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将挨着果树园的那一排平房腾了出来，听说是要分给功德林特赦出来的同志们。众人对此议论纷纷，此前他们对这个群体的印象只来自于寥寥的文字，没人见过这些头等战犯究竟是什么模样，特赦以后比之从前又有怎样的变化。阮静秋也在搬迁之列，这排平房原本就是大队为城里来的干部们特意建的，她来工作时便被分配到了其中一间。眼下要搬走，但可供选择的住处却并不很多，她听完支部书记逐一详尽的介绍，回答：“我要挨着马棚的那一间。”
书记用纳闷的目光打量她：“别人都争着要热闹的地方，你怎么偏挑最远的一间？”
阮静秋只说：“那间离大队的牲口最近。我是兽医，这样方便工作。”
在红星公社，人们大多住的也是平房，或连在一起分隔出各门各户的排房。离聚居区更近，意味着生活更加便利、热闹，每日往返食堂能省下不少脚程；她点名要的这一间则有些偏僻冷清，紧挨着马棚、牛栏和羊圈，解放前是为地主家放牧饲养牛羊的长工所住，常有异味姑且不论，房屋内外也远比不上新建的排房干净敞亮。
阮静秋没想那么多，或者说她更乐意离这些左邻右舍的热闹稍微远一点。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正在于此，这世上既然有酷爱热闹的，也就必然有另一些人宁可远离这些热闹。这样的生活好像也与孤单寂寞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住到哪里都是白天出门看诊、三餐食堂吃饭、回屋洗漱睡觉。在那个遥远又并不遥远的现代，人们比当下更容易适应独自生活，其中就包括怎样安排自己的日程、怎样分配每天的花销。假如从上大学开始算，她已这样独自生活了十来年；把穿越后的时间也加上，这个数字的总和就有三十余年之久。一个人生活三十多年以后，生活本身已经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习惯，足够让人抵消所有的孤单寂寞和思念惆怅。
这年冬天比去年更加寒冷而漫长。功德林的学员们据说很受大伙欢迎，孩子们缠着他们听各种方言口音的故事，年轻人们则颇有干劲地和他们互相交流着机械维修的技巧。阮静秋守着每日从早到晚安静吃草的牲口们，没去面见这几位旧日的同僚。年关又至，在一九六零年春节前夕的某日傍晚，她沾了一身的杂草从马棚回来，瞧见有个人影正在她门前不远盘桓，过了会儿，又远远探头向屋内望了望，而后竟抬脚要走了。
十年改造生涯治愈了他身上大部分痼疾，但旧时代的一些经历仍无可改变地在他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比如那副愈发厚重的镜片、仍有轻微歪斜的脊椎和走路时不大平稳的姿态。她叫住他：“光亭！”
杜聿明闻声停步，惊奇地回身道：“书记说你是个大忙人，我还以为今天恐怕没有运气等到你。”
阮静秋边拍去身上的杂草，边走近他几步，笑道：“说来巧了，年前一向都是最忙的时候，偏偏今天没有病号找上门来。”又忙招呼他进屋暖和。
杜聿明也笑说：“打扰、打扰！”和她前后脚走进屋里。这间小平房与他们的住处相比确实简陋许多，他稍微看了看屋里，又从怀里摸出一瓶酒、一个油纸包，一并放在桌上。他绝非爱喝酒的人，只是当年为应酬总没法推拒，这点她在徐州看得分明。阮静秋不由疑惑地问：“这还没过年呢，你特意带酒来，是有什么事么？”
杜聿明解释道：“酒是竹斋给的。在功德林的时候，他的夫人日子不好过，两个人不得不办了离婚手续。特赦以后，政府方面来人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复婚，继续一起生活。虽然手续还没有办，但双方的意向差不多已都谈成了，他一高兴，就买来了一些酒分给大伙。”
