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柳长亭
我仍然记得一九二六年的九月，公董局的新董事死了，有一个不知名的警察从公董局的档案里消失了。而乔楚生的辞职信见报，上海滩知道，他那被他的长辈和他自己都给予过一些希望的洗白计划失败了，他继续成为一位被人鄙夷却也尊敬着的，我想也许会是像□□电影里的那种人物，一个“教父”。
那天他回家来，尘土的味道，血的味道，硝烟的味道，他抱着我的那一刻，我都感觉得到。距离那一刻已经三个月了，几乎超过我与乔楚生相知相恋的时日，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拥抱我，而我的眼睛，看着我们那张挂在客厅里的照片，一直看着。
实际以我的性格，实在不好做阿嫂，乔楚生也明白这一点，只是他爱上我，我也爱上他，于是也就无可奈何，直到局势进一步地紧张起来。很多事乔楚生没有和我说，但是在这其中，我知道他一定也做出了他的选择。
无论他如何选，选了什么，我都理解他。对于他而言，上海就是他真实的世界，我们人没办法在真实的世界里总是做出最有利的选择，是吧？
我现在坐在船舱里给他回信，在上船之前，他递给我一封信，笑一下，便回身走了。与我们的相见一样，道别也很潦草。我没有叫住他，我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他穿一件长风衣遮挡海风，带着帽子压低了帽檐避免太多人认出他。我的箱子已经移交到我手里，那箱子不大，也并不很重，一些衣物，一些现金和一封来自他的信，在信里，他告诉我，魏息，我的承诺只有你一个人见证，你以后假如觉得怎么样，你单方面将他作废，就可以了。我离开上海到海外去，还带了一件东西，是一张照片，是六月在照相馆照的那一系列照片里的某一张，照照片的那个瞬间乔楚生不知道为什么看了我一眼，于是就只在照片上留了一个侧脸。他只肯将这张给我，他说，他不该在这时候耽误我大好前程。
可是，没有他的话，我怎么去谈起大好前程？
我茫茫然，轮船颠簸的感觉绝类我梦里那奇异颠簸的地铁，我于是猜测，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就是我这一段在海上飘着，过渡向异乡而身边没有一个乔楚生的命运的写照，我没有意识到，也无法改变这件事。
是的，我要到异国去了，在艰难的拉扯中，乔楚生终于同我说，离开这里吧，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他是尘烟里长大的人，对于危险有一种直觉，况且，现在想来，在我尚未坚持要与他同生共死的那些时日里，我不只一次地说过，我想离开这里，这里很危险，一片狼烟四起割据而且腐烂的土地。他记下了，他也知道，是时候了。于是他劝我离开这里，他为我买好船票，行李是他收拾的而我只是沉默，他送我上船，他走了，我也走了。
那么，再见吧，乔楚生。我在给他的回信里这样写，我们的承诺，既然你我都是见证者，那我绝对不会单方面毁约的，我爱你，永远是。你还记得我说那些话吗，先生，我们都要在这世间好好活下去，就算是，为了再一次相见。
我在船上过圣诞节，那天我梦到乔楚生，他好像我看过的某部电影里的人一样，在圣诞节时候满上海的烟火里回头，用不甚标准的英语同我说，merry chirstmas。
再后来，我在英国，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到剑桥去，依然同上一世一样，读我所喜爱的数学。我把乔楚生和我的照片夹在我的课本里，在翻阅那些概念和讲解的时候，我的手指总是无意识碰到那张照片上他的侧脸。
乔楚生为我准备的户头里有一大笔钱，还有一些黄金，以我的生活方式，足以我撑过整个二战期间，我是说，假如我能够活过那个时候，我会带着他的照片，到欧洲去，遵守我们之间那个由我单方面提出而他并不曾对此回复过的信件和电报里的愿望，好好活着，我们都。
我在剑桥遇到了上海滩探案传奇故事里的另一个主角，乔楚生的旧朋友路垚。我到剑桥去的时候，他已经在剑桥做某门课的教授了。学生们在私底下议论他，一个天才，给半数学生不及格的成绩，你要是脑子清楚，就千万不要选他的课。
所以我不曾选过路垚的课，我不知道他教书究竟怎样。
