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鹊合的比赛结束后，有半天的假期。我脑海中再度响起了某个人的声音，似乎在警醒我“是时候回去看看他”。
阔别两年的初中，如今回到此处，即使已与记忆中的有所不同，我仍然感到安宁，也回忆起了一些重要的人，与重要的事。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是我升上初中后，徐老师同我们的第一堂课里说的第一句话。这似乎正是校名“善水”的由来，而对于品行的规矩大概也是要求最为严厉的一档。
“不可偷窃，不可伤人，不可欺侮弱小，不可见死不救。”徐老师旋开杯子的盖，抿了一口，又不紧不慢地在台上坐下，“我希望你们都成为仁厚，善良，爱护别人的人。”
徐家培老师是骨干教师，彼时大抵四十多岁，是个蓄着胡的中年男人，常是左手持着水杯，喜欢来回踱步，同我们讲教科书以外的事。透明的水杯，枸杞在茶色中旋转着落下，静静地躺在泡软了的、茶叶的正中，舒适而宁静。
下课铃响了。徐老师起身，从讲台直直走到最后排的我的身边，拍拍肩膀，示意我同他出去。
“你叫什么名字？”徐老师自然地半躺在了办公室的办公软椅上，拿起名单对着看，“我想你应该是这个名字吧，冷星？昨天报道的时候我点了名，这个名没人应，也没看到你，今天你就出现了。”
“不好意思老师，昨天我陪哥哥去复诊了。”我低着头，手指掐住了发尾。自小学留的长发已经披肩，刘海的一侧可以勉强遮住左眼。
“你爸妈很忙？进初中第一天可是你人生重要的里程碑，怪遗憾的。”他还在打量我，“你能把头抬起来给我看看么？”
我微微抬起头来，却仍然并未拥有正脸面向他的勇气。光线刺过他身后办公室的窗子，在我略微抬起头的瞬间便也穿过发丝的间隙落入眼睛里，有些许刺痛，耀眼得可怕。徐老师粗糙的手指轻轻擦过我的额头和鼻梁，将我的头发撩至耳后：“噢，原来你是异色瞳。这真好看。你愿意的话，剪短头发会更好看，不过这只是我的建议，你不剪也是你的自由。”
“……学校不会要求剪掉吗？”
“不会，”徐老师笑了笑，“留什么样的头发、穿什么样的衣服、谈不谈恋爱，或者是女孩子化不化妆、男孩子打不打球……这些都是你们要自己慢慢长大，然后自己慢慢决定的。只不过有些决定，你们还太小，也许做不好，那样我们才会干涉。”
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被各式各样的多彩小皮筋填满了。他从中挑出一个深色的，为我把头发扎起来。
“这是我女儿的，你先扎着。夏天，热。”
回到教室，我又坐在了原先的位置。同桌是个长发的女孩，她与朋友交谈时不停地挠着后颈，透过头发隐约可见红色的疹子上一道道的抓痕。脑海中浮现出徐老师所说的话，我怔怔地取下了皮筋，递给她。
“你过敏了，扎起来吧。”我提醒她。
“啊，可是那样就遮不住印子……”她接过去，并且长长地看着手心的皮筋犹豫着。
“去校医室买药然后贴上就遮住了吧？”
“我不知道校医室在哪……”她突然低落起来，趴在课桌上。我看不见她的脸，只是这才意识到她脑后的编发非常精致，别着一只蝴蝶金属发卡，在阳光的映射下同发丝一样闪闪发亮，从发卡尾端延伸出的细链条延伸到了耳侧的珍珠夹子，应该是定制工艺的二体夹。当我从对发夹的关注重又转移到她身上时，注意到她一阵一阵地抽泣。
我俯下身凑近她，然而她似乎害怕我看见她哭泣的面容，又向远端挪了挪，并且脑袋侧过去。
“你怎么了？我陪你去校医室吧。”
“不是……我想姐姐，还有爸爸。”因为蒙在了臂弯里，她的声音就像含着雾气，“我想要跟姐姐上一所学校，家里不让。这里要寄宿，每周才能回一次家……我不要这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安静地注视着她。教室里的空调没开，身后的窗开了一半，燥热的风鼓动着，将窗帘轻缓地盈起，吹在后背上，衬衫与微微发汗的皮肤贴得更紧。直到她抬起头来，我看着她被泪水沾湿的侧脸和粘在脸颊上的弯曲的发丝，将手边的纸递给了她。
最后还是陪她一起去了医务室。我瞄见她接过校医递过来的表格，然后在名字那一栏写上：林涧。
林涧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个活泼好动的人，情绪总是写在脸上，不适应寄宿生活，也常常与同学闹矛盾。她应该是富人家的子女，与我聊的多是些她幼年时学习书法的故事，或者是假期的出游。自出生以来，我年幼时身体羸弱，几乎无法离开家和医院，等到上小学时，父母也坚决认为在未来时出去看看才合适，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离开过平海市。林涧去过很多地方，国内的商业都市或田野风情，国外的艺术城市或街头文化，她都见识过，为我讲述了许多故事。我为她准备了一个活页本，当她聊起这些，便默默地倾听，随后记下来，再借用同学的手机搜索资料，加以补证——这成为了我最初看世界的方式。