阮静秋说：“原来是喜酒，那是一定要喝的！”这才去取了两只干净的搪瓷杯子，各自满上一小半。酒的风味她尝不出，口感除了辛辣更没有其他，只恰巧外头是三九隆冬，从暖身的功效来说，酒绝对是大有益处。她捧着搪瓷杯子小口抿着，样子不大像喝酒，反倒更像在与一杯苦涩的中药作斗争似的，每一口下肚都被辣得龇牙咧嘴。杜聿明见状拆开油纸包，从桌子这一头推到那一头，又说：“我还从城里带了些零嘴来，兴许是你爱吃的。”
阮静秋正被辣得涕泗横流，忙不迭拣了两颗杏干填进嘴里，半晌又觉出不对，纳罕道：“你今天还是不对头。明明是竹斋送你的，你不去找王耀武宋希濂他们，却从果树园一路走过来，专门来找我喝酒。还有，我也没说过我爱吃什么零嘴呀？”
杜聿明放下搪瓷杯，过了会儿才答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之前我们住在崇内旅馆，我听桂庭说了一些你的事情。之后你迟迟没有露面，我猜想你或许是不愿意见我们，可又觉得到了年节时候，应该过来看看你。照理说，从功德林出来应当是件值得庆祝的好事，但若说喝上两杯，好像又没有什么人选，只想着你这里或许清净一些。总而言之，我是自己来的，没有告诉他们你也在这里。”
他总是乐意到她这里躲清净，徐州的冰天雪地里如是，地点换了北京也不例外。阮静秋心想，自己好像并没和郑洞国提及过什么个人喜好——但她决定不再追问。此时此刻，这间陈旧的小房子是一个可以无拘无束地用来回忆过往、提及故人的世外一隅，两人边喝着酒，边说起旧日那些细枝末节的趣事，连杜聿明早年间头回来北京那些跌跌撞撞的境况也在他生动的叙述中被演绎成令人捧腹的趣闻，只是每当说起廖耀湘，她仍旧言语躲闪。
功德林学员们来红星公社劳动锻炼的期限是一年，开春后，杜聿明便忙着去学果树嫁接的技法，后来两人虽还见过几次面，但再没有机会能这样自在地饮酒谈天。阮静秋把自己工作中的姓名改回了“张秋”，按她对杜聿明的解释，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被功德林的同学们偶然认出，到时引来麻烦。杜聿明则想，她和功德林这些人本就没有仇怨可言，就算被认出也谈不上什么麻烦。她貌似是在躲着这一群人，实则只是在躲着那唯一一个。
一九六一年伊始，第一批特赦的十名同学大多都回到北京，开始他们作为政协文史专员的新工作，负责将自己过去的经历整理成文稿，并收集归类各地寄来的相关资料。杜聿明和宋希濂、郑庭笈分到同一个四合院居住，郑庭笈随即和妻子复了婚，宋希濂又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对象，不久后也喜结连理。小院里头欢声笑语，衬得他这间屋越发冷清，好在郑洞国常来他这里小坐，也常带来曹秀清的消息和书信。经过复杂的手续与担保，她此时总算已离开台湾，到美国和大女儿、大女婿一家团聚。但考虑到尚在台湾的四个孩子及途中的种种障碍，双方能通信已很不易，她暂时还没法回到大陆。两人有时也说起廖耀湘和阮静秋，他俩一个人在高墙内、一个在农场里，一个三天两头来信询问近况、一个几乎音讯全无，除年节以外一点消息也没有。郑洞国直到这时才后知后觉，从廖耀湘语气急迫的文字中察觉到端倪，便常常拍着脑袋说：“我从前怎么没发现呢！”
廖耀湘造访这座四合院则是这年底的事情。特赦制度在此之前已顺利实行了两年，到他这里已算不上一件值得再上头版头条的大新闻，是以他一路都很低调，没将自己的状况告知在京的各位亲友——直至敲开杜聿明的家门。杜郑两人彼时正在屋内对弈，瞧见这位“不速之客”乍然出现在家门口，惊得懵了半晌，差点儿原地跳了起来。
老友重聚本该喜气洋洋，气氛却不似想象中热烈，反倒弥漫着些局促的气息。寒暄时他说，与前两年的惯例一样，第三批特赦的同学们临走前也获得了一些津贴、一身新衣服，一样暂时在崇内旅馆居住以适应外头的生活，等来年春节前后再去红星公社报到。杜聿明悄悄打量他，他没在信里提过自己这两年的学习生活，但样子比之前瘦了许多，棉帽的帽檐压得很低，鬓角处露出来的一截头发几乎已经全白了。他带了一个点心匣子来，放下礼物后便明显有些拘束，人站在门边，两只手垂着交握在一起。
