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冬天，云南和平解放。马大爹跟随所在部队起义后，有了退伍的机会。他一边接受审查办理退伍的手续，一边找到了经常往来中缅边境的马帮，很快联系上了之前的走夷邦的同学。那边也很快回信，小梅一家仍旧还在密□□。马大爹知道，小梅一定还在等他，还在等着他来兑现承诺。于是马大爹下定决心，去缅甸。他没有给家人透露半点口信，他甚至天真地以为等局势稳定了，带着小梅再回来认祖归宗。但是他却不得不告诉三妹，因为他们之间有婚约。他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三妹没有阻止，还帮他收拾行李，掩护他离开。于是在临行的前一夜，他将领带夹交给了三妹。
马大爹在1950年的中秋启程了。他在省城的驿站，混成了马夫的样子，跟着马帮出城，一路南下，直奔边境。因为马帮都行走在山间小路，要经过很多村村寨寨，等马大爹到达边境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小梅也已经在木姐镇等了小半年了。两个年轻恋人，被战争分隔，时隔多年的重逢，让马大爹觉这是老天爷对活下来的人的犒赏。在马大爹到达木姐的当晚，因时局不稳，小梅就准备好趁着满月的夜色马上过江了。只是谁又能想到，不过咫尺的江水，他们却过不去了。装扮成船老大的土匪，不仅抢走了货物，还想劫持小梅。马大爹虽抢了一把枪，但在江上仍旧无法脱身。正当无计可施之时，小梅拉着他一起跳了江。冬天是枯水期，江面并不宽，只要借着夜色，避开土匪的子弹，就有可能在下游上岸。但水流的速度超过了想象，虽然他们起先还紧紧拉着手，但在汹涌的江水中，他们最终被冲散了。
“我们刚被冲散时，我就大声的喊她。她的声音是从后面传来，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我在前，她在后。我很快抓住了一块石头的边缘，死死抠住它的缝隙，缓下了速度，就大声喊小梅，想要截住她。可是我却再也听不到她的回答了。我起先以为是距离远，就一直喊着，等着她冲下来。可是时间很快过去，小梅的回答却再也没有响起。我意识到小梅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于是我也松了手，准备下去找她，可是就在这时我听到了示警的鸣枪。江边冲出一支持枪的队伍，我开始以为是土匪追来了；可等他们拿枪对准我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解放军发现了我们。我也不管他们是如何怀疑我的，只大声呼喊，让他们赶紧往下游去找小梅。一部分人很快向下游跑去，而我则被救回了岸边上，被控制住了。”
“他们怀疑你什么？”年轻人问道。
“怀疑我是特务。我被救上岸后，他们就从我的手茧子上，判断出我当过兵。而当时的李弥部队就在缅甸活跃着，我这个国民党的退役老兵，是没人相信的。我向解放军说明了身份，以及前一晚上的遭遇，但任何一件能证明我身份的文书，都在被土匪抢走的船上。而此时小梅生死未卜，我一次次地想挣脱他们，赶快去找小梅。可突然后背一阵剧痛，眼前一黑，就昏倒了。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被关在一个有光线可以射进来的木板房中，双手被捆着，但隐隐可以听到江水的声音。我大声呼喊，不知这一昏睡又过了多久，小梅有没有找到。后来进来了一个背枪的兵，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以前在哪里服役。我没有半点隐瞒，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是怎么来的边境。但等我追问小梅下落的时候，他却说不知道。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腰上配着盒子枪的，他问我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要我越具体越好。我便只有把遭遇土匪和小梅冲散的经过告诉他。他让我描述土匪的相貌、身量、口音和使用的枪械，却决口不停小梅。我忍不住问他，他却只让我耐心等待，说会调查清楚的。我就像这样一直呆在木板房中，途中有人来送吃的，也有继续问话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讲述，回忆，讲述，仍旧没有换来小梅的任何消息。”
