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下）
她知道此时溜号意味着事后要面临更加严厉的审讯和处分，张主任和姚所长可能也将受到牵连，但她认为现在更重要的是立刻将消息传给粟裕与楚青，好让他们能提前有些准备。至于那些处分之类的，她已经想好要大包大揽、一力承担，到时就说是自己偷偷溜了，张主任并不知情，那些干部应当不至于太为难他。粟楚夫妇俩如今住在雨儿胡同三十三号的四合院里，从功德林过去有整整四公里路。此时路上已经没有电车，且她身穿制服，也不好搭乘人力三轮。进了德胜门往东南方向，从什刹海的这头到那头，她一心想着快些传到消息，一路快走兼小跑，不到一个钟头已呼哧呼哧地站在了院门外。
门口值班的警卫员是个生面孔，他说首长已经休息了，无论如何不放她进去。她指着手表告诉他还不到睡觉时间，又再三说有重要事情汇报请他去传达，他还是不肯通融。阮静秋郁闷又无助地思索着，看来这阵子因冤假错案来找老首长求助的人不少，又兼她这身纯白的五五式警服不带有警衔，对方多半将她视作了又一个来登门求情的对象。在眼下这样微妙的时局里，他如此谨慎可称得上尽忠职守，但对她来说，这无异于一腔热血泼在了一块冷冰冰的石头上。雨儿胡同里还住着不少要员，例如与三十三号院有一条走廊相连的三十一号院里居住的就是四野出身的那位罗帅，在这里大喊大叫更是行不通。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办法能说服警卫员放她进门，正打算借纸笔给楚青写封书信的时候，从胡同口开过来一辆汽车，警卫员上前询问时，后排乘客降下了车窗，阮静秋庆幸自己眼睛还算尖，借着门前的灯光看见他穿着一身海军常服，佩戴大将肩章。就算她不认得这张脸，却不可能不知道时下全军只有唯一一位海军大将，于是快步上前，连声说：“首长、首长！我是三野出来的，我有要紧的事向粟总汇报！我叫阮静秋——”
警卫员正要把她拉开，车里的萧劲光作了个手势，制止了他。他微笑着向她一点头：“好，我替你去和他说一声。”
院门打开了，车子开进去后又紧紧关上。细密的小雨丝一样落下来，阮静秋和警卫员小伙子一齐站在门前小小的屋檐下，大眼瞪着小眼。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先是萧劲光的车子从院里出来，紧接着，楚青撑着雨伞从平房里匆匆跑出，一把拉住了她的手。她明明比阮静秋还小一岁，此时看上去却憔悴又疲倦，眼中摞着一层一层的血丝。她近乎哽咽着，摇晃着她的手说道：“你怎么来了！”
警卫员小伙子没想到楚青会专程出来接她，惊愕地瞪大眼睛，吞吞吐吐地解释道：“对不起，首长！我不知道，我以为她是——”
阮静秋方才见到萧劲光露面，已经感到事情很不寻常；再一看楚青脸色不好，就立刻意识到，这场风波于他们来说恐怕已经开始了。她早已等得心急如焚，此刻一秒钟也不想再浪费，当即打断了警卫员小伙子的话：“不关你的事，这是你的职责。”又转向楚青道：“我看见萧司令员到家里来，就猜到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粟总怎么样了？”
楚青红着眼眶，摇摇头道：“还好、还好。快进来，咱们还是到屋里说。”
一家人住在四合院中的几间平房内，孩子们已被早早打发去各自屋里歇息，楚青迎她到客厅落座后低声说，军委的会议已经开了几天，且粟裕确实对会上所提出的种种批评和那些硬要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毫无准备。虽然也有人为他开口说情，但会上的氛围已经与民主讨论相去甚远，这意味着他根本没法反驳这些指控，只有硬着头皮为一堆莫须有的事写检讨才能过关。他以大半生积累的睿智与果决纵横沙场，接手总参以来又一心扑在军事工作上，头脑里自然没有多大地方用于储存政治嗅觉，更说不清究竟哪些工作流程出了问题，不知不觉间又得罪了哪些领导，这份检讨写得他很是心力交瘁。她又叹息：“自打开了这个会，往日的同事、战友好像全都‘销声匿迹’了。除了萧司令员每日会后都来家里小坐，你是第二个肯登门拜访的人。”