不过她提及最多的，还是她的姐姐。我不会记录别人的家庭故事，所以只是放下纸和笔，倾听着。
林涧的姐姐，在她的嘴里是个乖僻的人，常常沉默着，喜爱将自己锁在房门里，研究各种各样的乐器，喜欢以动手拆解结构的方式学习，但也是个会把伤心的林涧抱在怀里轻轻抚摸头发的，温柔的人。
在初中以前，我受限于年龄与教育，虽说能比同龄人写的东西长很多，仍然并不足以构筑什么系统性的故事。徐老师对我很好，只要我晚自习写完作业，便可以去办公室，与他分享我的写作练习，然后向他分享那个活页本上新增的内容。
“你和林涧相处得好像很不错，这真太好了。”徐老师看完我的文章，并没有对此做出评价，反倒是眼神望着尚未打开的活页本，不知用意，这样对我说着。
“她的眼界很开阔，父母也很开明，我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
“哈哈，有朋友真是好啊。”他就那样爽朗地笑着，嘴角扬起的弧线还是很熟悉，有着令人安心的力量。他伸出手，中指和食指因为多年执笔，有厚厚的茧，而这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发顶，温暖的感觉从手心里汇进左胸跳动的心脏，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有些理解幸福的含义。我过去只是从书里或是身边人的神色中隐约地理解幸福，而此刻短短的触碰，就像是薄薄的宣纸破了几个洞，我凑近眼睛窥视，看见了这内涵的一角。
善水中学对于学生德行的要求很高，被发现有道德问题的学生，往往会反复予以转学的建议。直到毕业后，我才知道这时常被外界诟病：“只是上初中的孩子犯了错误，难道不应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吗？”其实这个角度我也觉得有些道理，只不过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我在善水的三年里，确实是活在了和谐稳定的生活中。
现在想起来，也许我所谓构筑幸福的世界，只是想重现那时理想化的小小社会。只是随着年龄增长，我意识到社会并不能像善水一样，品行不端的人不可能被剔除，他们也同样拥有继续生活的权利。要怎么办？要连这部分人，也一起帮助吗？
徐老师是这样回答我的：“你没办法改变他们的内心，至少不要改变你自己的内心。”
彼时我只是攥紧手里的活页本，平日里在脑海里浮现的碎片故事，在此刻拼接，迸发出了火花。
“我想要，写个故事。”我下意识地用另一只手揉捏着发尾，头发摩擦着，发出沙沙的响声，“请您……指导我吧。”
“你这么有天赋，也有这个想法，我怎么可能放着你不管呢？”
自那一天起，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事非常上心。课间和午休时他插着空补习文学理论，晚自习则在办公室里备课。等我到他的办公室时，他会亲切地笑着说“你来了”，为我抽开座椅。我需要先看他为我整理的理论笔记，随后写下今日的故事。有时多、有时少。我坐在办公桌的侧面，只管低头写作，然而偶尔抬起头来看向他的时刻，他总是一丝不苟地面向电脑，从未因为我的抬头而分心，在费心费力地为了学生操劳。大多时候在备课，偶尔会是成绩分析表，偶尔会找其他科目的老师询问上课的状态，偶尔打开与家长的会话页面，关心学生在家庭里的心理状况。
我听其他老师聊过徐老师的事。
他在北方的农村出生，年少时独自来到了城里。十八九岁，他自认为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人而沾沾自喜，然而大城市里各色各样的人才迅速击垮了他的信心。年轻的徐家培是永不放弃的，找了兼职售货员的工作，一边读书一边赚钱，偶尔会为街边的乞丐买早饭。他二十岁做工时突然感到口渴，从货车上跌跌撞撞地下来，然而只能在便利店的门前久久驻留，最终放弃了进去买瓶水。毕业之后，来了初建的善水中学当老师，干了十年多，学校提拔他做管理层。不过还没干两年，他就因为顶撞了上级，又回来做普通教师。
徐老师总是和善的、憨厚的，纵使被反驳了观点，也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对方，然后仔细地倾听别人。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事，能让他去顶撞上级。
