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山村教师
分配到那么远的山里，我妈很不满意，埋怨我怎么不去找找公社书记什么的帮帮忙。也许我妈是想说找那个为儿子保媒的乡镇书记，她难道不知道我当初拒绝得一干二脆的吗？分配那么大的事，一个乡镇书记能管得了吗？我懒得和她说。再说，我也不愿留在家乡住在家里，远点也挺好。
只是在这之前，我不曾知道世上大山深处还有这么个犄角旮旯。我不知道它的位置，也不知道那是个怎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从我的家到达工作学校。我又得和车站那个很凶很凶的矮老头打交道了，这回不再有我爸护着我了，也没人给我提早去买好票打听好哪里上车下车了。我还得自己拿行李。
我来车站打听，发现没有直达车，要先到新陶，在新陶车站再买票转车。我很担心，到了新陶能不能买到车票，万一错过了时间，那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得提早赶到新陶？那提早几个小时才好？我还有行李，车站会不会不让带……
我纠结而忐忑。舅舅来了，他说他开拖拉机送我去。
拖拉机真颠簸啊，那时正在修路，砂石黄泥路上浇筑沥青，尘土飞扬，我被震得肝肠寸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到：大山里一小片凹地，中间一条五六十米的碎石子路就是大山的街道，两边几乎都是的矮平房，灰白的墙红漆的门，还刷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标语，这就是大山深处的文化政治中心。看着这七零八落的房子，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舅舅说这地方，怎么这么落后？得找个人问问学校在哪里。
走进一间敞开着大门的房子，居然是供销社的百货店。店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打毛衣，头顶一只吊扇有气无力的转着圈。她告诉我们，再往前五六十米，往左上坡就是。
向左上坡是一条泥路，百来米后就看到两排矮平方，左边的门口挂着一块白底木牌，写着“大山中心小学”右边也有一个门，同样的牌子写的是“大山中学”我翻出报到通知，没错，就是这里。
两排房子都是静悄悄的。舅舅让我先别拿行李，进去看看。我走进看看，房子倒是砖石砌成的墙，靠外面的墙粉刷过，所谓的大门，是长长的房子中间有一间没有隔断，形成中空的通道就起到了门的功能。走过门洞，我发现对面还有一排同样长的房子，还是两层楼的，地势比这边的高——因为这是在山脚，依着山势就有了高低。两排房子中间是一片泥地，两头有两棵树，树并不高大，也没有显出枝繁叶茂的样子。我环顾这边，门洞两边有五六间房，就是教室。我走过去透过窗户，看到教室里课桌还是我小时候的那种木桌子，原木的灰色，黑板上长满“麻子”。
舅舅把行李搬了过来，肩上扛着铺盖卷，手里还拎一个大皮箱。他看看坑坑洼洼的地面，靠着墙把箱子放下，铺盖卷放在箱子上。我也把手里的包裹放在旁边，到对面那幢旧楼房查看。
对面底层的最后一间屋子门开着，屋子正对面放着两张暗红色薄木办公桌，左边坐着一个老人，正在看报纸。我敲敲门：“老师您好，这是大山中心小学吗？我是来报到的，请问是在这里吗？”
老人回过头，打量着我有两三秒：“报到？你有介绍信吗？”
“有！”我走进去递上介绍信。
老人戴上眼镜仔细地读着。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眼镜，站了起来：“你这么早就来报到了？我怎么不知道？庄校长没跟我说过。那怎么办？”他又看看我，走到门口看到了我舅舅和我的行李，接着说，“你东西都带了？那你先把东西搬到楼上去，放到楼上房间里再说吧。”说着回头去拿了一串钥匙，让我们跟着他上楼，阳光明亮，我这才看清楚，这是一个极清瘦的老人，目测个头1.68左右，体重不会超过110，脸上几乎没肉，高高的颧骨支棱着一张皮，所幸脸很干净白净，没有什么斑斑点点的。他的咬字很重，口音明显，带着极其清晰的古越嵊州发音特点。后来我才知道，这地方村民大多祖籍都是嵊州绍兴的。
老人告诉我他姓董，我叫他董老师。
