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上）
平时动不动噩梦缠身，结果这晚躺在折叠床上，身边又有病人，她却一觉直睡到起床号都响了才惊醒。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旁的杜聿明则早就已经起身穿戴整齐，她看见点滴瓶和软管均被归整妥当，不由有些心虚——自己竟睡得连给他拔针都忘记了。她挠着头说：“实在对不住，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睡沉了。”
杜聿明微笑着答：“没关系。是我看你睡得很好，所以没有叫你。”
阮静秋暗自庆幸他没打算就昨晚她的胡言乱语刨根问底。收拾完被褥及行军床，她正要带着空瓶子离开房间，杜聿明又叫住她道：“我知道是你给致礼写了信，托她打听伯溶弟妹的事情。”
她原本也没指望这事能瞒得住他。她停下来，转过身问他：“你会告诉建楚吗？”
杜聿明又笑了：“如果你不希望我这样做，我可以暂且不告诉他。但他不是傻子，不见得猜不出这其中的缘由。我理解你的好意，只是，我还是昨晚那句话——你或许应该问问他究竟是怎样想的。”
阮静秋反问道：“假如这是对他最好的选择呢？”
杜聿明默然片刻，收起了脸上的笑意。半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能替他判断选择的好与坏，我只知道，你这样对他很不公平。”
他说完这句话，就率先从房间里走了出去。阮静秋僵立在原地，忽然感到了一阵毛骨悚然；当年她曾经最为廖耀湘对待她的平等与尊重而感动，因为他从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代她做出任何选择，也不会像杜聿明或邱清泉曾无意识表露的那样，试图以一个年长者的、经验主义的视角告诉她某一种决定才是最优解。而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固然是为他考量的，却也如杜聿明所说的那样，不仅没有考量他的感受，更把伴侣之间的平等与尊重抛在了脑后。
时节转眼春暖花开，但她仍没有想明白该怎样处理和廖耀湘的关系，也没有找到调离功德林工作的合理借口，只有继续和他保持距离。此时毕竟离战犯们迎来特赦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能与身在美国的家人取得联络，已经是一项可喜的进展，意味着他至少比别人多拥有一个选择。与此同时，姚伦所长私下里和管理人员们开了一场小型的通气会，向大家告知，位于昌平的新监舍的建设进度随着全国上下“赶英超美”的劲头也一并加快了许多，假如顺利的话，学员们在今年秋天就能搬到那里居住，到时除少量人手留在功德林用于照料个别身体较差的学员以外，其余人马也要一并迁过去。
据了解内情的同事们介绍，昌平那里地方宽敞、环境清幽，各方面生活条件都比功德林好上太多。搬去了那里，大伙就再也不用成天看着这一圈高墙和八角楼犯愁。阮静秋坐在最后一排昏昏欲睡，一番话听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手里貌似做着笔记，实则和鬼画符相差不离。一旁的张主任发觉她正小鸡啄米，抬肘悄悄戳她：“所长讲话你也敢睡？”
阮静秋惊醒过来，连忙正襟危坐，同时对他耳语：“春困夏乏秋无力——冬天正好眠，一年四季哪有不适合睡觉的时候呢。”
张主任恨铁不成钢地：“一天到晚就你的觉多，上班要睡下班也要睡。你是多大年纪的人了？这样下去，看谁还敢给你介绍对象！”
阮静秋笑嘻嘻地和他打马虎眼道：“要什么对象？在主任你的正确领导之下，我已经嫁给工作了嘛！”
正在她讲小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台上的姚所长忽然点了她的名字：“阮静秋同志。”
这语气和场景简直与高中晚自习开小差被班主任当场抓包一模一样，她吓了一跳，急忙站起身，高声应是，等着来自最高领导的一阵狂风骤雨。
但姚所长只是向她指了指门外：“有人找你。”
在此之前，这些外头来的干部们无一例外都是找学员们询问情况的，因此直到在会客室的长桌对面落座，阮静秋也仍习惯性地望向屋门，总觉得有哪位学员会忽然出现在那里。但她对面的两位干部则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凝聚在她的身上，这两双目光尖锐、犀利并充满审视的意味，几乎让她立时打了个寒噤——不对呀，现在才是一九五八年，明明离那场风暴还有整整八年时间呀？他们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眼神、作出这样的态度，让她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将要被推上刑架的罪犯？
