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章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下）
三、宋代
宋代较之汉唐明清是最贫最弱的。政治制度上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无制度建立，有形势推迁。宋之于唐，可以说没有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当时，军民财政三分——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理财。中书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的最高命令。
本是中书门下省议事的政事堂，只剩中书省单独取旨，和枢密院共称两府。然而，中书和枢密对立，宰相管不了军事，同样也管不了财政。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但宋代却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名审官院，又别置三班院，如此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
可见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相权低落，反之则君权提升。不同于唐代，宋代最高政令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皇帝不仅有同意权，还有参加意见之权，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但不能由此认为宋代只有专.制和独.裁，相权是有它传统客观地位的。宋代制度的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
汉代，皇宫和朝廷都要受宰相的节制，自然检察权也内及皇宫，后来御史退出皇宫，单独成为御史台，其职权只限于监察政府，而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但政府官职中，有监察皇帝的，叫做谏官，专门谏诤和讽议皇帝的言行。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这些官员阶位低，人微言轻，不怕说错话、得罪人。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他们不监察政府，只纠绳皇帝。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监察官，则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官，分为台谏两种，台是指御史台。
到了宋代，谏官须由皇帝亲擢，由此谏官脱离了门下省，是独立的了，不再是宰相的属官。谏官转为纠绳宰相，而非皇帝。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是不要紧的。所以他们总爱和政府唱反调、表示异议，讲错话被免了职，反而声望更高，升迁的机会更多。这一来，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这一风气，从宋代始，也算是清议，它总是政府的对头。
我在监察方面做个小总结：汉代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监察百官和皇帝；唐代改为御史台，它的台官是天子的耳目，也就是管不了皇帝了，但是谏官仍是宰相的唇舌，可以纠绳皇帝；宋代台官和谏官都约束不了皇帝了，而宋代的宰相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
宋代的地方行政也很差。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成路，中一级是府、州、军、监，最低一级仍是县。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也不准他们再管民政了。其实，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监管地方事，此制度十分不合理。
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归中央，一部分保留在地方。而宋代，收入全部归中央，地方无存储。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日趋贫弱。可想而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沿袭唐代。唐代门第势力旺盛，应试的有很多都是门弟子弟，他们从小耳濡目染，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而到晚唐，大门第逐渐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专心在文选歌赋、经籍记诵的应考科目上，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教育。没有门第家训，政治传统更是迷茫无知。
宋代因经历五代的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可做官，因此没有像唐代那样，能保留两汉以来的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另外，考试制度在宋代更重要，更严密了，如糊名之制，但并非更有真效。宋代考试改革，本来是用诗赋水平为标准被政府物色人才，后来改为经义，但反而不如考诗赋。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沿下，两税法将租庸调三项全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但军队、官员到了地方，仍然会让百姓履行租与调的义务，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宋朝一直并未能真正统一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因为粮运的原因，宋代只好把建都开封，这种尴尬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宋代立国时是没有国防的。
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终在防守。因为宋代打仗不占优势，只能胜不能败，否则会伤到国本。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就变成养病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能不养兵。但养了兵又不看他们，众所周知，宋代重文轻武，竭力提倡文治。因此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
宋代的兵和五代一样，骄兵悍卒，国家不得不出钱养他们，否则就要叛变。养了兵还要养文人，人数在增多，待遇在提升，造成了冗兵冗吏，国家负担越来越重、积贫积弱，以致积重难返。
因为怕军人拥兵自重，所以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国防资源问题对宋来讲，也是一个大的缺憾。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养马的两个宝地分别被辽和西夏拿去了，政府只好让民间分摊养马。可见，军事方面，宋代的软件和硬件条件都不行。
宋代这一辈文人，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宋代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什么大毛病。
四、明代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假如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明开始没有宰相，中书、门下都被废了，只剩下尚书省，明代的尚书没有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
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个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明代的给事中官阶虽小，但是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
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这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明代起初，照理说，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但后来，历代有皇帝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阁权虽重，官阶还是低，仍只有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或经筵讲师（皇帝的老师）兼。虽然官阶低，然照制度正轨论，这群人是尊贵的，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提并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由他们“条旨”/“票拟”，皇帝“批红”/“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则并无办法。
比如遇到怕事偷懒的皇帝，自己不批公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我前两年看过《明朝那些事儿》，能感觉到作者对太监深恶痛绝。可以想象太监自身的遭遇，如阉割，决定了这类人必然非常人，有着独特的心狠手辣和惨无人道。）
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可见，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这一制度实在要不得。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后人遵守了，但不准太监干预政事，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行省制度始于元代，行省即行中书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比如说地方出事了，中央就派官员去地方，无论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制中国。因为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
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行省制的内在精神：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
到了明代，已废中书省，所以没有行中书省了。把行省长官改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
元代是吧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变成行中书省。明清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
梳理一下，明代一省分为三个司：一个布政使（藩司），管行政；一个按察使（臬司），管司法；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藩臬两司下，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县。由此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不仅官少，而且官小，县官被压得很低。县官奉承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
三司上面还有更高一级的官，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不是常设的官，有事才去地方，但到了清代，总督巡抚变为永久的，因此地方行政越来越坏了。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由上面层层加码带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主要是吏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班业务的，大概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