不过我在学校里碰见过路垚一次，他低着头在学校里走，我们迎面撞了一下，我夹在书里的乔楚生的照片掉在他脚下。他捡起照片还给我时候，几乎一瞬间就认出了那是乔楚生的侧脸。于是他用宁波话说，你认识他啊。
我说，认识。
那天我回到住的地方，突然很想给乔楚生写信，可写了一半，又放下了。
事实上，到最后，我写了很多信，都没能寄给乔楚生。
有一年我在伦敦生病，天气好冷，就很想乔楚生，想得流眼泪，爬起来写信说我不想读了乔楚生，我要回去找你了。可是最后还是裹着围巾去上课，我对着镜子确认，完全看不出刚刚哭过的样子。我依然梦到他，我在梦里反复回忆起同乔楚生相识的这极短的一段时间，有时竟然在梦里疑心他是一个梦，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乔楚生这个人。
他在上海怎样了？
我不知道。但我也从留学生们那里听到我的来处那一片土地的状况，我不敢想乔楚生如何，可是一种莫名的希望驱使着我，仿佛只要我活下去，他也就在大洋彼岸，等着我归来。
我希望是这样。
尾声
乔楚生突然收到很多海外来信，顺序很乱，他一封封拆开去读的时候，几乎确认，有的信在寄来的时候，因为战乱，因为各种原因寄丢了。但好在那张照片寄到了他的手中。
那是魏息站在伦敦塔前的一张照片，在照片的背面，魏息写着，乔楚生，我到了。
这时候二战已经结束，就在乔楚生收到信的前几天，日本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
信件每一封下面都有落款，最后截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后一封信也寄到了，那一封不是魏息写的，是她在英国时候的房东写的。
乔楚生那个时候讲英文已经很熟练，于是乔楚生通顺地读下这一封信，终于知道。
魏息在二战前病死了。她的房东帕梅拉和她关系很好，收拾她的遗物，把她写了地址的信都寄回去了。有的丢了，有的到了。而一九九九年出生的小姑娘，已经死在1930s的春天里了。
山海茫茫，音书阻绝，这似乎也并不是任何人的错。
乔楚生于是又拿出他衣袋里的怀表来——很多人都知道，那怀表里的照片是他太太。他看了怀表里那照片一眼，似乎又沉湎到旧事里去。在他组织锄奸活动的那些年里，他面对来自重庆的那位搭档，也曾有一次这样表现，他从怀里掏出怀表来，打开，给伊瞧一眼，自己先笑一笑，沉湎到旧事里头去:“我太太。”
那天他回家来，尘土的味道，血的味道，硝烟的味道，他抱着我的那一刻，我都感觉得到。距离那一刻已经三个月了，几乎超过我与乔楚生相知相恋的时日，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拥抱我，而我的眼睛，看着我们那张挂在客厅里的照片，一直看着。
实际以我的性格，实在不好做阿嫂，乔楚生也明白这一点，只是他爱上我，我也爱上他，于是也就无可奈何，直到局势进一步地紧张起来。很多事乔楚生没有和我说，但是在这其中，我知道他一定也做出了他的选择。
无论他如何选，选了什么，我都理解他。对于他而言，上海就是他真实的世界，我们人没办法在真实的世界里总是做出最有利的选择，是吧？
我现在坐在船舱里给他回信，在上船之前，他递给我一封信，笑一下，便回身走了。与我们的相见一样，道别也很潦草。我没有叫住他，我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他穿一件长风衣遮挡海风，带着帽子压低了帽檐避免太多人认出他。我的箱子已经移交到我手里，那箱子不大，也并不很重，一些衣物，一些现金和一封来自他的信，在信里，他告诉我，魏息，我的承诺只有你一个人见证，你以后假如觉得怎么样，你单方面将他作废，就可以了。我离开上海到海外去，还带了一件东西，是一张照片，是六月在照相馆照的那一系列照片里的某一张，照照片的那个瞬间乔楚生不知道为什么看了我一眼，于是就只在照片上留了一个侧脸。他只肯将这张给我，他说，他不该在这时候耽误我大好前程。
可是，没有他的话，我怎么去谈起大好前程？
我茫茫然，轮船颠簸的感觉绝类我梦里那奇异颠簸的地铁，我于是猜测，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就是我这一段在海上飘着，过渡向异乡而身边没有一个乔楚生的命运的写照，我没有意识到，也无法改变这件事。