阮静秋忧虑道：“这样看来，应该还有许多三野的老同志遇到了和我一样的情况。别说粟总写不来这莫须有的检讨，我被他们摁在桌前一遍一遍写所谓批评检举材料的时候，也觉得气不打一处来，只恨自己年纪大了，没力气和他们拍桌子吵个痛快。到底是谁、要为什么事批他、斗他？既然讲究实事求是、民主讨论，强迫人写检讨又算什么道理？”
楚青自然不能再对她透露更多会议的细节——也确实来不及透露，她正要回答的时候，书房里忽然传来了噼里啪啦一阵响。两人急忙推门进去察看，粟裕正俯身捡拾着地下的碎瓷片，闻声转头向她们望了过来，微笑着说：“不要紧，只是一不当心，把茶杯摔碎了。”
他边说着话边站起身，哪知竟忽然站不稳似的，摇晃着要栽倒下去，手里刚捡起的碎片又掉下了地。刚才开门看到他脸色红得很异常，阮静秋就在心里大呼不妙，好在经过这些年历练及实操，她的针灸技术长进了许多，不必再因为要往首长身上下针而感到格外畏惧。她连忙协助楚青安顿他躺下，配合家里常用的降压药，又辅以针刺四神聪、合谷、曲池和风池等几处穴位，再加上耳尖放血等一番周折之后，他的脸色才终于和缓了些，血压也回落了一点。在她诊治期间，楚青默默收拾了一地的狼藉，而后站在一旁，眼泪无声地掉下来。粟裕似乎感觉到什么，半睁着眼睛看向她，又挣扎了一下，想要坐起身。
阮静秋忙劝他：“首长，血压好不容易才降了，现在还是躺着说话比较好。”
粟裕没再坚持，只是伸手指向床对面的书桌。楚青擦去眼泪，将桌上的纸笔递给他，叹道：“检讨没有写完，明早开会还要念呢。”
他这年也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白了不少，加之连日操劳烦闷，此时看上去眼窝深陷、满面倦容。阮静秋站在一旁，见他眯着眼睛、皱着眉头，费力地在纸上书写，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明白这些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怎么会比几十万人之间的战争还要复杂和艰难，不过几个纸面上的字眼、口头上的说辞，就能轻易将一位身经百战而屹立不倒的将军折磨到如此地步。再一想，他们这些元帅、大将尚且如此，日后若有人盯上了廖耀湘，有意如此“整治”他的话，他更是一点还手之力也无。她正满心酸涩又心惊胆战，粟裕勉强写了几行字后，又转头冲她笑了笑：“小阮医生，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呀。”
阮静秋醒过神，忙道：“这都是我的分内事，万万不敢称作‘人情’。”
粟裕仍微笑着说：“不单是为了这一件。你今晚到家里来是冒了风险的，只冲这一点，我也应当谢谢你。”
阮静秋望了一眼楚青，说道：“国家大事是很重要，可对于家人来说，首长的身体健康和国家大事一样重要。就算是为家人着想，首长也应当顾及自己的身体。血压暂时控制住了，但明早最好还是去趟医院。”
粟楚夫妇俩对望一眼，齐齐向她点了点头。
既然他明天还要继续去开会，阮静秋自觉不便再打扰，寒暄几句后便道告辞。临走前，她悄悄问楚青：“刘帅来开会了没有？我听问话的那些人的意思，他头上的‘帽子’并不比粟总的轻，这几年他没有在军事学院实际主持工作，可还是有人要把责任归咎到他头上。他身体一直不好，要是这样连续开会、写检讨，恐怕支持不住呀。”
楚青摇摇头说：“我和荣华大姐有阵子没联络了。他暂时还没有露面，但会上的气氛不好，我想他们迟早要从上海过来。”