阔别两年的初中，如今回到此处，即使已与记忆中的有所不同，我仍然感到安宁，也回忆起了一些重要的人，与重要的事。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是我升上初中后，徐老师同我们的第一堂课里说的第一句话。这似乎正是校名“善水”的由来，而对于品行的规矩大概也是要求最为严厉的一档。
“不可偷窃，不可伤人，不可欺侮弱小，不可见死不救。”徐老师旋开杯子的盖，抿了一口，又不紧不慢地在台上坐下，“我希望你们都成为仁厚，善良，爱护别人的人。”
徐家培老师是骨干教师，彼时大抵四十多岁，是个蓄着胡的中年男人，常是左手持着水杯，喜欢来回踱步，同我们讲教科书以外的事。透明的水杯，枸杞在茶色中旋转着落下，静静地躺在泡软了的、茶叶的正中，舒适而宁静。
下课铃响了。徐老师起身，从讲台直直走到最后排的我的身边，拍拍肩膀，示意我同他出去。
“你叫什么名字？”徐老师自然地半躺在了办公室的办公软椅上，拿起名单对着看，“我想你应该是这个名字吧，冷星？昨天报道的时候我点了名，这个名没人应，也没看到你，今天你就出现了。”
“不好意思老师，昨天我陪哥哥去复诊了。”我低着头，手指掐住了发尾。自小学留的长发已经披肩，刘海的一侧可以勉强遮住左眼。
“你爸妈很忙？进初中第一天可是你人生重要的里程碑，怪遗憾的。”他还在打量我，“你能把头抬起来给我看看么？”
我微微抬起头来，却仍然并未拥有正脸面向他的勇气。光线刺过他身后办公室的窗子，在我略微抬起头的瞬间便也穿过发丝的间隙落入眼睛里，有些许刺痛，耀眼得可怕。徐老师粗糙的手指轻轻擦过我的额头和鼻梁，将我的头发撩至耳后：“噢，原来你是异色瞳。这真好看。你愿意的话，剪短头发会更好看，不过这只是我的建议，你不剪也是你的自由。”
“……学校不会要求剪掉吗？”
“不会，”徐老师笑了笑，“留什么样的头发、穿什么样的衣服、谈不谈恋爱，或者是女孩子化不化妆、男孩子打不打球……这些都是你们要自己慢慢长大，然后自己慢慢决定的。只不过有些决定，你们还太小，也许做不好，那样我们才会干涉。”
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被各式各样的多彩小皮筋填满了。他从中挑出一个深色的，为我把头发扎起来。
“这是我女儿的，你先扎着。夏天，热。”
回到教室，我又坐在了原先的位置。同桌是个长发的女孩，她与朋友交谈时不停地挠着后颈，透过头发隐约可见红色的疹子上一道道的抓痕。脑海中浮现出徐老师所说的话，我怔怔地取下了皮筋，递给她。
“你过敏了，扎起来吧。”我提醒她。
“啊，可是那样就遮不住印子……”她接过去，并且长长地看着手心的皮筋犹豫着。
“去校医室买药然后贴上就遮住了吧？”
“我不知道校医室在哪……”她突然低落起来，趴在课桌上。我看不见她的脸，只是这才意识到她脑后的编发非常精致，别着一只蝴蝶金属发卡，在阳光的映射下同发丝一样闪闪发亮，从发卡尾端延伸出的细链条延伸到了耳侧的珍珠夹子，应该是定制工艺的二体夹。当我从对发夹的关注重又转移到她身上时，注意到她一阵一阵地抽泣。
我俯下身凑近她，然而她似乎害怕我看见她哭泣的面容，又向远端挪了挪，并且脑袋侧过去。
“你怎么了？我陪你去校医室吧。”
“不是……我想姐姐，还有爸爸。”因为蒙在了臂弯里，她的声音就像含着雾气，“我想要跟姐姐上一所学校，家里不让。这里要寄宿，每周才能回一次家……我不要这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安静地注视着她。教室里的空调没开，身后的窗开了一半，燥热的风鼓动着，将窗帘轻缓地盈起，吹在后背上，衬衫与微微发汗的皮肤贴得更紧。直到她抬起头来，我看着她被泪水沾湿的侧脸和粘在脸颊上的弯曲的发丝，将手边的纸递给了她。
最后还是陪她一起去了医务室。我瞄见她接过校医递过来的表格，然后在名字那一栏写上：林涧。
林涧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个活泼好动的人，情绪总是写在脸上，不适应寄宿生活，也常常与同学闹矛盾。她应该是富人家的子女，与我聊的多是些她幼年时学习书法的故事，或者是假期的出游。自出生以来，我年幼时身体羸弱，几乎无法离开家和医院，等到上小学时，父母也坚决认为在未来时出去看看才合适，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离开过平海市。林涧去过很多地方，国内的商业都市或田野风情，国外的艺术城市或街头文化，她都见识过，为我讲述了许多故事。我为她准备了一个活页本，当她聊起这些，便默默地倾听，随后记下来，再借用同学的手机搜索资料，加以补证——这成为了我最初看世界的方式。