两位干部各持有一份厚厚的材料，上头似乎是她从陈官庄以来的个人履历。其中一人先是详细地询问她到四纵和三野司令部以后的工作经历，另一人又接着时间线以同样事无巨细的方式将她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内容问了个遍。阮静秋虽然不解他们的意图，但十分小心谨慎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期间脑袋疯狂运转，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措辞都慎之又慎，唯恐被他们察觉其中有所隐瞒，继而将杜聿明和廖耀湘都牵涉进来。好在，对于过去的这些工作经历，他们虽然询问得仔细，但并没有事事深挖，而只是将她的回答一字不漏地全都记录了下来。然而，正在她已讲完了之前所有的事情，打算松一口气的时候，一名干部忽然问她：“在你工作期间，军事学院是不是照搬了苏联的课程体系和训练方法？学员们有没有对此提出过意见？”
阮静秋一惊——建国初期，几乎所有事都是从零开始，军事学院固然有各方人才，但也不能立刻凭空变出教材和教学方法，学习苏联是唯一的、必然的选择。更不要说，朝鲜战争以来，国内的军事工业以及其他许多重工业的建设发展也确实来自于苏联的援助。从这个角度来说，回答“是”，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答案。但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明显因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波匈事件更为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前景不明的阴影。尽管并不太了解这其中更复杂的政治分歧，她也能感觉得出对方此刻的询问绝非出于善意，假如直截了当地作出肯定的回答，她极有可能惹祸上身。快速思考一番后，她迂回而婉转地答道：“作为医务室的工作人员，我主要承担一些卫生保健工作，不太清楚学院具体的课程和训练情况。在我看来，军事学院始终是由我们自己的组织领导、由我们自己的干部牵头筹办的地方，与其说是照搬了什么模式方法，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博采众长、力求发展。至于学员们有没有意见，我也不很了解。在我任职期间，军事学院的学员大部分是营连一级的干部，大家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小的磕碰压根不会到医务室来，只有稍重一些的擦伤摔伤才会找到我们负责简单处理，再视情况送到市里的医院去做检查。”
另一位干部听完她的回答，忽然猛拍了一下桌面：“你老实回答，不要拐弯抹角、窝藏包庇！究竟是所谓博采众长，还是生搬硬套、机械学习、大搞教条主义，想好了再说！”
阮静秋大感莫名，反问道：“教条主义？你说军事学院搞教条主义？武器装备是苏联引进来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我们自己又没有，借鉴苏联的一些东西不是正常的吗？再说，军事学院开办到现在，成绩有目共睹，这怎么能叫做教条主义？”
那个干部一下就站了起来：“那我就告诉你，军事学院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这是方针路线问题！”
这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混淆、盲目以部分取代整体的观点，阮静秋已在之前见识过很多回，无非就是一些人认为一件事总体是好的，只不过期间存在一些问题或错误，及时纠正就是了；而另一些人则由这些问题发散开来，坚持认为这件事全部都已经坏了，必须彻底消灭或连根拔起。她正要就此和对方进行一番哲学辩论，另一位干部挥挥手，先是示意他的同事坐下，而后又转向她说：“我们暂且搁置这一件争论，先谈一谈另一个问题。”
阮静秋压着火气问：“什么问题？”
那位干部貌似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想听一听你在三野工作期间，对当时野司首长的工作风格的一些看法。请你先说一说，当时首长对上级命令是怎样实施执行的？”
这问题更让阮静秋摸不着头脑了，毕竟她在三野工作的时间不算长，在野司又只是一个普通医生，哪有什么机会经常了解首长们的工作风格。她勉强答道：“我不清楚。上级有命令，首长肯定严格执行呀。”
那位干部又问：“全部都严格执行吗？期间有没有出现过越级擅权、私自调动、搞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情况？”