是的，我要到异国去了，在艰难的拉扯中，乔楚生终于同我说，离开这里吧，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他是尘烟里长大的人，对于危险有一种直觉，况且，现在想来，在我尚未坚持要与他同生共死的那些时日里，我不只一次地说过，我想离开这里，这里很危险，一片狼烟四起割据而且腐烂的土地。他记下了，他也知道，是时候了。于是他劝我离开这里，他为我买好船票，行李是他收拾的而我只是沉默，他送我上船，他走了，我也走了。
那么，再见吧，乔楚生。我在给他的回信里这样写，我们的承诺，既然你我都是见证者，那我绝对不会单方面毁约的，我爱你，永远是。你还记得我说那些话吗，先生，我们都要在这世间好好活下去，就算是，为了再一次相见。
我在船上过圣诞节，那天我梦到乔楚生，他好像我看过的某部电影里的人一样，在圣诞节时候满上海的烟火里回头，用不甚标准的英语同我说，merry chirstmas。
再后来，我在英国，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到剑桥去，依然同上一世一样，读我所喜爱的数学。我把乔楚生和我的照片夹在我的课本里，在翻阅那些概念和讲解的时候，我的手指总是无意识碰到那张照片上他的侧脸。
乔楚生为我准备的户头里有一大笔钱，还有一些黄金，以我的生活方式，足以我撑过整个二战期间，我是说，假如我能够活过那个时候，我会带着他的照片，到欧洲去，遵守我们之间那个由我单方面提出而他并不曾对此回复过的信件和电报里的愿望，好好活着，我们都。
我在剑桥遇到了上海滩探案传奇故事里的另一个主角，乔楚生的旧朋友路垚。我到剑桥去的时候，他已经在剑桥做某门课的教授了。学生们在私底下议论他，一个天才，给半数学生不及格的成绩，你要是脑子清楚，就千万不要选他的课。
所以我不曾选过路垚的课，我不知道他教书究竟怎样。
不过我在学校里碰见过路垚一次，他低着头在学校里走，我们迎面撞了一下，我夹在书里的乔楚生的照片掉在他脚下。他捡起照片还给我时候，几乎一瞬间就认出了那是乔楚生的侧脸。于是他用宁波话说，你认识他啊。
我说，认识。
那天我回到住的地方，突然很想给乔楚生写信，可写了一半，又放下了。
事实上，到最后，我写了很多信，都没能寄给乔楚生。
有一年我在伦敦生病，天气好冷，就很想乔楚生，想得流眼泪，爬起来写信说我不想读了乔楚生，我要回去找你了。可是最后还是裹着围巾去上课，我对着镜子确认，完全看不出刚刚哭过的样子。我依然梦到他，我在梦里反复回忆起同乔楚生相识的这极短的一段时间，有时竟然在梦里疑心他是一个梦，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乔楚生这个人。
他在上海怎样了？
我不知道。但我也从留学生们那里听到我的来处那一片土地的状况，我不敢想乔楚生如何，可是一种莫名的希望驱使着我，仿佛只要我活下去，他也就在大洋彼岸，等着我归来。
我希望是这样。
尾声
乔楚生突然收到很多海外来信，顺序很乱，他一封封拆开去读的时候，几乎确认，有的信在寄来的时候，因为战乱，因为各种原因寄丢了。但好在那张照片寄到了他的手中。
那是魏息站在伦敦塔前的一张照片，在照片的背面，魏息写着，乔楚生，我到了。
这时候二战已经结束，就在乔楚生收到信的前几天，日本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
信件每一封下面都有落款，最后截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后一封信也寄到了，那一封不是魏息写的，是她在英国时候的房东写的。
乔楚生那个时候讲英文已经很熟练，于是乔楚生通顺地读下这一封信，终于知道。
魏息在二战前病死了。她的房东帕梅拉和她关系很好，收拾她的遗物，把她写了地址的信都寄回去了。有的丢了，有的到了。而一九九九年出生的小姑娘，已经死在1930s的春天里了。
山海茫茫，音书阻绝，这似乎也并不是任何人的错。
乔楚生于是又拿出他衣袋里的怀表来——很多人都知道，那怀表里的照片是他太太。他看了怀表里那照片一眼，似乎又沉湎到旧事里去。在他组织锄奸活动的那些年里，他面对来自重庆的那位搭档，也曾有一次这样表现，他从怀里掏出怀表来，打开，给伊瞧一眼，自己先笑一笑，沉湎到旧事里头去:“我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