走出雨儿胡同不远，阮静秋正巧在东不压桥胡同上遇见了一位即将下班回家的三轮车师傅。她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招手拦下车子，但想来想去，却没有让师傅载她回功德林，而是直奔正南方向的火车站。此时那座高大富丽的北京站还未建成，老火车站坐落于后世前门东大街的铁道博物馆处，候车室地方狭小，许多人为赶第二天的早班车，提前一夜就到门前打地铺。阮静秋去二十四小时值班的售票窗口询问，得知最早一班往上海的火车要转天清晨才能开出。她知道上海有几位三野的老领导，刘伯承夫妇也居住在那里，但也知道这场风波既然已经开始，自己去了也没有多大作用。时间此时已过了零点，一日一夜奔波下来，她早已经筋疲力尽，本想着找个角落坐下歇息片刻，顺带考虑清楚接下来的事情，哪知道脑袋一歪，竟就这么一觉睡了过去。
“同志、同志？”
大约睡过四五个钟头，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她忽然听见耳边有人呼唤，这才猛然惊醒过来，发觉自己正坐在火车站外某根立柱下，脑袋紧紧挨着墙壁。巡警见她醒了，问道：“同志，你找谁？需要帮忙吗？”
阮静秋连忙起身，摆着手编了个理由：“不找谁，不用帮忙。我来接人，可是看错了时间，就坐在地上打了个盹。”
巡警没再追问她的说辞，只是委婉地提醒在公共场合要注意衣着形象。阮静秋看着身上的制服叹气，只得摘下帽子抱在怀里遮挡住胸章。溜出来整整一夜，恐怕功德林此时已经闹翻天了，方才被人推醒的时候，她差点以为自己上了通缉令，巡警们因此前来捉拿她。无论怎样，她还是要回去面对那两位干部，也要想个万全的办法好顺利过关。正思忖着，站内传来播报：一班从上海开来的列车刚刚抵达。
她与出站的乘客一同往外走，冷不丁在人群另一头看见了几张熟悉的面孔。连身旁的几名警卫员在内，这一群人所走的是要客通道，平时不对普通乘客开放；即使他们都身着便装，身姿气质也极有军人的风范。更重要的是，这几位都是她曾在三野司令部见过的纵队首长，亦是粟裕当年的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建国后，三人都在南方任职，叶飞如今是福建的主要领导，王必成和陶勇则分管上海警备区和海军东海舰队。军委会议仍在持续，粟裕的检讨还没有过关，他手下的三员大将在这个时候一齐从南方北上进京，傻子也看得出是为什么而来。
叶、王二人她说不上话，只有挤出人群去追走在最后的陶勇，先是喊：“首长、首长！”怕他听不清楚，又唤：“陶司令员！”
一行三人都停下脚步，回头望了过来。陶勇原本肃着脸色，看见是她，愣了一秒后大笑起来：“我说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这不是会唱歌的阮医生嘛！”语罢向叶飞和王必成一招手：“你们先走，我和老朋友说几句话。”
阮静秋戴好帽子，抻平衬衫，向他立正敬礼。陶勇笑着感叹：“我看这身公安的衣服你穿着很合适。有年头不见了，我至少应该请你吃顿饭唠唠家常，可是稍后还有件要紧的工作等着办。这样，我写个字据给你，这顿饭先欠着，行不行？”
阮静秋忙说：“我知道首长来北京是有事忙，我长话短说。”语罢近前一步，低声道：“昨天有人找到我，要我写材料检举揭发粟总。我趁他们不注意溜了出来，昨晚去家里看了看。”
陶勇果然又拧起了眉头：“他怎么样？”
阮静秋发愁地：“勉强还能支持，可也只是‘勉强’。那些人硬要我在材料里检举没有的事，我实在写不来，眼下能躲一时算一时，能拖一刻算一刻，可能做的也就这些而已，除了干着急，别的什么也帮不上。首长，我知道，按规定我不能问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事来的北京，也不能问有没有人找过你们，同样让你们检举揭发他。可是——可是，我从心里觉得这事不对，我在三野所看到的粟总绝不是他们口中那样的人，如果是，你们当年怎么会愿意跟着他呢？三野又怎么可能打那么多胜仗呢？所以，能不能请你们在这件事上为他说几句话？哪怕、哪怕不偏不倚地讲几句实情也好！”
