在他意识到自己的举动之前，就一击将他打翻在地。滕骥仰面躺在地上，嘴里仍说着不干不净的话，激得他连踹了他几脚也不解恨，最终使出十成十的力气挥出了最后那一拳，打碎了他的鼻子和眼珠。他并非不知道对方一再言语相激的真正目的，更不是因此对阮静秋生出了什么猜疑，对他来说，那一拳既打向了昔日的仇敌，也打中了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他痛苦又无力，当年他是位高高在上的长官，指挥得了千军万马，却没能尽早从特务们手中救下心爱之人，致使她留下终身的残疾和遗憾；如今他没有枪没有炮，但有一双钢铁般结实的拳头和汹涌的怒火，面对近在咫尺的仇人，他怎么可能忍受对方用这样的言语羞辱她而无动于衷？
他坐起身，用额头抵着墙壁。他并不是不知道出手打人的后果，但那时他心想，假如就这样放那个特务走，他最坏的结局也不过是在某个寒冷的午后被一枪结束性命，他却再不会有为她报仇雪恨的机会。不打出那一拳，他就要后悔一辈子。
身后的铁门传来开合的声响。有件斗篷落在了他肩头，她的手臂接着从后环抱住了他。他本能地动了一下，听见她说：“别动，让我抱一会儿，就一会。”
她的声音有些含混，不知是受凉感冒了，还是正伏在他背上悄悄哭泣。他不敢回头看她，仍面朝着墙壁，缓缓将那副染血的眼镜摘下。她摸索着握住他的手，他于是低下头，看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掌，此刻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固然为她报了早年的仇，可分明又亲手往她心口捅了最深、最重的一刀。
“小秋。”他低声唤，看见一滴泪水落在两人紧扣的手掌间。他哽咽道：“我对不住你、对不住你……”
而作为这桩案件最重要的当事人，廖耀湘自始至终没为自己辩解过一句。坐在他对面的警员已倒了两个班，军事学院也派了专人来旁听，可那份笔录仍旧空白一片。众人都不解他沉默的缘由，若说是和那名特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此时更应该详细说明情况，好协助办案人员判定对方的罪责。年轻的警员们隔着单向玻璃，看着留置室里那位带着手铐的战犯窃窃私语，说这事好像已传到了北京，领导们不但下了限期结案的死命令，这两天还要派一个小组来南京专门督办这个案子。也有人摇头叹息，说他再这样顽抗下去，只能按最重的罪名来处理。
打那天起阮静秋就在四处奔波，她顾不得他人的议论和眼光，不但跑遍了军事学院的每个院系去寻找当天的目击者，还到南京城里所有可说得上话的领导朋友那里去拜访。但她在三野的时间毕竟不长，那些交情实在有限，秘书和警卫员们一听她是为国民党战犯的事来说情，连门都不让她进。楚青此时仍陪着粟裕在苏联疗养，她再没有其他人可以寻求帮助，只得决定和盘托出，将沈阳被捕一事的经过写成报告，详细地说明自己在狱中曾遭受特务们的严刑拷打，甚至还差一点受到了非人的凌辱；并强调廖耀湘当时为了救她曾和特务们发生冲突，两人正是由此结下了恩怨。转天一早，她就捧着报告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隔着一扇不算厚重的木门，屋里隐约有说话声传来，刘伯承应是正在为此事和什么人通电话。他一向是位很有风度的首长，这时说话的语气却实在谈不上愉快，她捏着几页报告，又听着这样的说话声，更觉得整个人都被架在火上烤。她向一旁的警卫员投去求助的目光，小声问他：“首长是不是心情不好？”
警卫员瞟了她一眼，叹道：“我从抗战那会儿就跟在首长身边，从关家垴一战之后，我还是第一回见他这样生气。”
阮静秋打个寒噤，低下头不敢再问。这两年她已从军事学院的军史课程中学到了很多，自然也知道关家垴战役的经过：一九四零年十月，日军冈崎支队深入八路军太岳根据地腹地，经过一番隐蔽的行军，这支五百余人的小部队竟在未遭任何阻击的情况下与八路军司令部和一二九师师部近在咫尺。随后的攻坚战艰苦异常，在日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形的情况下，各支进攻部队损失惨重也没能全歼日军，各位首长更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十余年之后，廖耀湘愤怒至极的这一拳竟然引发了堪比一支日军支队的“效果”，她该怎么办，要说什么才能为他寻到一线生机？