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官和吏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明显的划分。明显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追溯，弊病出在元代。
官和吏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
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子里还很深。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子里，除开职业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行业与行业之间，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
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
胥吏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
大抵中国政治界里吏胥所经营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舞弊作恶。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官再不好，也能做官；吏再有才有德，还是做不了官。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
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
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
考试制度自唐到宋，可以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
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
到了明代，因为报考的人数多了，才分为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称秀才。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省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
明制进士及第后，还该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进翰林院。
明代风尚，极看重进士和翰林，非进士和翰林就不能做大官。而明以前的科举，只要进士及第后，即便分发服务，依其行政成绩逐渐上升。
我们不能说科举场中有阶级，但却有流品。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为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
这种制度，依然是重法不重人。但平心而论，此项制度也有好处。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
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开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
说到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残害了很多读书人。
不过，也不能说八股文是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由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考试制度演变到明代，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反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刚开始的目的是录取真人才，然而后来人才为此也消磨尽了。
从明到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
在此项册子上，不仅便利了政府收租的手续，而且实在是不便于民间之兼并。我们只看明代黄册制度，便可由此想象唐代的账籍制度，在他们初创法时是各有一番精密恳切的用意的。但所有制度，时间隔久了，便弊端丛生。
明代还有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是把民间差役杂项，一并归入田赋项下，计亩征银，以求手续之简便。
任何一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互相配合，互相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即就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论，此两项制度之互相配合，及其互相牵动影响之处特别大。
说到兵制，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不大。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遇到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队。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总不免出毛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是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
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情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
五、清代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
清代可以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西方人将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主权的背后是一种自由意志，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
若说政权，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治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在制度规定上，读书人是绝对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
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那便是部族政权。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皇帝代替宰相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只有部族政权，才开始用另一批人代替读书人。若说她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
清代政权始终要偏袒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的私心。在这种私心下，它就需要一种法术。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外另添一军机处。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制的名称。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第一种都是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事，第二种是清代特有的，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和皇帝产生联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全国政治变成了秘密政治。
明代比清代更独.裁。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读书人是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代，但清代六部的权小得多。六部尚书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所以不能称其为行政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分别为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所以有一个部两个尚书四个侍郎，六个长官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如此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为有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处置，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清制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即没有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明代特别鼓励公开发言，其实历代都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在清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而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他们变成正式的地方地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做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员有真正的权柄。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实际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兵权可以说完全归这个部族。
因为满洲人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如关东三省，形成许多特殊区域。
如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清代的部族政权，不想把政权开放，考试只是想让汉人尝到一点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的条件。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绝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的考试制度相提并论。
满洲人对蒙古和内蒙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汉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
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的抵抗力。总之，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一面在笼络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
清代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使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还想推翻中国的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会失败。若太平田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
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的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的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