郑洞国有意打圆场：“我和光亭正下棋。你快来，你脑袋比我灵得多，来挫一挫他的锐气。”
杜聿明则坚持要留他吃饭。廖耀湘没想给他添麻烦，他此行是带着问题来的，原打算问完了就立马动身，只是到底也没好意思和老上司硬杠，便在一旁帮衬些简单的活计。奈何三位将军的手艺不比用兵打仗，时下又是困难时期，连点荤腥油水也难着，既称不上“巧妇”，也着实“难为无米之炊”。少顷，三人面前各自多了碗配料简朴但热气腾腾的面条，只是饭桌上的气氛好像比之前更尴尬了。
杜聿明知道他想问什么，也知道他见郑洞国在场，所以才迟迟不好开口，这时便善意地递了个话头：“有什么能帮衬的你尽管开口就是，桂庭也不是外人。”
廖耀湘这才放下碗筷，说：“我想问，小秋现在在哪儿？”
杜郑二人飞快地对视了一眼。哪知廖耀湘紧接着又道：“我要娶她！”
饭桌对面的两人都有些吃惊——他们固然有这些年的交情，却也没有料到他会把这事看作特赦后的头等要务，人才从功德林出来就立马提及。郑洞国斟酌了一下措辞，提醒道：“建楚，你可想好了，这毕竟不是随口说说的小事。别的先不论，就说美国那边该怎么办？”
杜聿明附和了一句：“就我所知，若有想出国去和家人团聚的，政府也很支持。当然，两地的情况还是不同，弟妹能回来最好。”
廖耀湘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问：“你们都当我是在说玩笑话？”
他这张面孔生得算和蔼可亲，战争年代大多时候也面带微笑，说这话的时候却严肃得让人忍不住想起功德林里密不透风的高墙。见杜郑二人面色尴尬、久久不语，他也沉默了片刻，稍微缓了缓口气，才低声说：“她这样没名没分地跟着我，有整整十一年了。就算她有意避而不见，我也应当看她找一个好归宿，这事才称得上有始有终。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只是想和她当面说清楚。若她决意不再来往，我绝不纠缠。”
杜聿明和郑洞国又对视了片刻——阮静秋这两年极少寄信来，更少在信中提及自己的近况，因此他俩其实并不敢断言她眼下有没有在公社成家，又或者仍是孤身一人。纠结半晌，最后还是由杜聿明拍板，将她以往来信的地址写给他。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廖耀湘拿着地址就匆忙起身，那意思显然是打算当天就赶到大兴去。杜聿明站在门边，看着他的背影咕哝了声：“也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支部杨副书记的女儿棉棉是大队的开心果，这小姑娘的母亲早年牺牲在战场上，小小年纪就尝到了颠沛离别之苦，难得脾气性格还十分天真可爱，很受大家的喜欢。支部和大队都有为杨副书记再物色一位对象的打算，队里适龄的姑娘不多，因此即便出身背景没那么好，但年龄较他稍小几岁又同是单身的阮静秋就成了一位最合适的人选。阮静秋知道她们有意撮合，也看得出杨副书记对这事很上心，起先是在工作中为她提供帮助，后来日子紧张了，还常往她家里送这送那。她委婉地推拒了几次，对方索性派闺女出马，这天小姑娘说头疼脑热要她看病，那天又说吃不下睡不好要听她讲故事，总之次次都有新花样，回回都叫她哭笑不得。她不想让孩子伤心，但话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否则拖得越久，到时只会让双方都尴尬。
这天，她忙完手头的工作，正巧遇见杨副书记接女儿回家，便打算借机将话说清楚。棉棉玩闹得累了，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可她又偏说爸爸背着不得劲儿，只要阿姨抱。阮静秋心疼孩子，于是抱着她走了一截路，小姑娘扒着她的肩膀没多久就睡熟了，梦里也咕哝着要找妈妈。阮静秋听来很不是滋味，叹息着轻声对杨副书记说：“对不起，我应当一早就跟你说清楚。并不是我有意拿乔，也不是你哪里不好，只是我心里已有了中意的人选。我们无缘相守，但我已打定主意不另嫁他人。”