屋门这时打开了。秘书向她做了个手势：“阮医生，进来吧。”
阮静秋胆战心惊地随他走进去。刘伯承放下听筒，从秘书手中接过毛巾，在右眼上热敷了片刻。他完好的那只左眼则很快注意到了她手中紧紧捏着的一沓纸张，于是笑问：“去年春天，你那份报告在学院里引起过不小的轰动哟。这回又写了什么？”
阮静秋连忙上前一步，双手将文件递给他。刘伯承戴上眼镜，仔细阅读了几句，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阮静秋万分忐忑地观察着他的神情，竟不由自主地在湿寒的冬日里渗出了一头汗水。她站得笔直，颤声解释道：“我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主要是关于我在一九四七年被以滕骥为首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秘密关押并刑讯的事件经过。我之所以有命能活到今天，是廖耀湘当时出面救了我。”
刘伯承抬眼看了看她：“哦——这么说，你是来为‘救命恩人’求情的。”
这话没有任何情绪，但他锐利的目光直叫阮静秋脊背发冷。不过，她既然将自己最狼狈和难以启齿的一段遭遇写成了文稿，再吞吞吐吐、含糊其辞已没有任何意义，唯有挺直腰杆，继续说道：“不是求情，而是想协助首长和公安局的同志们一起查明真相。首先，我的报告可以证明这桩案子事出有因，为了救我，他和滕骥早年间就结下了仇怨，并不是无端寻衅打人。此外，我认为这件事也有疑点。滕骥刚被带到医院的时候，就曾做出挑衅的举动，我当时在场，拦住了廖耀湘，他也答应不再动手。之后，他还和邱维达说了当年的一些恩怨，并承认自己情绪不好，要去洗个脸冷静一下。当时在洗手间附近的教官们还有梁铁雄、赵云飞等几人，他们都看见是廖耀湘先进了洗手间，滕骥接着悄悄进去，而后两个人才打了起来。这几名教官都可以为我说的话作证，我由此推测，并不是廖耀湘主动寻仇，而是滕骥有意激怒了他，想诱使他出手伤人，借此一了百了，从而逃脱人民和法律的审判。”
刘伯承还没有作什么回应，门外传来警卫员喊“报告”的声音。秘书过去开门，听他说了几句话后，转向刘伯承汇报道：“滕骥醒了，但他什么也不回答，看守人员向他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说不记得了。”
阮静秋对此十分疑惑，心中快速地思索着：他为什么装作不记得？他有意挑衅，原本是为了一了百了，现在捡回一条性命，再寻死已几乎不可能，攀咬廖耀湘、将他一同拉下水才更符合这些特务的一贯作风。他什么也不说，总不可能是突然善心大发，那就只能是想要掩饰自己的罪行。他要掩饰什么？
“我想起来了！”她忽然叫道。
屋内的另两人都向她望过来。她赶忙解释道：“当时在沈阳，和我前后一同被捕的还有‘中正大学’的一位进步学生，滕骥对她施加的酷刑更多、更残忍，我曾经试图为她辩护，也遭到了他的毒打。我们住在相邻的牢房，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但曾经通过墙上的一个孔洞和她有过一些简单的交流，猜想她应该是一位地下工作者。廖耀湘将我送到医院之后，我曾托人打听过她的下落，但没能获得任何消息，恐怕已在狱中遇害了。滕骥不肯回答当日的情形，或许就是因为害怕被我们揭穿此事，加重他的罪责。”
刘伯承问一旁的秘书：“都记下来没有？”
秘书边捧着记事本笔走龙蛇，边应声道：“首长，都记清楚了。”
阮静秋补充：“我愿意去和滕骥当面对质。日后如果需要出庭作证，我也愿意去。”