董老师打开一个房间，那是一个筒子间，大约二三十个平方，中间半隔断，房间墙壁粉刷成下面蓝色上面白色，没有任何东西，地面似乎打扫过，挺干净。董老师让我暂时把行李放着，他看看手表说：“现在学校没人烧饭，你看，要么在我家里吃点？”
“不了不了。”我看看舅舅，摆摆手。
董老师说：“那随你们。你们刚才来的时候经过街道，那里有点心店，还有一家小饭店的。”
舅舅带着我谢过董老师，开上拖拉机到街上，我们在街上吃了一碗面条，舅舅就开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的返回了。
我就在街上踩个点。乡政府也在这条百来米长的街上，乡政府一边有一幢彩色二层楼，说是彩色，因为它的墙壁不是石灰粉刷，而是涂抹粘附了一些有色小石子和深绿色玻璃碎片，看起来是这街上最新的建筑，旁边是一个小小的菜场，搭着棚子，有两三个老人还在摆摊，卖的是有两三样水果，还有些装在蛇皮袋里的不知是什么；对面一溜矮平方，都是白墙红门的，是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部、百货店和副食品店，走进去是一排柜台，光线不太好；乡政府另一边的矮房子是卫生院；对面有一家信用社，旁边的一户人家在自己家开了个小饭店，老板娘矮矮胖胖的，我和舅舅中午饭就在她家吃的。街道路面一半已经浇筑水泥，一半还是泥石子，有用细细的红绳子拉起了隔离。可能因为路还没有浇好，路边一排矮小的水泥房都关着门，大约有四五个门面，看起来还很新。
我买了两包方便面就回到了学校。
庄校长已经在学校了。这是一个瘦高个年轻人，眼睛不大，透着精干，说话喜欢擦一下鼻子。他说开学还有四五天，没想到我这么早来报到了。他向我介绍上午的董老师其实是学校的老校长。庄校长也有一间宿舍，和我的宿舍隔开一间。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本地的，董老校长家离学校大约六七百米，庄校长的家稍微远点，大约有两三公里，学校其他老师，有几个也是住在学校的，比如书记住在隔壁中学宿舍，沈老师也住在中学；而另外几个中年女教师，每天往返学校，步行单趟大约也得要20分钟左右。
庄校长帮我简单安置了一下就走了。隔了一天，书记带着夫人过来转了转，问我有没有困难，有需要可以找他们。接着几天，我就在房间和办公室看看书，画点画，到饭点了就用“热得快”烧水泡方便面。有时我会站在走廊远眺，学校背后的山坡从山脚往上，散落着一些农家，再上去是自留地，自留地上面是大片树林，董老校长的爱人赵老师告诉我那时梨树和桃树，春天最漂亮，山上基本是竹子和一些灌木。正前方，零星的小村子，一条河流穿过，远处起伏不定的山望不到尽头。这个地方，真像一口铁锅子，锅子的柄就是通向外界的那条正在铺沥青的马路。时间就这么静静流去。
开学第一天，学校安排食堂阿姨烧了一顿晚饭，所有老师一起吃，以示对我和另一个幼儿园老师的欢迎。幼儿园老师小刘是本地人，当时她读的幼师包分配但暂时不设编制。小刘是个爱笑的姑娘，和我同岁。
聚餐就在一间教室里，几张课桌并排一放就成了大餐桌了。校长书记轮番敬酒，还好他们并不要求我每次都得一饮而尽。校长书记挨个介绍同事，可惜我当时晕晕乎乎，一个也没记住。恍惚中听得一位老师在说，我的酒量肯定没有去年调出去的那个老师好。
我以为我是唯一的科班毕业分配生，后来才知道，有一个早我两三届的同门师兄被借调到了旁边的中学，校长也是三年前定向分配来的，只是不同学校，刚刚调走的是个女老师，也是科班出身。但是说起这位调走的女老师，这些同事们说一句留一句，然后很有默契的彼此看一眼。其他的大多是民办老师转正的，函授转正的，还有两个代课老师。
学校五个年级五个班，安排我教四年级。这个班28个孩子，有一个最大的孩子比我只小了四岁，在这个班里读了几个月又不读了，后来我离开这里后，有一回在街上，他拽住我说是我的学生，问我借100元。难得师生情，我毫不犹豫就给了，一年后有人告诉我这学生进了监狱了。
还有一个学生姓赵，特别机灵的那种，也挺能说会道。二十年后我们买房子遇到了法律问题，顶层的楼层高度缩水超过0.5米以上，有人推荐了一个律师，结果竟是这位赵姓学生。他告诉我他很忙，但老师的事情他会不遗余力。他带我去超市买了万把块钱的礼品，又让我包里一个5000元的红包，都交给他，说是要送给法院的院长。好巧不巧，这个院长竟是我同学的爱人，一来二去，赵同学的谎言别揭穿了，他就把我电话拉黑了。一年后听说也被请到里面去了。