“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你大概也觉得小梅活不了了吧？”年轻人问。
“我很害怕。我盼望着有人能告诉我外面的情况，特别是小梅的；但也害怕那个可怕的消息。直到第三天的早上，我终于被带出了板房，背枪的士兵直接把我带到江边。老远就看到了岸上平放着的尸体和跪着的人，我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不想再往前。可是之前问过我话的盒子枪长官，招手让我过去。他指了指那几具尸体，让我好好辨认，看有没有认识的。我扫了一眼过去，确认没有女的，才好好地去辨认。终于看到其中一具，特别眼熟，正那天夜里和我有过近身搏斗，被我抢了□□土匪。我如实告诉了长官。他了然地笑了笑，又拿出一个行李袋，要我确认。那正是我的行李袋，有当兵时的衣服、有退伍证明、也有我曾经获得的忠勇勋章。长官为我解了绳子，并把行李袋还给了我。难道他们不怀疑我了吗。对方笑笑地说，不会有特务把勋章带在身上的，况且也已经和上级核实了我的身份。我问他，有找到小梅吗？他面色一沉说，那天夜里战士们一直往下游追去，可到了边境线以后，就过不去了。这几天他们都在江边搜寻，没有找到小梅，却和这群偷偷摸摸也在江边寻找什么的土匪遭遇了。后来就是我看到的，解放军击毙了土匪头子，还抓回来了几个，竟还找到了我所丢失的行李。我提出自己继续去江边找小梅，他拒绝了，并将我送回了木姐镇，交给了当地的民兵。”
“其实，就算你再去找，又能找到什么？并且后来边境冲突不断，江水两岸都封锁了，你就是想过江也过不了江了。”年轻人接着说了后来的时局。
“我很快被押回了省城，又被关着审查了一段时间，才被放了出来。出来的那天，我到马帮传了口信，让老同学联系上密□□小梅的父母。而后回到了村里，好歹也要和父母一个交代。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妹竟然也在，她竟然已经在我家住下三个多月了。父母对我的去向，一无所知，以为我在外帮工，春节前就会回来。我问三妹，如果我春节前也没有回来，她要怎么办？”
“她说，她觉得只要领带夹在着，总有一天你们会回来的。”年轻人接上了话。
“是啊，领带夹原先连接着我和小梅，后来连接着我和三妹。”马大爹继续说道，“三妹问我小梅的下落，但连我自己都不再相信她还活着。五个多月后，马帮传消息回来，密□□那边也没有小梅的消息，因为缅北时局的动荡，她的父母也已经离开了密□□。”
“所以你们认定小梅已经死了。”年轻人仍旧重复了这个问题。
马大爹点了点头，“是的，我选择相信她已死去。于是，我决定不能再辜负眼前人，我选择做一个丈夫，三妹的丈夫。后来我和三妹回了马家大院，我因为当过工程兵，被招进了机床厂，三妹继续在纱厂工作。战争结束了，我们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和平生活了，我无法拒绝新生活。那十年，我在工厂渐渐成了骨干，提干在望；三妹还被评上了劳动模范，上了报纸；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小东出生，进了厂里托儿所。一切都那么美好，以致于淡忘了从前的很多很多……”
“你们有很长时间没有打开过领带夹的盒子，它被放进了衣柜的里层，直到1957年的夏天。当过国民党兵的你，被一次次谈话、一次次审查，直至停职回家。而与此同时，三嬢嬢却因贫农出身和劳模身份，成为了被重点培养的女职工。”年轻人没有将时间停住，直接打断了马大爹的美好。
“是的，我们开始争吵。三妹不能理解我对曾经军人身份的骄傲，我不能理解她对场场运动的热情。我当兵11年，我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是对是错，我绝不推卸、否认。三妹比我敏感，比我有前途，也更比我身不由己。上面对她施加的压力很大，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一直陪在小东身边，我们之间越来越难说上话。后来我被调离了机床厂，去到了城郊的农村从事劳动。三妹带着孩子在城里生活。我很少能回家，就算是回去，也大都是在夜里，她们都睡了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到家时天都快亮了，我打开衣柜，想把领带夹的盒子带走。三妹突然起床，一把抢过了盒子藏到身后，然后眼睛大大地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明白了她的意思。那天清晨，我离开时，心中有了久违的安心。”