杨副书记也是过来人，当即意会了她的表态，连忙应声：“我明白了，谢谢你肯坦言相告。棉棉有时太任性，做事说话也没有分寸。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她。”
阮静秋忙说：“没有的事。”
杨副书记又道：“就当我是为自己的好奇心问一句，能让你这么多年念念不忘、甚至不肯再嫁的人，他是什么样的？”
阮静秋被他问得愣怔了一瞬——她记得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很多经历，但唯独没法用简单几个词语概括廖耀湘。那一刻她心中的感情是小心翼翼的，他不应当简单地被好坏这样的词所定义，形貌如何、高矮胖瘦也都不影响他们一同见证的过往。至于品德，他绝非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更不必刻意用什么华美的词句夸耀，毕竟他也从没有将自己视作一个圣人。再深究下去，几十年风风雨雨到现在，她已分不清“廖耀湘”三个字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史书上旧日的影子有了轮廓眉眼，还是她先爱上这个人，然后才在历史的某个角落找到他。
她最后笑着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总戴一副黑框眼镜。”
到了家门口，杨副书记从她怀中接过女儿，两人正要话别时，隔壁邻居刚巧也从外头回来，摆手向两人招呼道：“杨书记回来啦。听说今天有个生人来队里，年纪不小，穿着打扮像城里的干部。是不是哪位领导来咱们这儿检查工作？”
杨副书记纳闷道：“上级没通知呀。那人长什么样？”
邻居说：“他转了一圈就走了，什么话也没留下。样子看不清，好像戴一副黑框眼镜。书记，你可得重视这事。别的公社今年的收成可都是往高了报的，不管咋样，咱们也不能低人一头。”
杨副书记说：“好好，我留心就是。”打发了邻居，他又转向阮静秋，笑道：“怪巧的，这人正好戴着你说的黑框眼镜！”
阮静秋笑不出来，她心里莫名有些不好的预感：“是啊，是挺巧的……”
书记用纳闷的目光打量她：“别人都争着要热闹的地方，你怎么偏挑最远的一间？”
阮静秋只说：“那间离大队的牲口最近。我是兽医，这样方便工作。”
在红星公社，人们大多住的也是平房，或连在一起分隔出各门各户的排房。离聚居区更近，意味着生活更加便利、热闹，每日往返食堂能省下不少脚程；她点名要的这一间则有些偏僻冷清，紧挨着马棚、牛栏和羊圈，解放前是为地主家放牧饲养牛羊的长工所住，常有异味姑且不论，房屋内外也远比不上新建的排房干净敞亮。
阮静秋没想那么多，或者说她更乐意离这些左邻右舍的热闹稍微远一点。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正在于此，这世上既然有酷爱热闹的，也就必然有另一些人宁可远离这些热闹。这样的生活好像也与孤单寂寞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住到哪里都是白天出门看诊、三餐食堂吃饭、回屋洗漱睡觉。在那个遥远又并不遥远的现代，人们比当下更容易适应独自生活，其中就包括怎样安排自己的日程、怎样分配每天的花销。假如从上大学开始算，她已这样独自生活了十来年；把穿越后的时间也加上，这个数字的总和就有三十余年之久。一个人生活三十多年以后，生活本身已经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习惯，足够让人抵消所有的孤单寂寞和思念惆怅。
这年冬天比去年更加寒冷而漫长。功德林的学员们据说很受大伙欢迎，孩子们缠着他们听各种方言口音的故事，年轻人们则颇有干劲地和他们互相交流着机械维修的技巧。阮静秋守着每日从早到晚安静吃草的牲口们，没去面见这几位旧日的同僚。年关又至，在一九六零年春节前夕的某日傍晚，她沾了一身的杂草从马棚回来，瞧见有个人影正在她门前不远盘桓，过了会儿，又远远探头向屋内望了望，而后竟抬脚要走了。