但那时，他们的眼睛乌溜溜的，可爱得就像顽皮的宠物，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有一个家长到学校找我，有时孩子淘气或者不认真做作业，我一通输出，只要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就没什么担心害怕。唯一有一次，和五年级的王老师闹得不愉快。
那回，他们班的一个孩子和我们班一男生闹矛盾，到我们班吵架，学生告诉我之后我就立刻赶到教室，护着自己班级的学生批评五年级的闯入者。没想到这孩子很倔强，就是不买我的账，不肯认错。我一回头看到他们的班主任王老师抱着双手站在办公室门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我更下不了台，继续要男生道歉，男生也看到了他们的王老师，还是不认错，僵在了那里；旁边沈老师走出来对王老师说：“你去处理一下，那个是你们班的学生。”
王老师冷笑着说：“她很能干的，她不是在处理吗？还要我去干什么？”说完竟转身走了。我又气又急又羞，忍不住哭了。
书记知道了，下班后和他爱人一起来找我，并告诉我怎么有智慧的处理问题：“你可以请王老师一起处理，或者把学生带到办公室，和王老师一起问问，毕竟是王老师班级里的学生，你不能抢了人家的事来做呀。”这番话我很受用。人就是这么不断地摔跤不断地长大；不摔一跤，很难真正成长。后来但凡涉及到不同对象，我首先考虑到就是这个办法。
九月下旬，我第一次回家。
回家，也是要到新陶转车。有两个班车，大山站是途径的一个小站。因为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汽车经而未停，我只能望洋兴叹；下午班次，因为有人下车，汽车停了下来，但我却挤不上去，朋友和车站买票师傅熟悉，他们合力让我踩着肩膀从车尾翻窗而入，我感觉自己像包裹一样被递了进车去。
因为新陶出发的班车也是定时定额的，有时要等两个多小时。后来有人出主意，让我在岔路口拦拖拉机。我拦过几次，拖拉机师傅很好，但是拖拉机实在太颠，我都没时间担心肝肠震断，却怕脑髓震碎了。现在我这么笨，深深怀疑是那时震坏了。
分配到那么远的山里，我妈很不满意，埋怨我怎么不去找找公社书记什么的帮帮忙。也许我妈是想说找那个为儿子保媒的乡镇书记，她难道不知道我当初拒绝得一干二脆的吗？分配那么大的事，一个乡镇书记能管得了吗？我懒得和她说。再说，我也不愿留在家乡住在家里，远点也挺好。
只是在这之前，我不曾知道世上大山深处还有这么个犄角旮旯。我不知道它的位置，也不知道那是个怎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从我的家到达工作学校。我又得和车站那个很凶很凶的矮老头打交道了，这回不再有我爸护着我了，也没人给我提早去买好票打听好哪里上车下车了。我还得自己拿行李。
我来车站打听，发现没有直达车，要先到新陶，在新陶车站再买票转车。我很担心，到了新陶能不能买到车票，万一错过了时间，那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得提早赶到新陶？那提早几个小时才好？我还有行李，车站会不会不让带……
我纠结而忐忑。舅舅来了，他说他开拖拉机送我去。
拖拉机真颠簸啊，那时正在修路，砂石黄泥路上浇筑沥青，尘土飞扬，我被震得肝肠寸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到：大山里一小片凹地，中间一条五六十米的碎石子路就是大山的街道，两边几乎都是的矮平房，灰白的墙红漆的门，还刷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标语，这就是大山深处的文化政治中心。看着这七零八落的房子，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舅舅说这地方，怎么这么落后？得找个人问问学校在哪里。
走进一间敞开着大门的房子，居然是供销社的百货店。店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打毛衣，头顶一只吊扇有气无力的转着圈。她告诉我们，再往前五六十米，往左上坡就是。