仿佛有一声惊雷轰隆在耳边炸开，阮静秋在雷声中后知后觉地明白了这番谈话的根本来由；关于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的一系列疑问直指时任院长刘伯承，而三野的这一串“个人主义”的问题则明显针对粟裕而来，自己这个平平无奇的小医生之所以能得这两位干部的特别讯问，正是因为她此前的两个单位恰巧归属于这两位首长的直接领导。时下刘伯承已从军事学院卸任，长年居住在上海养病，粟裕则肩负着总参工作的重担，她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找他们的麻烦，且为了找他们的麻烦，竟连自己这样的一个小角色也紧抓不放。换作十年前，她准会像面对滕骥那样，对这样不公的评价拍案而起，愤怒地痛斥一番这些人无凭无据造谣污蔑的恶劣行径；但她毕竟已经快三十六岁了，就算对面坐着的人大概率不会像滕骥那样因她的反驳而送上一套大刑伺候，她也知道争吵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会为老首长们多添一条“山头主义”的罪名。
她深吸了一口气，双手紧紧地攥住衣服下摆，努力克制住满心的怒火，答道：“没有。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对面的干部则微笑着反问：“你为什么这么确定？你刚才说对首长的工作风格并不了解，怎么能肯定他没有出现过这类问题？”
阮静秋冷冷道：“因为我相信组织。组织上既然任命了野司首长，必然已经经过仔细的考量与审查。如果三野存在你们提到的这些问题，为什么组织上当时没有作出调整？为什么仍然支持野司首长指挥部队渡江，以及随后解放宁沪杭、舟山群岛？”
两个干部交头接耳一阵——他们当然也可以用“此一时彼一时”之类的话反驳她，但他们显然又都不想在对方那里落下“对组织决定指手画脚”的话柄。他们没有正面回答她的反问，也没有再追问下去，而是将一沓纸张和一支笔递给她，要求她就刘伯承和粟裕的问题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检举揭发他们的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错误。在第一个版本中，她尽力为老首长们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辩护，试图在报告中竭力澄清他们并没有被指控的这些问题，但很快被两个干部驳回；她又写第二版、第三版，语气更加委婉，态度更加谦卑，甚至也按干部们要求的那样认可了这些指控确有其存在意义和积极作用，但只要她不肯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刘伯承和粟裕有问题、有过失，干部们就不肯通过她的报告，一遍一遍地打回让她重写。
时候已经入夜，自打被他们叫来问话，她午饭没吃、晚饭没吃，只平白攒了一肚子怒气，还被迫写了五六七八份大差不离的报告，此时非但感觉肚腹隐隐绞痛，更觉得头晕目眩，握不住笔也写不出字了。她向两个干部请求：“我身体不舒服，需要看医生。能不能改天再写？”
两个干部却说：“你自己就是医生，不需要找人来看。要吃什么药，我们可以命人去取，报告必须今晚写完。”
阮静秋别无他法，只得勉强拾起笔杆，忍着胃里翻涌的酸水勉强又写了几个字。正在她眼前一阵阵发黑，几乎快要栽倒在桌上的时候，有人敲响了会客室的门。一个干部起身去开门，张主任探进头来，赔着笑脸对两人说：“我来临时借用一下阮医生。我们有位学员扭伤了筋骨，只有阮医生家传的办法最有效。”
干部们说：“扭伤了就送去医院，我们找阮医生还有事谈。”
张主任客气地一再说情道：“不是我不配合，是医院门诊已经下班了，急诊大夫可不一定有阮医生这样好的手艺，要是耽误了治疗，致使学员身体留下残疾，罗部长再追问下来，到时你们和我们都不好解释。只消做一会儿治疗，阮医生就能回来。”
干部们不见得有多在乎学员们的身体健康，但显然不想由此招来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责问。又是一番交头接耳后，他们同意道：“最多半个小时。”
功德林的高墙之外有一片新建的小平房，通常是管理人员及其家属的临时宿舍。张主任扶着阮静秋走进他那间屋，把装有清粥小菜的饭盒和一只烤红薯都摆到她面前。他叹着气说：“所长有他的苦衷。我也说不清具体的情况，只知道他是晋察冀出来的，现在正逢他的老首长和你的老首长‘唱对台戏’，这时候不好明里为你出头。无论怎样，你先吃一顿饱饭，休息一会儿再去和他们说，要你讲什么、写什么，按他们说的做就是了。胳膊总拧不过大腿的嘛！”
阮静秋腹中空空，但看着桌上的食物，胃里的酸水却翻涌得她更加反胃难受，只吃进去两口粥就摇头说饱了。张主任出门去给她打水，她木然地坐着，望着窗外高悬的月亮，心中越发担忧，不知今晚过后，粟裕和楚青夫妇俩将面临什么，人在病中的刘伯承听闻这一番莫须有的指责又该多么悲凉痛楚。她并没和这两位首长有什么私交，若说在济南和南京先后见到杜聿明和廖耀湘是承了他们俩的情，但那对他们来说也只是工作范围内的合理安排，并不是违反原则的特别关照。写一篇胡言乱语的报告当然可以使她轻松过关，可想到这份报告将会被用来罗织罪名、编造诬陷，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自己。