十年改造生涯治愈了他身上大部分痼疾，但旧时代的一些经历仍无可改变地在他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比如那副愈发厚重的镜片、仍有轻微歪斜的脊椎和走路时不大平稳的姿态。她叫住他：“光亭！”
杜聿明闻声停步，惊奇地回身道：“书记说你是个大忙人，我还以为今天恐怕没有运气等到你。”
阮静秋边拍去身上的杂草，边走近他几步，笑道：“说来巧了，年前一向都是最忙的时候，偏偏今天没有病号找上门来。”又忙招呼他进屋暖和。
杜聿明也笑说：“打扰、打扰！”和她前后脚走进屋里。这间小平房与他们的住处相比确实简陋许多，他稍微看了看屋里，又从怀里摸出一瓶酒、一个油纸包，一并放在桌上。他绝非爱喝酒的人，只是当年为应酬总没法推拒，这点她在徐州看得分明。阮静秋不由疑惑地问：“这还没过年呢，你特意带酒来，是有什么事么？”
杜聿明解释道：“酒是竹斋给的。在功德林的时候，他的夫人日子不好过，两个人不得不办了离婚手续。特赦以后，政府方面来人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复婚，继续一起生活。虽然手续还没有办，但双方的意向差不多已都谈成了，他一高兴，就买来了一些酒分给大伙。”
阮静秋说：“原来是喜酒，那是一定要喝的！”这才去取了两只干净的搪瓷杯子，各自满上一小半。酒的风味她尝不出，口感除了辛辣更没有其他，只恰巧外头是三九隆冬，从暖身的功效来说，酒绝对是大有益处。她捧着搪瓷杯子小口抿着，样子不大像喝酒，反倒更像在与一杯苦涩的中药作斗争似的，每一口下肚都被辣得龇牙咧嘴。杜聿明见状拆开油纸包，从桌子这一头推到那一头，又说：“我还从城里带了些零嘴来，兴许是你爱吃的。”
阮静秋正被辣得涕泗横流，忙不迭拣了两颗杏干填进嘴里，半晌又觉出不对，纳罕道：“你今天还是不对头。明明是竹斋送你的，你不去找王耀武宋希濂他们，却从果树园一路走过来，专门来找我喝酒。还有，我也没说过我爱吃什么零嘴呀？”
杜聿明放下搪瓷杯，过了会儿才答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之前我们住在崇内旅馆，我听桂庭说了一些你的事情。之后你迟迟没有露面，我猜想你或许是不愿意见我们，可又觉得到了年节时候，应该过来看看你。照理说，从功德林出来应当是件值得庆祝的好事，但若说喝上两杯，好像又没有什么人选，只想着你这里或许清净一些。总而言之，我是自己来的，没有告诉他们你也在这里。”
他总是乐意到她这里躲清净，徐州的冰天雪地里如是，地点换了北京也不例外。阮静秋心想，自己好像并没和郑洞国提及过什么个人喜好——但她决定不再追问。此时此刻，这间陈旧的小房子是一个可以无拘无束地用来回忆过往、提及故人的世外一隅，两人边喝着酒，边说起旧日那些细枝末节的趣事，连杜聿明早年间头回来北京那些跌跌撞撞的境况也在他生动的叙述中被演绎成令人捧腹的趣闻，只是每当说起廖耀湘，她仍旧言语躲闪。
功德林学员们来红星公社劳动锻炼的期限是一年，开春后，杜聿明便忙着去学果树嫁接的技法，后来两人虽还见过几次面，但再没有机会能这样自在地饮酒谈天。阮静秋把自己工作中的姓名改回了“张秋”，按她对杜聿明的解释，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被功德林的同学们偶然认出，到时引来麻烦。杜聿明则想，她和功德林这些人本就没有仇怨可言，就算被认出也谈不上什么麻烦。她貌似是在躲着这一群人，实则只是在躲着那唯一一个。