陶勇闻言感叹：“粟总当年说得没有错，你是个好同志呀。”又拍一拍她的肩：“你放心，他的事有我们想办法。倒是你，这样躲出来算怎么回事？难道你还能藏起来不见人吗？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再有人拿粟总的事为难你，我找你们罗部长去说！”
阮静秋可不想他为这点小事再和罗瑞卿闹出矛盾，只得如实告诉他自己现在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医生，并安抚他说这就要回去作检讨。虚假的材料她不可能写，但也得向上级领导解释清楚。
来接首长们的车子已等了多时，王必成在车里喊他：“老陶，走了！”
陶勇边应着声：“就来、就来！”边从口袋里抽出记事本，竟然真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份字据给她。阮静秋起先连连摆手，他于是皱起眉头说：“这是命令！”她才硬着头皮接下来。陶勇又大笑道：“我是个大老粗，写这几个字已是难于登天啦。小阮医生，你可要收好了这份字据，为了今天你说的话，日后我不光要请你吃饭，还得跟你喝个痛快！”
语罢，他豪迈地挥一挥手，大步流星地离她远去。阮静秋小心收起了字条，又向他敬了一个礼，久久凝视着他的背影。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和别离总是匆匆，那时她并不知道，这份字据终究没能兑现，而这也是她和这位老首长最后一次见面。
送别叶、王、陶三位首长，她必须得回功德林去了。首班电车挤满了上海回来的旅客，她被裹在人群当中左摇右晃，觉得脑袋晕晕沉沉，像是有点儿缺氧。走了一站又一站，乘客们大半下车以后，车厢里才总算宽敞了些，她却仍觉得手脚发软，眼前的事物变成了双影，怎么看也看不清楚。忽然，有个人拉住她，指着她惊叫起来：“血！同志，你流血了！”
阮静秋迷迷糊糊地低头看，血正从她裙子里沿着腿往下流，一双白袜子已经全被浸透了。她正迷茫地想着，今天好像不是来例假的日子——转瞬就倒了下去。
门口值班的警卫员是个生面孔，他说首长已经休息了，无论如何不放她进去。她指着手表告诉他还不到睡觉时间，又再三说有重要事情汇报请他去传达，他还是不肯通融。阮静秋郁闷又无助地思索着，看来这阵子因冤假错案来找老首长求助的人不少，又兼她这身纯白的五五式警服不带有警衔，对方多半将她视作了又一个来登门求情的对象。在眼下这样微妙的时局里，他如此谨慎可称得上尽忠职守，但对她来说，这无异于一腔热血泼在了一块冷冰冰的石头上。雨儿胡同里还住着不少要员，例如与三十三号院有一条走廊相连的三十一号院里居住的就是四野出身的那位罗帅，在这里大喊大叫更是行不通。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办法能说服警卫员放她进门，正打算借纸笔给楚青写封书信的时候，从胡同口开过来一辆汽车，警卫员上前询问时，后排乘客降下了车窗，阮静秋庆幸自己眼睛还算尖，借着门前的灯光看见他穿着一身海军常服，佩戴大将肩章。就算她不认得这张脸，却不可能不知道时下全军只有唯一一位海军大将，于是快步上前，连声说：“首长、首长！我是三野出来的，我有要紧的事向粟总汇报！我叫阮静秋——”
警卫员正要把她拉开，车里的萧劲光作了个手势，制止了他。他微笑着向她一点头：“好，我替你去和他说一声。”
院门打开了，车子开进去后又紧紧关上。细密的小雨丝一样落下来，阮静秋和警卫员小伙子一齐站在门前小小的屋檐下，大眼瞪着小眼。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先是萧劲光的车子从院里出来，紧接着，楚青撑着雨伞从平房里匆匆跑出，一把拉住了她的手。她明明比阮静秋还小一岁，此时看上去却憔悴又疲倦，眼中摞着一层一层的血丝。她近乎哽咽着，摇晃着她的手说道：“你怎么来了！”