她吞了几粒药片，又揉揉肚腹，感觉方才的绞痛似乎缓解了一些。张主任此时还没有回来，她踌躇片刻，最终作出决定——留下一张字条，悄悄溜出了门。
杜聿明微笑着答：“没关系。是我看你睡得很好，所以没有叫你。”
阮静秋暗自庆幸他没打算就昨晚她的胡言乱语刨根问底。收拾完被褥及行军床，她正要带着空瓶子离开房间，杜聿明又叫住她道：“我知道是你给致礼写了信，托她打听伯溶弟妹的事情。”
她原本也没指望这事能瞒得住他。她停下来，转过身问他：“你会告诉建楚吗？”
杜聿明又笑了：“如果你不希望我这样做，我可以暂且不告诉他。但他不是傻子，不见得猜不出这其中的缘由。我理解你的好意，只是，我还是昨晚那句话——你或许应该问问他究竟是怎样想的。”
阮静秋反问道：“假如这是对他最好的选择呢？”
杜聿明默然片刻，收起了脸上的笑意。半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能替他判断选择的好与坏，我只知道，你这样对他很不公平。”
他说完这句话，就率先从房间里走了出去。阮静秋僵立在原地，忽然感到了一阵毛骨悚然；当年她曾经最为廖耀湘对待她的平等与尊重而感动，因为他从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代她做出任何选择，也不会像杜聿明或邱清泉曾无意识表露的那样，试图以一个年长者的、经验主义的视角告诉她某一种决定才是最优解。而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固然是为他考量的，却也如杜聿明所说的那样，不仅没有考量他的感受，更把伴侣之间的平等与尊重抛在了脑后。
时节转眼春暖花开，但她仍没有想明白该怎样处理和廖耀湘的关系，也没有找到调离功德林工作的合理借口，只有继续和他保持距离。此时毕竟离战犯们迎来特赦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能与身在美国的家人取得联络，已经是一项可喜的进展，意味着他至少比别人多拥有一个选择。与此同时，姚伦所长私下里和管理人员们开了一场小型的通气会，向大家告知，位于昌平的新监舍的建设进度随着全国上下“赶英超美”的劲头也一并加快了许多，假如顺利的话，学员们在今年秋天就能搬到那里居住，到时除少量人手留在功德林用于照料个别身体较差的学员以外，其余人马也要一并迁过去。
据了解内情的同事们介绍，昌平那里地方宽敞、环境清幽，各方面生活条件都比功德林好上太多。搬去了那里，大伙就再也不用成天看着这一圈高墙和八角楼犯愁。阮静秋坐在最后一排昏昏欲睡，一番话听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手里貌似做着笔记，实则和鬼画符相差不离。一旁的张主任发觉她正小鸡啄米，抬肘悄悄戳她：“所长讲话你也敢睡？”
阮静秋惊醒过来，连忙正襟危坐，同时对他耳语：“春困夏乏秋无力——冬天正好眠，一年四季哪有不适合睡觉的时候呢。”
张主任恨铁不成钢地：“一天到晚就你的觉多，上班要睡下班也要睡。你是多大年纪的人了？这样下去，看谁还敢给你介绍对象！”
阮静秋笑嘻嘻地和他打马虎眼道：“要什么对象？在主任你的正确领导之下，我已经嫁给工作了嘛！”
正在她讲小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台上的姚所长忽然点了她的名字：“阮静秋同志。”
这语气和场景简直与高中晚自习开小差被班主任当场抓包一模一样，她吓了一跳，急忙站起身，高声应是，等着来自最高领导的一阵狂风骤雨。
但姚所长只是向她指了指门外：“有人找你。”
在此之前，这些外头来的干部们无一例外都是找学员们询问情况的，因此直到在会客室的长桌对面落座，阮静秋也仍习惯性地望向屋门，总觉得有哪位学员会忽然出现在那里。但她对面的两位干部则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凝聚在她的身上，这两双目光尖锐、犀利并充满审视的意味，几乎让她立时打了个寒噤——不对呀，现在才是一九五八年，明明离那场风暴还有整整八年时间呀？他们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眼神、作出这样的态度，让她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将要被推上刑架的罪犯？