一九六一年伊始，第一批特赦的十名同学大多都回到北京，开始他们作为政协文史专员的新工作，负责将自己过去的经历整理成文稿，并收集归类各地寄来的相关资料。杜聿明和宋希濂、郑庭笈分到同一个四合院居住，郑庭笈随即和妻子复了婚，宋希濂又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对象，不久后也喜结连理。小院里头欢声笑语，衬得他这间屋越发冷清，好在郑洞国常来他这里小坐，也常带来曹秀清的消息和书信。经过复杂的手续与担保，她此时总算已离开台湾，到美国和大女儿、大女婿一家团聚。但考虑到尚在台湾的四个孩子及途中的种种障碍，双方能通信已很不易，她暂时还没法回到大陆。两人有时也说起廖耀湘和阮静秋，他俩一个人在高墙内、一个在农场里，一个三天两头来信询问近况、一个几乎音讯全无，除年节以外一点消息也没有。郑洞国直到这时才后知后觉，从廖耀湘语气急迫的文字中察觉到端倪，便常常拍着脑袋说：“我从前怎么没发现呢！”
廖耀湘造访这座四合院则是这年底的事情。特赦制度在此之前已顺利实行了两年，到他这里已算不上一件值得再上头版头条的大新闻，是以他一路都很低调，没将自己的状况告知在京的各位亲友——直至敲开杜聿明的家门。杜郑两人彼时正在屋内对弈，瞧见这位“不速之客”乍然出现在家门口，惊得懵了半晌，差点儿原地跳了起来。
老友重聚本该喜气洋洋，气氛却不似想象中热烈，反倒弥漫着些局促的气息。寒暄时他说，与前两年的惯例一样，第三批特赦的同学们临走前也获得了一些津贴、一身新衣服，一样暂时在崇内旅馆居住以适应外头的生活，等来年春节前后再去红星公社报到。杜聿明悄悄打量他，他没在信里提过自己这两年的学习生活，但样子比之前瘦了许多，棉帽的帽檐压得很低，鬓角处露出来的一截头发几乎已经全白了。他带了一个点心匣子来，放下礼物后便明显有些拘束，人站在门边，两只手垂着交握在一起。
郑洞国有意打圆场：“我和光亭正下棋。你快来，你脑袋比我灵得多，来挫一挫他的锐气。”
杜聿明则坚持要留他吃饭。廖耀湘没想给他添麻烦，他此行是带着问题来的，原打算问完了就立马动身，只是到底也没好意思和老上司硬杠，便在一旁帮衬些简单的活计。奈何三位将军的手艺不比用兵打仗，时下又是困难时期，连点荤腥油水也难着，既称不上“巧妇”，也着实“难为无米之炊”。少顷，三人面前各自多了碗配料简朴但热气腾腾的面条，只是饭桌上的气氛好像比之前更尴尬了。
杜聿明知道他想问什么，也知道他见郑洞国在场，所以才迟迟不好开口，这时便善意地递了个话头：“有什么能帮衬的你尽管开口就是，桂庭也不是外人。”
廖耀湘这才放下碗筷，说：“我想问，小秋现在在哪儿？”
杜郑二人飞快地对视了一眼。哪知廖耀湘紧接着又道：“我要娶她！”
饭桌对面的两人都有些吃惊——他们固然有这些年的交情，却也没有料到他会把这事看作特赦后的头等要务，人才从功德林出来就立马提及。郑洞国斟酌了一下措辞，提醒道：“建楚，你可想好了，这毕竟不是随口说说的小事。别的先不论，就说美国那边该怎么办？”
杜聿明附和了一句：“就我所知，若有想出国去和家人团聚的，政府也很支持。当然，两地的情况还是不同，弟妹能回来最好。”
廖耀湘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问：“你们都当我是在说玩笑话？”
他这张面孔生得算和蔼可亲，战争年代大多时候也面带微笑，说这话的时候却严肃得让人忍不住想起功德林里密不透风的高墙。见杜郑二人面色尴尬、久久不语，他也沉默了片刻，稍微缓了缓口气，才低声说：“她这样没名没分地跟着我，有整整十一年了。就算她有意避而不见，我也应当看她找一个好归宿，这事才称得上有始有终。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只是想和她当面说清楚。若她决意不再来往，我绝不纠缠。”