警卫员小伙子没想到楚青会专程出来接她，惊愕地瞪大眼睛，吞吞吐吐地解释道：“对不起，首长！我不知道，我以为她是——”
阮静秋方才见到萧劲光露面，已经感到事情很不寻常；再一看楚青脸色不好，就立刻意识到，这场风波于他们来说恐怕已经开始了。她早已等得心急如焚，此刻一秒钟也不想再浪费，当即打断了警卫员小伙子的话：“不关你的事，这是你的职责。”又转向楚青道：“我看见萧司令员到家里来，就猜到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粟总怎么样了？”
楚青红着眼眶，摇摇头道：“还好、还好。快进来，咱们还是到屋里说。”
一家人住在四合院中的几间平房内，孩子们已被早早打发去各自屋里歇息，楚青迎她到客厅落座后低声说，军委的会议已经开了几天，且粟裕确实对会上所提出的种种批评和那些硬要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毫无准备。虽然也有人为他开口说情，但会上的氛围已经与民主讨论相去甚远，这意味着他根本没法反驳这些指控，只有硬着头皮为一堆莫须有的事写检讨才能过关。他以大半生积累的睿智与果决纵横沙场，接手总参以来又一心扑在军事工作上，头脑里自然没有多大地方用于储存政治嗅觉，更说不清究竟哪些工作流程出了问题，不知不觉间又得罪了哪些领导，这份检讨写得他很是心力交瘁。她又叹息：“自打开了这个会，往日的同事、战友好像全都‘销声匿迹’了。除了萧司令员每日会后都来家里小坐，你是第二个肯登门拜访的人。”
阮静秋忧虑道：“这样看来，应该还有许多三野的老同志遇到了和我一样的情况。别说粟总写不来这莫须有的检讨，我被他们摁在桌前一遍一遍写所谓批评检举材料的时候，也觉得气不打一处来，只恨自己年纪大了，没力气和他们拍桌子吵个痛快。到底是谁、要为什么事批他、斗他？既然讲究实事求是、民主讨论，强迫人写检讨又算什么道理？”
楚青自然不能再对她透露更多会议的细节——也确实来不及透露，她正要回答的时候，书房里忽然传来了噼里啪啦一阵响。两人急忙推门进去察看，粟裕正俯身捡拾着地下的碎瓷片，闻声转头向她们望了过来，微笑着说：“不要紧，只是一不当心，把茶杯摔碎了。”
他边说着话边站起身，哪知竟忽然站不稳似的，摇晃着要栽倒下去，手里刚捡起的碎片又掉下了地。刚才开门看到他脸色红得很异常，阮静秋就在心里大呼不妙，好在经过这些年历练及实操，她的针灸技术长进了许多，不必再因为要往首长身上下针而感到格外畏惧。她连忙协助楚青安顿他躺下，配合家里常用的降压药，又辅以针刺四神聪、合谷、曲池和风池等几处穴位，再加上耳尖放血等一番周折之后，他的脸色才终于和缓了些，血压也回落了一点。在她诊治期间，楚青默默收拾了一地的狼藉，而后站在一旁，眼泪无声地掉下来。粟裕似乎感觉到什么，半睁着眼睛看向她，又挣扎了一下，想要坐起身。
阮静秋忙劝他：“首长，血压好不容易才降了，现在还是躺着说话比较好。”
粟裕没再坚持，只是伸手指向床对面的书桌。楚青擦去眼泪，将桌上的纸笔递给他，叹道：“检讨没有写完，明早开会还要念呢。”
他这年也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白了不少，加之连日操劳烦闷，此时看上去眼窝深陷、满面倦容。阮静秋站在一旁，见他眯着眼睛、皱着眉头，费力地在纸上书写，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明白这些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怎么会比几十万人之间的战争还要复杂和艰难，不过几个纸面上的字眼、口头上的说辞，就能轻易将一位身经百战而屹立不倒的将军折磨到如此地步。再一想，他们这些元帅、大将尚且如此，日后若有人盯上了廖耀湘，有意如此“整治”他的话，他更是一点还手之力也无。她正满心酸涩又心惊胆战，粟裕勉强写了几行字后，又转头冲她笑了笑：“小阮医生，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呀。”