向左上坡是一条泥路，百来米后就看到两排矮平方，左边的门口挂着一块白底木牌，写着“大山中心小学”右边也有一个门，同样的牌子写的是“大山中学”我翻出报到通知，没错，就是这里。
两排房子都是静悄悄的。舅舅让我先别拿行李，进去看看。我走进看看，房子倒是砖石砌成的墙，靠外面的墙粉刷过，所谓的大门，是长长的房子中间有一间没有隔断，形成中空的通道就起到了门的功能。走过门洞，我发现对面还有一排同样长的房子，还是两层楼的，地势比这边的高——因为这是在山脚，依着山势就有了高低。两排房子中间是一片泥地，两头有两棵树，树并不高大，也没有显出枝繁叶茂的样子。我环顾这边，门洞两边有五六间房，就是教室。我走过去透过窗户，看到教室里课桌还是我小时候的那种木桌子，原木的灰色，黑板上长满“麻子”。
舅舅把行李搬了过来，肩上扛着铺盖卷，手里还拎一个大皮箱。他看看坑坑洼洼的地面，靠着墙把箱子放下，铺盖卷放在箱子上。我也把手里的包裹放在旁边，到对面那幢旧楼房查看。
对面底层的最后一间屋子门开着，屋子正对面放着两张暗红色薄木办公桌，左边坐着一个老人，正在看报纸。我敲敲门：“老师您好，这是大山中心小学吗？我是来报到的，请问是在这里吗？”
老人回过头，打量着我有两三秒：“报到？你有介绍信吗？”
“有！”我走进去递上介绍信。
老人戴上眼镜仔细地读着。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眼镜，站了起来：“你这么早就来报到了？我怎么不知道？庄校长没跟我说过。那怎么办？”他又看看我，走到门口看到了我舅舅和我的行李，接着说，“你东西都带了？那你先把东西搬到楼上去，放到楼上房间里再说吧。”说着回头去拿了一串钥匙，让我们跟着他上楼，阳光明亮，我这才看清楚，这是一个极清瘦的老人，目测个头1.68左右，体重不会超过110，脸上几乎没肉，高高的颧骨支棱着一张皮，所幸脸很干净白净，没有什么斑斑点点的。他的咬字很重，口音明显，带着极其清晰的古越嵊州发音特点。后来我才知道，这地方村民大多祖籍都是嵊州绍兴的。
老人告诉我他姓董，我叫他董老师。
董老师打开一个房间，那是一个筒子间，大约二三十个平方，中间半隔断，房间墙壁粉刷成下面蓝色上面白色，没有任何东西，地面似乎打扫过，挺干净。董老师让我暂时把行李放着，他看看手表说：“现在学校没人烧饭，你看，要么在我家里吃点？”
“不了不了。”我看看舅舅，摆摆手。
董老师说：“那随你们。你们刚才来的时候经过街道，那里有点心店，还有一家小饭店的。”
舅舅带着我谢过董老师，开上拖拉机到街上，我们在街上吃了一碗面条，舅舅就开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的返回了。
我就在街上踩个点。乡政府也在这条百来米长的街上，乡政府一边有一幢彩色二层楼，说是彩色，因为它的墙壁不是石灰粉刷，而是涂抹粘附了一些有色小石子和深绿色玻璃碎片，看起来是这街上最新的建筑，旁边是一个小小的菜场，搭着棚子，有两三个老人还在摆摊，卖的是有两三样水果，还有些装在蛇皮袋里的不知是什么；对面一溜矮平方，都是白墙红门的，是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部、百货店和副食品店，走进去是一排柜台，光线不太好；乡政府另一边的矮房子是卫生院；对面有一家信用社，旁边的一户人家在自己家开了个小饭店，老板娘矮矮胖胖的，我和舅舅中午饭就在她家吃的。街道路面一半已经浇筑水泥，一半还是泥石子，有用细细的红绳子拉起了隔离。可能因为路还没有浇好，路边一排矮小的水泥房都关着门，大约有四五个门面，看起来还很新。
我买了两包方便面就回到了学校。
庄校长已经在学校了。这是一个瘦高个年轻人，眼睛不大，透着精干，说话喜欢擦一下鼻子。他说开学还有四五天，没想到我这么早来报到了。他向我介绍上午的董老师其实是学校的老校长。庄校长也有一间宿舍，和我的宿舍隔开一间。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本地的，董老校长家离学校大约六七百米，庄校长的家稍微远点，大约有两三公里，学校其他老师，有几个也是住在学校的，比如书记住在隔壁中学宿舍，沈老师也住在中学；而另外几个中年女教师，每天往返学校，步行单趟大约也得要20分钟左右。