杜聿明和郑洞国又对视了片刻——阮静秋这两年极少寄信来，更少在信中提及自己的近况，因此他俩其实并不敢断言她眼下有没有在公社成家，又或者仍是孤身一人。纠结半晌，最后还是由杜聿明拍板，将她以往来信的地址写给他。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廖耀湘拿着地址就匆忙起身，那意思显然是打算当天就赶到大兴去。杜聿明站在门边，看着他的背影咕哝了声：“也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支部杨副书记的女儿棉棉是大队的开心果，这小姑娘的母亲早年牺牲在战场上，小小年纪就尝到了颠沛离别之苦，难得脾气性格还十分天真可爱，很受大家的喜欢。支部和大队都有为杨副书记再物色一位对象的打算，队里适龄的姑娘不多，因此即便出身背景没那么好，但年龄较他稍小几岁又同是单身的阮静秋就成了一位最合适的人选。阮静秋知道她们有意撮合，也看得出杨副书记对这事很上心，起先是在工作中为她提供帮助，后来日子紧张了，还常往她家里送这送那。她委婉地推拒了几次，对方索性派闺女出马，这天小姑娘说头疼脑热要她看病，那天又说吃不下睡不好要听她讲故事，总之次次都有新花样，回回都叫她哭笑不得。她不想让孩子伤心，但话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否则拖得越久，到时只会让双方都尴尬。
这天，她忙完手头的工作，正巧遇见杨副书记接女儿回家，便打算借机将话说清楚。棉棉玩闹得累了，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可她又偏说爸爸背着不得劲儿，只要阿姨抱。阮静秋心疼孩子，于是抱着她走了一截路，小姑娘扒着她的肩膀没多久就睡熟了，梦里也咕哝着要找妈妈。阮静秋听来很不是滋味，叹息着轻声对杨副书记说：“对不起，我应当一早就跟你说清楚。并不是我有意拿乔，也不是你哪里不好，只是我心里已有了中意的人选。我们无缘相守，但我已打定主意不另嫁他人。”
杨副书记也是过来人，当即意会了她的表态，连忙应声：“我明白了，谢谢你肯坦言相告。棉棉有时太任性，做事说话也没有分寸。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她。”
阮静秋忙说：“没有的事。”
杨副书记又道：“就当我是为自己的好奇心问一句，能让你这么多年念念不忘、甚至不肯再嫁的人，他是什么样的？”
阮静秋被他问得愣怔了一瞬——她记得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很多经历，但唯独没法用简单几个词语概括廖耀湘。那一刻她心中的感情是小心翼翼的，他不应当简单地被好坏这样的词所定义，形貌如何、高矮胖瘦也都不影响他们一同见证的过往。至于品德，他绝非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更不必刻意用什么华美的词句夸耀，毕竟他也从没有将自己视作一个圣人。再深究下去，几十年风风雨雨到现在，她已分不清“廖耀湘”三个字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史书上旧日的影子有了轮廓眉眼，还是她先爱上这个人，然后才在历史的某个角落找到他。
她最后笑着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总戴一副黑框眼镜。”
到了家门口，杨副书记从她怀中接过女儿，两人正要话别时，隔壁邻居刚巧也从外头回来，摆手向两人招呼道：“杨书记回来啦。听说今天有个生人来队里，年纪不小，穿着打扮像城里的干部。是不是哪位领导来咱们这儿检查工作？”
杨副书记纳闷道：“上级没通知呀。那人长什么样？”
邻居说：“他转了一圈就走了，什么话也没留下。样子看不清，好像戴一副黑框眼镜。书记，你可得重视这事。别的公社今年的收成可都是往高了报的，不管咋样，咱们也不能低人一头。”
杨副书记说：“好好，我留心就是。”打发了邻居，他又转向阮静秋，笑道：“怪巧的，这人正好戴着你说的黑框眼镜！”
阮静秋笑不出来，她心里莫名有些不好的预感：“是啊，是挺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