不过她提及最多的，还是她的姐姐。我不会记录别人的家庭故事，所以只是放下纸和笔，倾听着。
林涧的姐姐，在她的嘴里是个乖僻的人，常常沉默着，喜爱将自己锁在房门里，研究各种各样的乐器，喜欢以动手拆解结构的方式学习，但也是个会把伤心的林涧抱在怀里轻轻抚摸头发的，温柔的人。
在初中以前，我受限于年龄与教育，虽说能比同龄人写的东西长很多，仍然并不足以构筑什么系统性的故事。徐老师对我很好，只要我晚自习写完作业，便可以去办公室，与他分享我的写作练习，然后向他分享那个活页本上新增的内容。
“你和林涧相处得好像很不错，这真太好了。”徐老师看完我的文章，并没有对此做出评价，反倒是眼神望着尚未打开的活页本，不知用意，这样对我说着。
“她的眼界很开阔，父母也很开明，我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
“哈哈，有朋友真是好啊。”他就那样爽朗地笑着，嘴角扬起的弧线还是很熟悉，有着令人安心的力量。他伸出手，中指和食指因为多年执笔，有厚厚的茧，而这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发顶，温暖的感觉从手心里汇进左胸跳动的心脏，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有些理解幸福的含义。我过去只是从书里或是身边人的神色中隐约地理解幸福，而此刻短短的触碰，就像是薄薄的宣纸破了几个洞，我凑近眼睛窥视，看见了这内涵的一角。
善水中学对于学生德行的要求很高，被发现有道德问题的学生，往往会反复予以转学的建议。直到毕业后，我才知道这时常被外界诟病：“只是上初中的孩子犯了错误，难道不应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吗？”其实这个角度我也觉得有些道理，只不过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我在善水的三年里，确实是活在了和谐稳定的生活中。
现在想起来，也许我所谓构筑幸福的世界，只是想重现那时理想化的小小社会。只是随着年龄增长，我意识到社会并不能像善水一样，品行不端的人不可能被剔除，他们也同样拥有继续生活的权利。要怎么办？要连这部分人，也一起帮助吗？
徐老师是这样回答我的：“你没办法改变他们的内心，至少不要改变你自己的内心。”
彼时我只是攥紧手里的活页本，平日里在脑海里浮现的碎片故事，在此刻拼接，迸发出了火花。
“我想要，写个故事。”我下意识地用另一只手揉捏着发尾，头发摩擦着，发出沙沙的响声，“请您……指导我吧。”
“你这么有天赋，也有这个想法，我怎么可能放着你不管呢？”
自那一天起，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事非常上心。课间和午休时他插着空补习文学理论，晚自习则在办公室里备课。等我到他的办公室时，他会亲切地笑着说“你来了”，为我抽开座椅。我需要先看他为我整理的理论笔记，随后写下今日的故事。有时多、有时少。我坐在办公桌的侧面，只管低头写作，然而偶尔抬起头来看向他的时刻，他总是一丝不苟地面向电脑，从未因为我的抬头而分心，在费心费力地为了学生操劳。大多时候在备课，偶尔会是成绩分析表，偶尔会找其他科目的老师询问上课的状态，偶尔打开与家长的会话页面，关心学生在家庭里的心理状况。
我听其他老师聊过徐老师的事。
他在北方的农村出生，年少时独自来到了城里。十八九岁，他自认为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人而沾沾自喜，然而大城市里各色各样的人才迅速击垮了他的信心。年轻的徐家培是永不放弃的，找了兼职售货员的工作，一边读书一边赚钱，偶尔会为街边的乞丐买早饭。他二十岁做工时突然感到口渴，从货车上跌跌撞撞地下来，然而只能在便利店的门前久久驻留，最终放弃了进去买瓶水。毕业之后，来了初建的善水中学当老师，干了十年多，学校提拔他做管理层。不过还没干两年，他就因为顶撞了上级，又回来做普通教师。
徐老师总是和善的、憨厚的，纵使被反驳了观点，也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对方，然后仔细地倾听别人。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事，能让他去顶撞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