庄校长帮我简单安置了一下就走了。隔了一天，书记带着夫人过来转了转，问我有没有困难，有需要可以找他们。接着几天，我就在房间和办公室看看书，画点画，到饭点了就用“热得快”烧水泡方便面。有时我会站在走廊远眺，学校背后的山坡从山脚往上，散落着一些农家，再上去是自留地，自留地上面是大片树林，董老校长的爱人赵老师告诉我那时梨树和桃树，春天最漂亮，山上基本是竹子和一些灌木。正前方，零星的小村子，一条河流穿过，远处起伏不定的山望不到尽头。这个地方，真像一口铁锅子，锅子的柄就是通向外界的那条正在铺沥青的马路。时间就这么静静流去。
开学第一天，学校安排食堂阿姨烧了一顿晚饭，所有老师一起吃，以示对我和另一个幼儿园老师的欢迎。幼儿园老师小刘是本地人，当时她读的幼师包分配但暂时不设编制。小刘是个爱笑的姑娘，和我同岁。
聚餐就在一间教室里，几张课桌并排一放就成了大餐桌了。校长书记轮番敬酒，还好他们并不要求我每次都得一饮而尽。校长书记挨个介绍同事，可惜我当时晕晕乎乎，一个也没记住。恍惚中听得一位老师在说，我的酒量肯定没有去年调出去的那个老师好。
我以为我是唯一的科班毕业分配生，后来才知道，有一个早我两三届的同门师兄被借调到了旁边的中学，校长也是三年前定向分配来的，只是不同学校，刚刚调走的是个女老师，也是科班出身。但是说起这位调走的女老师，这些同事们说一句留一句，然后很有默契的彼此看一眼。其他的大多是民办老师转正的，函授转正的，还有两个代课老师。
学校五个年级五个班，安排我教四年级。这个班28个孩子，有一个最大的孩子比我只小了四岁，在这个班里读了几个月又不读了，后来我离开这里后，有一回在街上，他拽住我说是我的学生，问我借100元。难得师生情，我毫不犹豫就给了，一年后有人告诉我这学生进了监狱了。
还有一个学生姓赵，特别机灵的那种，也挺能说会道。二十年后我们买房子遇到了法律问题，顶层的楼层高度缩水超过0.5米以上，有人推荐了一个律师，结果竟是这位赵姓学生。他告诉我他很忙，但老师的事情他会不遗余力。他带我去超市买了万把块钱的礼品，又让我包里一个5000元的红包，都交给他，说是要送给法院的院长。好巧不巧，这个院长竟是我同学的爱人，一来二去，赵同学的谎言别揭穿了，他就把我电话拉黑了。一年后听说也被请到里面去了。
但那时，他们的眼睛乌溜溜的，可爱得就像顽皮的宠物，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有一个家长到学校找我，有时孩子淘气或者不认真做作业，我一通输出，只要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就没什么担心害怕。唯一有一次，和五年级的王老师闹得不愉快。
那回，他们班的一个孩子和我们班一男生闹矛盾，到我们班吵架，学生告诉我之后我就立刻赶到教室，护着自己班级的学生批评五年级的闯入者。没想到这孩子很倔强，就是不买我的账，不肯认错。我一回头看到他们的班主任王老师抱着双手站在办公室门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我更下不了台，继续要男生道歉，男生也看到了他们的王老师，还是不认错，僵在了那里；旁边沈老师走出来对王老师说：“你去处理一下，那个是你们班的学生。”
王老师冷笑着说：“她很能干的，她不是在处理吗？还要我去干什么？”说完竟转身走了。我又气又急又羞，忍不住哭了。
书记知道了，下班后和他爱人一起来找我，并告诉我怎么有智慧的处理问题：“你可以请王老师一起处理，或者把学生带到办公室，和王老师一起问问，毕竟是王老师班级里的学生，你不能抢了人家的事来做呀。”这番话我很受用。人就是这么不断地摔跤不断地长大；不摔一跤，很难真正成长。后来但凡涉及到不同对象，我首先考虑到就是这个办法。
九月下旬，我第一次回家。
回家，也是要到新陶转车。有两个班车，大山站是途径的一个小站。因为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汽车经而未停，我只能望洋兴叹；下午班次，因为有人下车，汽车停了下来，但我却挤不上去，朋友和车站买票师傅熟悉，他们合力让我踩着肩膀从车尾翻窗而入，我感觉自己像包裹一样被递了进车去。
因为新陶出发的班车也是定时定额的，有时要等两个多小时。后来有人出主意，让我在岔路口拦拖拉机。我拦过几次，拖拉机师傅很好，但是拖拉机实在太颠，我都没时间担心肝肠震断，却怕脑髓震碎了。现在我这么笨，深深怀疑是那时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