三、宋代
宋代较之汉唐明清是最贫最弱的。政治制度上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无制度建立，有形势推迁。宋之于唐，可以说没有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当时，军民财政三分——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理财。中书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的最高命令。
本是中书门下省议事的政事堂，只剩中书省单独取旨，和枢密院共称两府。然而，中书和枢密对立，宰相管不了军事，同样也管不了财政。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但宋代却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名审官院，又别置三班院，如此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
可见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相权低落，反之则君权提升。不同于唐代，宋代最高政令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皇帝不仅有同意权，还有参加意见之权，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但不能由此认为宋代只有专.制和独.裁，相权是有它传统客观地位的。宋代制度的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
汉代，皇宫和朝廷都要受宰相的节制，自然检察权也内及皇宫，后来御史退出皇宫，单独成为御史台，其职权只限于监察政府，而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但政府官职中，有监察皇帝的，叫做谏官，专门谏诤和讽议皇帝的言行。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这些官员阶位低，人微言轻，不怕说错话、得罪人。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他们不监察政府，只纠绳皇帝。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监察官，则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官，分为台谏两种，台是指御史台。
到了宋代，谏官须由皇帝亲擢，由此谏官脱离了门下省，是独立的了，不再是宰相的属官。谏官转为纠绳宰相，而非皇帝。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是不要紧的。所以他们总爱和政府唱反调、表示异议，讲错话被免了职，反而声望更高，升迁的机会更多。这一来，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这一风气，从宋代始，也算是清议，它总是政府的对头。
我在监察方面做个小总结：汉代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监察百官和皇帝；唐代改为御史台，它的台官是天子的耳目，也就是管不了皇帝了，但是谏官仍是宰相的唇舌，可以纠绳皇帝；宋代台官和谏官都约束不了皇帝了，而宋代的宰相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
宋代的地方行政也很差。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成路，中一级是府、州、军、监，最低一级仍是县。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也不准他们再管民政了。其实，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监管地方事，此制度十分不合理。
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归中央，一部分保留在地方。而宋代，收入全部归中央，地方无存储。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日趋贫弱。可想而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沿袭唐代。唐代门第势力旺盛，应试的有很多都是门弟子弟，他们从小耳濡目染，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而到晚唐，大门第逐渐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专心在文选歌赋、经籍记诵的应考科目上，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教育。没有门第家训，政治传统更是迷茫无知。
宋代因经历五代的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可做官，因此没有像唐代那样，能保留两汉以来的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另外，考试制度在宋代更重要，更严密了，如糊名之制，但并非更有真效。宋代考试改革，本来是用诗赋水平为标准被政府物色人才，后来改为经义，但反而不如考诗赋。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沿下，两税法将租庸调三项全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但军队、官员到了地方，仍然会让百姓履行租与调的义务，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宋朝一直并未能真正统一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因为粮运的原因，宋代只好把建都开封，这种尴尬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宋代立国时是没有国防的。
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终在防守。因为宋代打仗不占优势，只能胜不能败，否则会伤到国本。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就变成养病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能不养兵。但养了兵又不看他们，众所周知，宋代重文轻武，竭力提倡文治。因此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
宋代的兵和五代一样，骄兵悍卒，国家不得不出钱养他们，否则就要叛变。养了兵还要养文人，人数在增多，待遇在提升，造成了冗兵冗吏，国家负担越来越重、积贫积弱，以致积重难返。
因为怕军人拥兵自重，所以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国防资源问题对宋来讲，也是一个大的缺憾。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养马的两个宝地分别被辽和西夏拿去了，政府只好让民间分摊养马。可见，军事方面，宋代的软件和硬件条件都不行。
宋代这一辈文人，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宋代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什么大毛病。
四、明代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假如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明开始没有宰相，中书、门下都被废了，只剩下尚书省，明代的尚书没有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
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个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明代的给事中官阶虽小，但是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
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这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明代起初，照理说，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但后来，历代有皇帝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阁权虽重，官阶还是低，仍只有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或经筵讲师（皇帝的老师）兼。虽然官阶低，然照制度正轨论，这群人是尊贵的，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提并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由他们“条旨”/“票拟”，皇帝“批红”/“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则并无办法。
比如遇到怕事偷懒的皇帝，自己不批公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我前两年看过《明朝那些事儿》，能感觉到作者对太监深恶痛绝。可以想象太监自身的遭遇，如阉割，决定了这类人必然非常人，有着独特的心狠手辣和惨无人道。）
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可见，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这一制度实在要不得。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后人遵守了，但不准太监干预政事，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行省制度始于元代，行省即行中书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比如说地方出事了，中央就派官员去地方，无论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制中国。因为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
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行省制的内在精神：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
到了明代，已废中书省，所以没有行中书省了。把行省长官改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
元代是吧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变成行中书省。明清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
梳理一下，明代一省分为三个司：一个布政使（藩司），管行政；一个按察使（臬司），管司法；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藩臬两司下，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县。由此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不仅官少，而且官小，县官被压得很低。县官奉承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
三司上面还有更高一级的官，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不是常设的官，有事才去地方，但到了清代，总督巡抚变为永久的，因此地方行政越来越坏了。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由上面层层加码带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主要是吏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班业务的，大概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