两位干部各持有一份厚厚的材料，上头似乎是她从陈官庄以来的个人履历。其中一人先是详细地询问她到四纵和三野司令部以后的工作经历，另一人又接着时间线以同样事无巨细的方式将她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内容问了个遍。阮静秋虽然不解他们的意图，但十分小心谨慎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期间脑袋疯狂运转，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措辞都慎之又慎，唯恐被他们察觉其中有所隐瞒，继而将杜聿明和廖耀湘都牵涉进来。好在，对于过去的这些工作经历，他们虽然询问得仔细，但并没有事事深挖，而只是将她的回答一字不漏地全都记录了下来。然而，正在她已讲完了之前所有的事情，打算松一口气的时候，一名干部忽然问她：“在你工作期间，军事学院是不是照搬了苏联的课程体系和训练方法？学员们有没有对此提出过意见？”
阮静秋一惊——建国初期，几乎所有事都是从零开始，军事学院固然有各方人才，但也不能立刻凭空变出教材和教学方法，学习苏联是唯一的、必然的选择。更不要说，朝鲜战争以来，国内的军事工业以及其他许多重工业的建设发展也确实来自于苏联的援助。从这个角度来说，回答“是”，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答案。但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明显因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波匈事件更为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前景不明的阴影。尽管并不太了解这其中更复杂的政治分歧，她也能感觉得出对方此刻的询问绝非出于善意，假如直截了当地作出肯定的回答，她极有可能惹祸上身。快速思考一番后，她迂回而婉转地答道：“作为医务室的工作人员，我主要承担一些卫生保健工作，不太清楚学院具体的课程和训练情况。在我看来，军事学院始终是由我们自己的组织领导、由我们自己的干部牵头筹办的地方，与其说是照搬了什么模式方法，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博采众长、力求发展。至于学员们有没有意见，我也不很了解。在我任职期间，军事学院的学员大部分是营连一级的干部，大家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小的磕碰压根不会到医务室来，只有稍重一些的擦伤摔伤才会找到我们负责简单处理，再视情况送到市里的医院去做检查。”
另一位干部听完她的回答，忽然猛拍了一下桌面：“你老实回答，不要拐弯抹角、窝藏包庇！究竟是所谓博采众长，还是生搬硬套、机械学习、大搞教条主义，想好了再说！”
阮静秋大感莫名，反问道：“教条主义？你说军事学院搞教条主义？武器装备是苏联引进来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我们自己又没有，借鉴苏联的一些东西不是正常的吗？再说，军事学院开办到现在，成绩有目共睹，这怎么能叫做教条主义？”
那个干部一下就站了起来：“那我就告诉你，军事学院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这是方针路线问题！”
这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混淆、盲目以部分取代整体的观点，阮静秋已在之前见识过很多回，无非就是一些人认为一件事总体是好的，只不过期间存在一些问题或错误，及时纠正就是了；而另一些人则由这些问题发散开来，坚持认为这件事全部都已经坏了，必须彻底消灭或连根拔起。她正要就此和对方进行一番哲学辩论，另一位干部挥挥手，先是示意他的同事坐下，而后又转向她说：“我们暂且搁置这一件争论，先谈一谈另一个问题。”
阮静秋压着火气问：“什么问题？”
那位干部貌似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想听一听你在三野工作期间，对当时野司首长的工作风格的一些看法。请你先说一说，当时首长对上级命令是怎样实施执行的？”
这问题更让阮静秋摸不着头脑了，毕竟她在三野工作的时间不算长，在野司又只是一个普通医生，哪有什么机会经常了解首长们的工作风格。她勉强答道：“我不清楚。上级有命令，首长肯定严格执行呀。”
那位干部又问：“全部都严格执行吗？期间有没有出现过越级擅权、私自调动、搞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情况？”
仿佛有一声惊雷轰隆在耳边炸开，阮静秋在雷声中后知后觉地明白了这番谈话的根本来由；关于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的一系列疑问直指时任院长刘伯承，而三野的这一串“个人主义”的问题则明显针对粟裕而来，自己这个平平无奇的小医生之所以能得这两位干部的特别讯问，正是因为她此前的两个单位恰巧归属于这两位首长的直接领导。时下刘伯承已从军事学院卸任，长年居住在上海养病，粟裕则肩负着总参工作的重担，她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找他们的麻烦，且为了找他们的麻烦，竟连自己这样的一个小角色也紧抓不放。换作十年前，她准会像面对滕骥那样，对这样不公的评价拍案而起，愤怒地痛斥一番这些人无凭无据造谣污蔑的恶劣行径；但她毕竟已经快三十六岁了，就算对面坐着的人大概率不会像滕骥那样因她的反驳而送上一套大刑伺候，她也知道争吵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会为老首长们多添一条“山头主义”的罪名。