“三嬢嬢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你，在你下放的那两年，她受到的压力不比你少，但她没和你抱怨过。如果你要离婚，她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年轻人告诉马大爹，“其实，如果不是后来你收到了那封信，想要离开的话，那么三嬢嬢是绝对不会做那件事的。”
“我知道，所以在我摘帽回城的第二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小萍。当时的自上而下的一些错误的得到纠正，我以为我们都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之上，可以重新开始。但是一封信的到来，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1964年秋天，我竟然收到了一封辗转半年之久的来自印尼的信，写信人竟然是小梅。小梅没有死，她在落水的当天夜里被人救起，但之后高热发烧，失去意识，等整个人恢复过来已经快两个月了。而那时边境已经封锁，小规模的战争时有发生，她甚至都回不了密□□，只能在大半年之后，跟随当地人去到了曼德勒。在曼德勒，她有了父母的消息，联系上了他们，却再也联系不上国内了。后来时局变化，久无消息，小梅嫁给了当地华人，后来跟随夫家去到了印尼。这些年，她都尝试着写信来国内，是死是活，她都想知道。这封信其实已经是她寄出的第七封了。信上写的地址是我曾经当兵时的驻扎地，当时已经归还给了附近村民，所以信在村子里放了很久，又退回了邮局。邮局对这种海外的非常重视，就转交给了武装部，找到了早已退役的我，经工厂党办转到了我的手中。”
“就是小东说的全是外国字的那封信？”年轻人问道。
“是的，就是这封，但不全是外文，后面附着的那个歌词才是英文的。”
“什么歌？”
“莫尼中尉用小提琴拉的那首曲子，小梅找到了这首歌，名字叫《Home on the Range》，她把歌词一起抄了过来。”
“所以那时你想去找她？”
“没有，我当时并没有那样想。我们都已经各自成家，这封信只是让我们知道彼此都还活着就好。并且经过之前的下放，我不愿意再和海外有什么牵扯。我把这封信交给党办，说清了我和小梅之前的关系，并希望他们同意我回信给她。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能和别人说清楚的事，却没有得到小梅的理解。她不希望我回信，她要我拿出坚决的态度，切割关系，不能留下把柄。但我必须要给小梅一个回话，不可能还让她一个人心心念念地挂着，那种苦我懂得。所以我还是回了信，并将信的内容交由党办检查，也拿给了三妹看，但她没有看。那封信寄出去大概又几个月，我次收到了小梅的回信。她在信中说她非常高兴，我们都还活着，有了各自的家庭，她也很幸福。她的丈夫是华人富商，也非常想回国，她期待着我们大家相逢的那一天。这第二封信，厂办领导和三妹都看过，领导甚至还很高兴地说，争取以后赚外汇。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想第二年，印尼发生政变，总统下台，国内动荡。当我从广播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政变后一周了，我急忙写信寄了出去。”马大爹的声音逐渐急促，眼睛因激动又红了起来，“但是我没有再收到回信，直到现在都没有……”
“她们一家都遇难了。”年轻人低沉地说。
“你就是在那时来到的吧？”马大爹问他。
“你怎么会知道？”年轻人很意外。
“没有任何音讯的那段时间，我天天把领带夹揣在贴身的口袋，就连睡觉的也没有离身。可是有一天夜里，我被烫醒了，竟然是领带夹自身在发烫。那一刻，我便有了不好的预感，小梅她们肯定出事了。我偷偷打开收音机，但是一片雪花，收不到任何声音，直到早上六点半，我才收到新闻，印尼爆发了针对当地华人华侨的大规模屠杀……小梅她们……我不敢再想下去。然后领带夹渐渐冷下去，再也没有了任何异常。”
“我的第一任主人，将她生命最后的力量，寄予在领带夹上。她知道你们不再有相见的一天，只能让领带夹传递着最后的信息。”年轻人解释道。