刘伯承神情很复杂地看着她。半晌，他叹了口气，说道：“你所讲的事情我大体清楚了，这份报告会转交给公安部门的同志们逐一查实。小阮医生，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你要明白，军事学院的教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动手伤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将报告掷在桌上：“这不但会对学院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更说明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仍在用旧时代、旧社会的那一套办法解决问题。如果他还记得自己是个军人，就该知道军人要听指挥、守纪律。我们请他来教授军事理论知识，是为了军队建设培养人才，他倒把自己当作梁山好汉了！”
他的神态和语调称不上十分严厉，却令阮静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哽咽道：“首长，我还是那句话，我绝不敢替他说情，写这份情况说明更不是为了替他脱罪。我没有及时引导并纠正他的错误思想，作为带队医生，又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上报给学院领导，这件事我负有很大责任，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我只是……我只是想请求您，能允许我去看看他。他做错了事，理应受到惩处，可归根究底，他是想要为我报仇、为我出气才动手打了那个特务。同为学院的一份子，我想去劝他真心悔罪、改过自新；而作为五年前承蒙他出手相救的那个姑娘，我、我至少该去和他说一声‘谢谢’。”
刘伯承沉默地注视了她片刻，忽然对秘书作了个手势。秘书心领神会地一点头，示意她道：“阮医生，咱们走吧。”
阮静秋没反应过来，愣愣地看着两人。刘伯承此时又拾起了电话听筒，对另一头的接线员说：“接市公安局！”
廖耀湘从梦中惊醒过来。
他记不得自己在这里已待了多少天。警员们放弃与他的沉默继续对抗，他们并未对他施加任何刑罚，只是将他独自关押在这间不见天日的小房间里。他醒来是头顶昏黄的灯光与天花板，一闭眼又被滕骥扭曲丑陋的狞笑纠缠不休，这几天一个整觉也没睡过。那家伙当天借口内急，躲开两个押解的战士，悄悄跟随他进了洗手间，他记着阮静秋方才的叮嘱，本不想再和此人过多纠缠，哪知道他鬼魅似的凑到他耳边，桀桀怪笑着说了句：“要不要我告诉你，你那个姘头身上，统共有几颗痣、几道疤？”
他听了这话，只觉得耳朵里嗡嗡直叫，拳头的反应远超大脑，在他意识到自己的举动之前，就一击将他打翻在地。滕骥仰面躺在地上，嘴里仍说着不干不净的话，激得他连踹了他几脚也不解恨，最终使出十成十的力气挥出了最后那一拳，打碎了他的鼻子和眼珠。他并非不知道对方一再言语相激的真正目的，更不是因此对阮静秋生出了什么猜疑，对他来说，那一拳既打向了昔日的仇敌，也打中了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他痛苦又无力，当年他是位高高在上的长官，指挥得了千军万马，却没能尽早从特务们手中救下心爱之人，致使她留下终身的残疾和遗憾；如今他没有枪没有炮，但有一双钢铁般结实的拳头和汹涌的怒火，面对近在咫尺的仇人，他怎么可能忍受对方用这样的言语羞辱她而无动于衷？
他坐起身，用额头抵着墙壁。他并不是不知道出手打人的后果，但那时他心想，假如就这样放那个特务走，他最坏的结局也不过是在某个寒冷的午后被一枪结束性命，他却再不会有为她报仇雪恨的机会。不打出那一拳，他就要后悔一辈子。
身后的铁门传来开合的声响。有件斗篷落在了他肩头，她的手臂接着从后环抱住了他。他本能地动了一下，听见她说：“别动，让我抱一会儿，就一会。”
她的声音有些含混，不知是受凉感冒了，还是正伏在他背上悄悄哭泣。他不敢回头看她，仍面朝着墙壁，缓缓将那副染血的眼镜摘下。她摸索着握住他的手，他于是低下头，看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掌，此刻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固然为她报了早年的仇，可分明又亲手往她心口捅了最深、最重的一刀。
“小秋。”他低声唤，看见一滴泪水落在两人紧扣的手掌间。他哽咽道：“我对不住你、对不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