她深吸了一口气，双手紧紧地攥住衣服下摆，努力克制住满心的怒火，答道：“没有。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对面的干部则微笑着反问：“你为什么这么确定？你刚才说对首长的工作风格并不了解，怎么能肯定他没有出现过这类问题？”
阮静秋冷冷道：“因为我相信组织。组织上既然任命了野司首长，必然已经经过仔细的考量与审查。如果三野存在你们提到的这些问题，为什么组织上当时没有作出调整？为什么仍然支持野司首长指挥部队渡江，以及随后解放宁沪杭、舟山群岛？”
两个干部交头接耳一阵——他们当然也可以用“此一时彼一时”之类的话反驳她，但他们显然又都不想在对方那里落下“对组织决定指手画脚”的话柄。他们没有正面回答她的反问，也没有再追问下去，而是将一沓纸张和一支笔递给她，要求她就刘伯承和粟裕的问题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检举揭发他们的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错误。在第一个版本中，她尽力为老首长们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辩护，试图在报告中竭力澄清他们并没有被指控的这些问题，但很快被两个干部驳回；她又写第二版、第三版，语气更加委婉，态度更加谦卑，甚至也按干部们要求的那样认可了这些指控确有其存在意义和积极作用，但只要她不肯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刘伯承和粟裕有问题、有过失，干部们就不肯通过她的报告，一遍一遍地打回让她重写。
时候已经入夜，自打被他们叫来问话，她午饭没吃、晚饭没吃，只平白攒了一肚子怒气，还被迫写了五六七八份大差不离的报告，此时非但感觉肚腹隐隐绞痛，更觉得头晕目眩，握不住笔也写不出字了。她向两个干部请求：“我身体不舒服，需要看医生。能不能改天再写？”
两个干部却说：“你自己就是医生，不需要找人来看。要吃什么药，我们可以命人去取，报告必须今晚写完。”
阮静秋别无他法，只得勉强拾起笔杆，忍着胃里翻涌的酸水勉强又写了几个字。正在她眼前一阵阵发黑，几乎快要栽倒在桌上的时候，有人敲响了会客室的门。一个干部起身去开门，张主任探进头来，赔着笑脸对两人说：“我来临时借用一下阮医生。我们有位学员扭伤了筋骨，只有阮医生家传的办法最有效。”
干部们说：“扭伤了就送去医院，我们找阮医生还有事谈。”
张主任客气地一再说情道：“不是我不配合，是医院门诊已经下班了，急诊大夫可不一定有阮医生这样好的手艺，要是耽误了治疗，致使学员身体留下残疾，罗部长再追问下来，到时你们和我们都不好解释。只消做一会儿治疗，阮医生就能回来。”
干部们不见得有多在乎学员们的身体健康，但显然不想由此招来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责问。又是一番交头接耳后，他们同意道：“最多半个小时。”
功德林的高墙之外有一片新建的小平房，通常是管理人员及其家属的临时宿舍。张主任扶着阮静秋走进他那间屋，把装有清粥小菜的饭盒和一只烤红薯都摆到她面前。他叹着气说：“所长有他的苦衷。我也说不清具体的情况，只知道他是晋察冀出来的，现在正逢他的老首长和你的老首长‘唱对台戏’，这时候不好明里为你出头。无论怎样，你先吃一顿饱饭，休息一会儿再去和他们说，要你讲什么、写什么，按他们说的做就是了。胳膊总拧不过大腿的嘛！”
阮静秋腹中空空，但看着桌上的食物，胃里的酸水却翻涌得她更加反胃难受，只吃进去两口粥就摇头说饱了。张主任出门去给她打水，她木然地坐着，望着窗外高悬的月亮，心中越发担忧，不知今晚过后，粟裕和楚青夫妇俩将面临什么，人在病中的刘伯承听闻这一番莫须有的指责又该多么悲凉痛楚。她并没和这两位首长有什么私交，若说在济南和南京先后见到杜聿明和廖耀湘是承了他们俩的情，但那对他们来说也只是工作范围内的合理安排，并不是违反原则的特别关照。写一篇胡言乱语的报告当然可以使她轻松过关，可想到这份报告将会被用来罗织罪名、编造诬陷，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自己。
她吞了几粒药片，又揉揉肚腹，感觉方才的绞痛似乎缓解了一些。张主任此时还没有回来，她踌躇片刻，最终作出决定——留下一张字条，悄悄溜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