“能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吗？小梅她们究竟是怎么……”马大爹红着眼睛问道。
“世间的最大残忍，不需要一次次重现。”年轻人摇了摇头，拒绝了。
“呵，”马大爹一时失笑，“确实啊，这世间最大的残忍，往往是人对人。”
马大爹在1950年的中秋启程了。他在省城的驿站，混成了马夫的样子，跟着马帮出城，一路南下，直奔边境。因为马帮都行走在山间小路，要经过很多村村寨寨，等马大爹到达边境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小梅也已经在木姐镇等了小半年了。两个年轻恋人，被战争分隔，时隔多年的重逢，让马大爹觉这是老天爷对活下来的人的犒赏。在马大爹到达木姐的当晚，因时局不稳，小梅就准备好趁着满月的夜色马上过江了。只是谁又能想到，不过咫尺的江水，他们却过不去了。装扮成船老大的土匪，不仅抢走了货物，还想劫持小梅。马大爹虽抢了一把枪，但在江上仍旧无法脱身。正当无计可施之时，小梅拉着他一起跳了江。冬天是枯水期，江面并不宽，只要借着夜色，避开土匪的子弹，就有可能在下游上岸。但水流的速度超过了想象，虽然他们起先还紧紧拉着手，但在汹涌的江水中，他们最终被冲散了。
“我们刚被冲散时，我就大声的喊她。她的声音是从后面传来，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我在前，她在后。我很快抓住了一块石头的边缘，死死抠住它的缝隙，缓下了速度，就大声喊小梅，想要截住她。可是我却再也听不到她的回答了。我起先以为是距离远，就一直喊着，等着她冲下来。可是时间很快过去，小梅的回答却再也没有响起。我意识到小梅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于是我也松了手，准备下去找她，可是就在这时我听到了示警的鸣枪。江边冲出一支持枪的队伍，我开始以为是土匪追来了；可等他们拿枪对准我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解放军发现了我们。我也不管他们是如何怀疑我的，只大声呼喊，让他们赶紧往下游去找小梅。一部分人很快向下游跑去，而我则被救回了岸边上，被控制住了。”
“他们怀疑你什么？”年轻人问道。
“怀疑我是特务。我被救上岸后，他们就从我的手茧子上，判断出我当过兵。而当时的李弥部队就在缅甸活跃着，我这个国民党的退役老兵，是没人相信的。我向解放军说明了身份，以及前一晚上的遭遇，但任何一件能证明我身份的文书，都在被土匪抢走的船上。而此时小梅生死未卜，我一次次地想挣脱他们，赶快去找小梅。可突然后背一阵剧痛，眼前一黑，就昏倒了。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被关在一个有光线可以射进来的木板房中，双手被捆着，但隐隐可以听到江水的声音。我大声呼喊，不知这一昏睡又过了多久，小梅有没有找到。后来进来了一个背枪的兵，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以前在哪里服役。我没有半点隐瞒，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是怎么来的边境。但等我追问小梅下落的时候，他却说不知道。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腰上配着盒子枪的，他问我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要我越具体越好。我便只有把遭遇土匪和小梅冲散的经过告诉他。他让我描述土匪的相貌、身量、口音和使用的枪械，却决口不停小梅。我忍不住问他，他却只让我耐心等待，说会调查清楚的。我就像这样一直呆在木板房中，途中有人来送吃的，也有继续问话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讲述，回忆，讲述，仍旧没有换来小梅的任何消息。”
“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你大概也觉得小梅活不了了吧？”年轻人问。