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官和吏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明显的划分。明显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追溯，弊病出在元代。
官和吏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
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子里还很深。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子里，除开职业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行业与行业之间，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
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
胥吏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
大抵中国政治界里吏胥所经营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舞弊作恶。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官再不好，也能做官；吏再有才有德，还是做不了官。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
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
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
考试制度自唐到宋，可以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
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
到了明代，因为报考的人数多了，才分为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称秀才。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省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
明制进士及第后，还该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进翰林院。
明代风尚，极看重进士和翰林，非进士和翰林就不能做大官。而明以前的科举，只要进士及第后，即便分发服务，依其行政成绩逐渐上升。
我们不能说科举场中有阶级，但却有流品。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为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
这种制度，依然是重法不重人。但平心而论，此项制度也有好处。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
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开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
说到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残害了很多读书人。
不过，也不能说八股文是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由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考试制度演变到明代，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反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刚开始的目的是录取真人才，然而后来人才为此也消磨尽了。
从明到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
在此项册子上，不仅便利了政府收租的手续，而且实在是不便于民间之兼并。我们只看明代黄册制度，便可由此想象唐代的账籍制度，在他们初创法时是各有一番精密恳切的用意的。但所有制度，时间隔久了，便弊端丛生。
明代还有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是把民间差役杂项，一并归入田赋项下，计亩征银，以求手续之简便。
任何一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互相配合，互相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即就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论，此两项制度之互相配合，及其互相牵动影响之处特别大。
说到兵制，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不大。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遇到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队。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总不免出毛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是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
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情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
五、清代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
清代可以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西方人将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主权的背后是一种自由意志，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
若说政权，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治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在制度规定上，读书人是绝对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
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那便是部族政权。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皇帝代替宰相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只有部族政权，才开始用另一批人代替读书人。若说她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
清代政权始终要偏袒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的私心。在这种私心下，它就需要一种法术。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外另添一军机处。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制的名称。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第一种都是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事，第二种是清代特有的，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和皇帝产生联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全国政治变成了秘密政治。
明代比清代更独.裁。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读书人是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代，但清代六部的权小得多。六部尚书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所以不能称其为行政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分别为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所以有一个部两个尚书四个侍郎，六个长官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如此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为有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处置，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清制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即没有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明代特别鼓励公开发言，其实历代都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在清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而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他们变成正式的地方地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做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员有真正的权柄。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实际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兵权可以说完全归这个部族。
因为满洲人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如关东三省，形成许多特殊区域。
如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清代的部族政权，不想把政权开放，考试只是想让汉人尝到一点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的条件。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绝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的考试制度相提并论。
满洲人对蒙古和内蒙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汉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
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的抵抗力。总之，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一面在笼络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
清代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使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还想推翻中国的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会失败。若太平田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
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的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的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