阮静秋醒过神，忙道：“这都是我的分内事，万万不敢称作‘人情’。”
粟裕仍微笑着说：“不单是为了这一件。你今晚到家里来是冒了风险的，只冲这一点，我也应当谢谢你。”
阮静秋望了一眼楚青，说道：“国家大事是很重要，可对于家人来说，首长的身体健康和国家大事一样重要。就算是为家人着想，首长也应当顾及自己的身体。血压暂时控制住了，但明早最好还是去趟医院。”
粟楚夫妇俩对望一眼，齐齐向她点了点头。
既然他明天还要继续去开会，阮静秋自觉不便再打扰，寒暄几句后便道告辞。临走前，她悄悄问楚青：“刘帅来开会了没有？我听问话的那些人的意思，他头上的‘帽子’并不比粟总的轻，这几年他没有在军事学院实际主持工作，可还是有人要把责任归咎到他头上。他身体一直不好，要是这样连续开会、写检讨，恐怕支持不住呀。”
楚青摇摇头说：“我和荣华大姐有阵子没联络了。他暂时还没有露面，但会上的气氛不好，我想他们迟早要从上海过来。”
走出雨儿胡同不远，阮静秋正巧在东不压桥胡同上遇见了一位即将下班回家的三轮车师傅。她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招手拦下车子，但想来想去，却没有让师傅载她回功德林，而是直奔正南方向的火车站。此时那座高大富丽的北京站还未建成，老火车站坐落于后世前门东大街的铁道博物馆处，候车室地方狭小，许多人为赶第二天的早班车，提前一夜就到门前打地铺。阮静秋去二十四小时值班的售票窗口询问，得知最早一班往上海的火车要转天清晨才能开出。她知道上海有几位三野的老领导，刘伯承夫妇也居住在那里，但也知道这场风波既然已经开始，自己去了也没有多大作用。时间此时已过了零点，一日一夜奔波下来，她早已经筋疲力尽，本想着找个角落坐下歇息片刻，顺带考虑清楚接下来的事情，哪知道脑袋一歪，竟就这么一觉睡了过去。
“同志、同志？”
大约睡过四五个钟头，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她忽然听见耳边有人呼唤，这才猛然惊醒过来，发觉自己正坐在火车站外某根立柱下，脑袋紧紧挨着墙壁。巡警见她醒了，问道：“同志，你找谁？需要帮忙吗？”
阮静秋连忙起身，摆着手编了个理由：“不找谁，不用帮忙。我来接人，可是看错了时间，就坐在地上打了个盹。”
巡警没再追问她的说辞，只是委婉地提醒在公共场合要注意衣着形象。阮静秋看着身上的制服叹气，只得摘下帽子抱在怀里遮挡住胸章。溜出来整整一夜，恐怕功德林此时已经闹翻天了，方才被人推醒的时候，她差点以为自己上了通缉令，巡警们因此前来捉拿她。无论怎样，她还是要回去面对那两位干部，也要想个万全的办法好顺利过关。正思忖着，站内传来播报：一班从上海开来的列车刚刚抵达。
她与出站的乘客一同往外走，冷不丁在人群另一头看见了几张熟悉的面孔。连身旁的几名警卫员在内，这一群人所走的是要客通道，平时不对普通乘客开放；即使他们都身着便装，身姿气质也极有军人的风范。更重要的是，这几位都是她曾在三野司令部见过的纵队首长，亦是粟裕当年的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建国后，三人都在南方任职，叶飞如今是福建的主要领导，王必成和陶勇则分管上海警备区和海军东海舰队。军委会议仍在持续，粟裕的检讨还没有过关，他手下的三员大将在这个时候一齐从南方北上进京，傻子也看得出是为什么而来。