“我很害怕。我盼望着有人能告诉我外面的情况，特别是小梅的；但也害怕那个可怕的消息。直到第三天的早上，我终于被带出了板房，背枪的士兵直接把我带到江边。老远就看到了岸上平放着的尸体和跪着的人，我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不想再往前。可是之前问过我话的盒子枪长官，招手让我过去。他指了指那几具尸体，让我好好辨认，看有没有认识的。我扫了一眼过去，确认没有女的，才好好地去辨认。终于看到其中一具，特别眼熟，正那天夜里和我有过近身搏斗，被我抢了□□土匪。我如实告诉了长官。他了然地笑了笑，又拿出一个行李袋，要我确认。那正是我的行李袋，有当兵时的衣服、有退伍证明、也有我曾经获得的忠勇勋章。长官为我解了绳子，并把行李袋还给了我。难道他们不怀疑我了吗。对方笑笑地说，不会有特务把勋章带在身上的，况且也已经和上级核实了我的身份。我问他，有找到小梅吗？他面色一沉说，那天夜里战士们一直往下游追去，可到了边境线以后，就过不去了。这几天他们都在江边搜寻，没有找到小梅，却和这群偷偷摸摸也在江边寻找什么的土匪遭遇了。后来就是我看到的，解放军击毙了土匪头子，还抓回来了几个，竟还找到了我所丢失的行李。我提出自己继续去江边找小梅，他拒绝了，并将我送回了木姐镇，交给了当地的民兵。”
“其实，就算你再去找，又能找到什么？并且后来边境冲突不断，江水两岸都封锁了，你就是想过江也过不了江了。”年轻人接着说了后来的时局。
“我很快被押回了省城，又被关着审查了一段时间，才被放了出来。出来的那天，我到马帮传了口信，让老同学联系上密□□小梅的父母。而后回到了村里，好歹也要和父母一个交代。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妹竟然也在，她竟然已经在我家住下三个多月了。父母对我的去向，一无所知，以为我在外帮工，春节前就会回来。我问三妹，如果我春节前也没有回来，她要怎么办？”
“她说，她觉得只要领带夹在着，总有一天你们会回来的。”年轻人接上了话。
“是啊，领带夹原先连接着我和小梅，后来连接着我和三妹。”马大爹继续说道，“三妹问我小梅的下落，但连我自己都不再相信她还活着。五个多月后，马帮传消息回来，密□□那边也没有小梅的消息，因为缅北时局的动荡，她的父母也已经离开了密□□。”
“所以你们认定小梅已经死了。”年轻人仍旧重复了这个问题。
马大爹点了点头，“是的，我选择相信她已死去。于是，我决定不能再辜负眼前人，我选择做一个丈夫，三妹的丈夫。后来我和三妹回了马家大院，我因为当过工程兵，被招进了机床厂，三妹继续在纱厂工作。战争结束了，我们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和平生活了，我无法拒绝新生活。那十年，我在工厂渐渐成了骨干，提干在望；三妹还被评上了劳动模范，上了报纸；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小东出生，进了厂里托儿所。一切都那么美好，以致于淡忘了从前的很多很多……”
“你们有很长时间没有打开过领带夹的盒子，它被放进了衣柜的里层，直到1957年的夏天。当过国民党兵的你，被一次次谈话、一次次审查，直至停职回家。而与此同时，三嬢嬢却因贫农出身和劳模身份，成为了被重点培养的女职工。”年轻人没有将时间停住，直接打断了马大爹的美好。
“是的，我们开始争吵。三妹不能理解我对曾经军人身份的骄傲，我不能理解她对场场运动的热情。我当兵11年，我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是对是错，我绝不推卸、否认。三妹比我敏感，比我有前途，也更比我身不由己。上面对她施加的压力很大，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一直陪在小东身边，我们之间越来越难说上话。后来我被调离了机床厂，去到了城郊的农村从事劳动。三妹带着孩子在城里生活。我很少能回家，就算是回去，也大都是在夜里，她们都睡了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到家时天都快亮了，我打开衣柜，想把领带夹的盒子带走。三妹突然起床，一把抢过了盒子藏到身后，然后眼睛大大地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明白了她的意思。那天清晨，我离开时，心中有了久违的安心。”
“三嬢嬢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你，在你下放的那两年，她受到的压力不比你少，但她没和你抱怨过。如果你要离婚，她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年轻人告诉马大爹，“其实，如果不是后来你收到了那封信，想要离开的话，那么三嬢嬢是绝对不会做那件事的。”
“我知道，所以在我摘帽回城的第二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小萍。当时的自上而下的一些错误的得到纠正，我以为我们都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之上，可以重新开始。但是一封信的到来，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1964年秋天，我竟然收到了一封辗转半年之久的来自印尼的信，写信人竟然是小梅。小梅没有死，她在落水的当天夜里被人救起，但之后高热发烧，失去意识，等整个人恢复过来已经快两个月了。而那时边境已经封锁，小规模的战争时有发生，她甚至都回不了密□□，只能在大半年之后，跟随当地人去到了曼德勒。在曼德勒，她有了父母的消息，联系上了他们，却再也联系不上国内了。后来时局变化，久无消息，小梅嫁给了当地华人，后来跟随夫家去到了印尼。这些年，她都尝试着写信来国内，是死是活，她都想知道。这封信其实已经是她寄出的第七封了。信上写的地址是我曾经当兵时的驻扎地，当时已经归还给了附近村民，所以信在村子里放了很久，又退回了邮局。邮局对这种海外的非常重视，就转交给了武装部，找到了早已退役的我，经工厂党办转到了我的手中。”
“就是小东说的全是外国字的那封信？”年轻人问道。
“是的，就是这封，但不全是外文，后面附着的那个歌词才是英文的。”
“什么歌？”
“莫尼中尉用小提琴拉的那首曲子，小梅找到了这首歌，名字叫《Home on the Range》，她把歌词一起抄了过来。”
“所以那时你想去找她？”
“没有，我当时并没有那样想。我们都已经各自成家，这封信只是让我们知道彼此都还活着就好。并且经过之前的下放，我不愿意再和海外有什么牵扯。我把这封信交给党办，说清了我和小梅之前的关系，并希望他们同意我回信给她。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能和别人说清楚的事，却没有得到小梅的理解。她不希望我回信，她要我拿出坚决的态度，切割关系，不能留下把柄。但我必须要给小梅一个回话，不可能还让她一个人心心念念地挂着，那种苦我懂得。所以我还是回了信，并将信的内容交由党办检查，也拿给了三妹看，但她没有看。那封信寄出去大概又几个月，我次收到了小梅的回信。她在信中说她非常高兴，我们都还活着，有了各自的家庭，她也很幸福。她的丈夫是华人富商，也非常想回国，她期待着我们大家相逢的那一天。这第二封信，厂办领导和三妹都看过，领导甚至还很高兴地说，争取以后赚外汇。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想第二年，印尼发生政变，总统下台，国内动荡。当我从广播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政变后一周了，我急忙写信寄了出去。”马大爹的声音逐渐急促，眼睛因激动又红了起来，“但是我没有再收到回信，直到现在都没有……”
“她们一家都遇难了。”年轻人低沉地说。
“你就是在那时来到的吧？”马大爹问他。
“你怎么会知道？”年轻人很意外。
“没有任何音讯的那段时间，我天天把领带夹揣在贴身的口袋，就连睡觉的也没有离身。可是有一天夜里，我被烫醒了，竟然是领带夹自身在发烫。那一刻，我便有了不好的预感，小梅她们肯定出事了。我偷偷打开收音机，但是一片雪花，收不到任何声音，直到早上六点半，我才收到新闻，印尼爆发了针对当地华人华侨的大规模屠杀……小梅她们……我不敢再想下去。然后领带夹渐渐冷下去，再也没有了任何异常。”
“我的第一任主人，将她生命最后的力量，寄予在领带夹上。她知道你们不再有相见的一天，只能让领带夹传递着最后的信息。”年轻人解释道。
“能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吗？小梅她们究竟是怎么……”马大爹红着眼睛问道。
“世间的最大残忍，不需要一次次重现。”年轻人摇了摇头，拒绝了。
“呵，”马大爹一时失笑，“确实啊，这世间最大的残忍，往往是人对人。”