叶、王二人她说不上话，只有挤出人群去追走在最后的陶勇，先是喊：“首长、首长！”怕他听不清楚，又唤：“陶司令员！”
一行三人都停下脚步，回头望了过来。陶勇原本肃着脸色，看见是她，愣了一秒后大笑起来：“我说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这不是会唱歌的阮医生嘛！”语罢向叶飞和王必成一招手：“你们先走，我和老朋友说几句话。”
阮静秋戴好帽子，抻平衬衫，向他立正敬礼。陶勇笑着感叹：“我看这身公安的衣服你穿着很合适。有年头不见了，我至少应该请你吃顿饭唠唠家常，可是稍后还有件要紧的工作等着办。这样，我写个字据给你，这顿饭先欠着，行不行？”
阮静秋忙说：“我知道首长来北京是有事忙，我长话短说。”语罢近前一步，低声道：“昨天有人找到我，要我写材料检举揭发粟总。我趁他们不注意溜了出来，昨晚去家里看了看。”
陶勇果然又拧起了眉头：“他怎么样？”
阮静秋发愁地：“勉强还能支持，可也只是‘勉强’。那些人硬要我在材料里检举没有的事，我实在写不来，眼下能躲一时算一时，能拖一刻算一刻，可能做的也就这些而已，除了干着急，别的什么也帮不上。首长，我知道，按规定我不能问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事来的北京，也不能问有没有人找过你们，同样让你们检举揭发他。可是——可是，我从心里觉得这事不对，我在三野所看到的粟总绝不是他们口中那样的人，如果是，你们当年怎么会愿意跟着他呢？三野又怎么可能打那么多胜仗呢？所以，能不能请你们在这件事上为他说几句话？哪怕、哪怕不偏不倚地讲几句实情也好！”
陶勇闻言感叹：“粟总当年说得没有错，你是个好同志呀。”又拍一拍她的肩：“你放心，他的事有我们想办法。倒是你，这样躲出来算怎么回事？难道你还能藏起来不见人吗？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再有人拿粟总的事为难你，我找你们罗部长去说！”
阮静秋可不想他为这点小事再和罗瑞卿闹出矛盾，只得如实告诉他自己现在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医生，并安抚他说这就要回去作检讨。虚假的材料她不可能写，但也得向上级领导解释清楚。
来接首长们的车子已等了多时，王必成在车里喊他：“老陶，走了！”
陶勇边应着声：“就来、就来！”边从口袋里抽出记事本，竟然真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份字据给她。阮静秋起先连连摆手，他于是皱起眉头说：“这是命令！”她才硬着头皮接下来。陶勇又大笑道：“我是个大老粗，写这几个字已是难于登天啦。小阮医生，你可要收好了这份字据，为了今天你说的话，日后我不光要请你吃饭，还得跟你喝个痛快！”
语罢，他豪迈地挥一挥手，大步流星地离她远去。阮静秋小心收起了字条，又向他敬了一个礼，久久凝视着他的背影。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和别离总是匆匆，那时她并不知道，这份字据终究没能兑现，而这也是她和这位老首长最后一次见面。
送别叶、王、陶三位首长，她必须得回功德林去了。首班电车挤满了上海回来的旅客，她被裹在人群当中左摇右晃，觉得脑袋晕晕沉沉，像是有点儿缺氧。走了一站又一站，乘客们大半下车以后，车厢里才总算宽敞了些，她却仍觉得手脚发软，眼前的事物变成了双影，怎么看也看不清楚。忽然，有个人拉住她，指着她惊叫起来：“血！同志，你流血了！”
阮静秋迷迷糊糊地低头看，血正从她裙子里沿着腿往下流，一双白袜子已经全被浸透了。她正迷茫地想着，今天好像不是来例假的日子——转瞬就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